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转型与变革中承认差异凝聚共识

当代世界正处于社会转型，思想观念大碰撞、文化价值大交融时代。全球化浪潮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传媒技术发展，正以空前力量冲击着人类社会彼此互相隔绝的堤坝，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地区卷入冲突的旋涡。从巴以重陷暴力怪圈、乌克兰危机下的大国角力，到“伊斯兰国”暴恐活动和欧洲难民危机高潮迭起，尽管国际各种冲突不断，但是世界仍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对话，由对立走向交往，由相互猜忌走向互信认同日益增进。从太平洋之滨到大西洋沿岸，从应对气候变化到打击恐怖主义，各国政府与相关组织召开各种国际会议不停歇地讨论着全球性议题。

事实上，一个日益分化和显现个性差异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寻求沟通、理解、认同和共识的时代。一方面，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分化、结构转变，无不引发人们思想观念裂变和价值多元化；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又离不开建立在共同利益、公共价值等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认同与价值共识。寻求共识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构建良序和谐社会的共同需要，集中体现在人们利益相关性基础上的公共政治、价值和文化领域。差异性共识就是在社会分化、意见分歧的多样性基础上，通过经济互利、政治协商、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以对等、诚信、互惠为原则，达成或形成的公共性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认识。

追求和谐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但什么样的理念，才能让世界实现永久的和平？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国家实现持续的发展？什么样的思想，才能让人类打破文化的隔阂？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让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成果？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的一段话引发世界关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国际关系共识。交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大国崛起治理理念，勾画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坐标：“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人与人，国与国，需要守望相助；需要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勇担责任，因为命运休戚与共，梦想相连相通。

然而，不同利益的主体能否达成共识，不同价值取向如何形成共识，如何在利益与价值的通约中承认差异，寻找共识，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难题，也是古往今来智者追寻“多样性统一”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历经了从追求“一元论”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到“二元论”“多元论”零和博弈的价值分化与冲突，再到“多样性统一”“和而不同”“互利互惠”“承认包容”，寻求差异性共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涉及“差异性共识”的本体性存在、方法论转换、共识困境与实现途径，而且必然涉及利益多元和价值冲突的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阶级冲突论的国家统治共识提出，到社会整合、交往理论的国家治理共识凸显，无论西方哲学家的思考，还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理念的转换，都体现了人类在转型变革中寻求差异性共识理念的艰辛探索和走向“互利共赢”差异性共识的多路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