三 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修正、补充或构建经济学理论

无论从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学之源”角度讨论，还是从前引索洛的宏论分析，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修正、补充或构建经济学理论。著名经济史学家刘佛丁教授一贯倡导，经济史研究绝不应该是仅仅讲述经济史故事，而应该致力于补充、修正和发现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即研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适用条件，为当今经济当局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剔除前提假设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不一致的经济学教条。这一理念和吴老的“源流”之说不谋而合。但是，由于受到诸多条件限制，这一研究导向的身体力行者不多见。

近年来，笔者及所在的团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虽远未到构建理论的境界，但遵循刘佛丁先生的遗训对一些经济学理论发出了质疑和尝试做了粗浅的讨论，成文的浅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详见油印学术通讯《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各期）。

第一，经济史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均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明确的或暗含的）与后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未必一致或贴近，因此，从先前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中衍生的经济政策未必都能奏效。我们将近代至今的世界经济史分成三个阶段。

（1）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短缺经济”，总供给的物质构成完全与总需求吻合。虽然总需求并不旺盛，但由于供给不足，销售没有任何问题，总需求总是被迫适应总供给。简单地说就是，低下的总产出不能满足消费者低水平的购买。政府若干预经济，一般是压制本来就水平很低的消费，鼓励投资或引进外资。

（2）需求约束型经济。这一阶段潜在总供给能力强大，且总供给的物质构成完全与总需求吻合，只要有订单，厂商就能供给产品，销售成了企业最大的问题。简言之，总供给总是被迫适应总需求。相对来说，只有消费者买不起的问题，而生产一端没有太大问题。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一般是扩大外需和内需，经济政策往往比较奏效，至少在短期内效果显著。

（3）“新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阶段总供给能力虽强大，但其物质形态与总需求增长不吻合。国内需求只是在旧有的规模上循环，总供给的物质形态不能适应国内需求的增长。国内富裕的消费者不是买不起产品，而是没有什么新产品可以引诱消费者多买。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只能依赖出口，一旦出口受阻，则GDP口径的总产出便陷入低迷状态，一切需求管理的政府经济政策均无显著的正面效果。通过对日本经济泡沫和“失去的二十年”的研究，从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回推，得出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指有效内需不足”的结论。在政策意义上说，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治理外需不足导致的经济低迷。

我们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就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经济；美国从1919年开始，完成了这一过渡；中国自近代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期，一直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直至1995～1996年才完成了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过渡；日本在1950年之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则进入了“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第二，对某些国际贸易理论的修正。首先，贸易条件学说只适合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已不适合作为考量国际贸易得失的尺度。对于绝大多数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国家（地区）来说，本币贬值虽恶化了贸易条件，却能改善贸易收支，减少失业和促进投资增长；本币升值虽改善了贸易条件，却恶化了贸易收支，造成国内失业增加和投资下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倾销与反倾销在国际贸易中司空见惯。倾销无疑是倾销国主动恶化贸易条件，但由于在产能巨大的条件下仍可薄利多销，所以很多国家乐此不疲；被倾销国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本国产品市场被挤占，则坚决动用关税武器反击。

第三，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比较优势理论“2×2模型”无效，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发生松动。在“2×2模型”中，两国都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互相贸易，结果都比没有贸易时的收益大，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产品销售没有问题，李嘉图时代的销售也确实问题不大。在当今需求约束型的世界经济中，产品销售是大问题，“2×2模型”必然崩溃。同时，在国家之间时常产生利益冲突、战争不断的前提下，“2×2模型”更难顺畅运行。

第四，对某些货币理论的修正。首先，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政策喻为一根绳子，认为“可以用绳子拉车但不可以用绳子推车”，即在萧条时货币政策难以启动经济，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上述理论源自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的特例，不具有一般性。由于胡佛总统固守金本位制，美国的基础货币根本没有供给弹性；由于美国商业银行大量倒闭，“硬件”系统无法使货币乘数运行。因此，问题不在于货币政策的软件本身，而是保证其运行的硬件系统出了问题。大萧条时期，同是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英国于1931年实施了放弃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经济便走出了低谷；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的中国于1933～1934年发生了萧条，1935年放弃了银本位制，经济增长重新开始。英中两国的共同特点是，货币供给有了充分的弹性，且商业银行体系均未遭受美国那样的重创。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也是可以引导萧条经济走出低谷的，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绳子未必不能推车”。其次，凯恩斯经济学在论述货币政策无效时论证了一个极端的假说——“流动性陷阱”：当市场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低到不可再低的水平时，公众将不再购买证券，当局无论投放多少货币，均会被货币需求吸收。于是，投资无法增长，经济不会走出低迷。通过逻辑讨论和对美国大萧条案例的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在金本位时期，经济中不存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暗含的两个重要前提假设：其一，货币当局不具有持续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能力；其二，有价证券市场上也没有一个“至低”的、公众一致不再购买证券的收益率。从逻辑层面分析，若第一个前提假设不存在，使“流动性陷阱”出现的可能性消失了——既然当局不能无限供给货币，那么，“货币需求可以吞噬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就成了纯粹的想象或虚张声势。即使存在第一个假设——当局有无限供给货币的能力，但如果第二个前提假设不存在，“流动性陷阱”也不会出现，最多是有价证券交易量下降，而不会出现无人购买的惨状，宏观角度的短期收入摆布结构依然是货币和证券。从实证角度讨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货币当局不具有无限供给货币的能力，同时，1932年国库券到期收益率在10～11月低到了0.01%时（股票的年平均收益率只有0.72%），股票交易量明显下降，国库券交易额却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在经济萧条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时，由于前提假设不存在，因此也就未能出现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其逻辑也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假说——理论正确但理论无效。

第五，我们认为，近代中国法币改革前的货币有“不可控外生变量”之属性，是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众所周知，货币理论界对货币供给的性质有“内生性”和“外生性”之分，而我们根据货币理论对银本位制下中国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分析之后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既无经典的“内生性”，也无经典的“外生性”，而属靠天吃饭式的“不可控外生性”。这一研究结论一方面暗示了法币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对经典货币理论提出了新解。

诚然，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团队实力尚弱。将不成熟的讨论结果在此做一总结归纳的意图有二：其一，供学界同仁评头论足，以便我们修正和深化；其二，抛砖引玉，供后来学人借鉴。归纳之余，参照福格尔和诺斯的宏论从头梳理我们的研究过程，思考陷入山穷水尽之窘境时的苦恼，把教训和点滴体会总结出来，编成本书，就教于方家。由于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照猫画虎功力尚浅，因此，书中讹谬在所难免，诚望读者不吝赐教。

刘巍

2016年春于广州南沙名苑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