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一个老的群体继续在其中鼓吹一种老的教义，而同时一个新兴的群体也在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教义。同一个事物有着不同的面貌，这种迷惑标志着真正的认识论的开端，它远非仅仅去完善和证实一个以前接受了的观点，因为认识论表达的不仅是对一个具体真理而且是真理本身及人类认识能力的动摇了的信仰。
—— [德] 卡尔·曼海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
1923年4月，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中国古史（先秦时期）中的许多材料是层层累积起来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时代愈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证，知道的古史越多”，知道得越多并不意味着我们头脑中知识的可靠性越强，这一诡异的现象“极大地危害了人们对于中国真实历史的认识”，使得“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
“层累史观”的说法曾极大地冲击了国人原有的历史观念，尽管后学普遍认为将“中国古史看成是由层累造成”的在学术研究范畴内显得过于极端和随意——我们不能排除顾氏之所以如此是有着许多非学术因素的考量，然而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人们重新审视许多近乎“常识”的“历史知识”时，仍不得不感慨“层累史观”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社会许多有关传统事物的记忆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警示意义。
一、选题缘起——层累造成的“师者”
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而又言人人殊的思想难题，作为人类在日常世界中的创造物，文化的兴衰存亡与其创造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期望紧密相关，当一种文化被社会主流群体所否定与抛弃时，其衰退的命运往往是难以避免的，斯宾格勒式将文化（或文明）看成是一种特殊生命体并试图把握其演化规律的观点是一种哲人的“痴梦”。如果一种文化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陷入颓势甚至消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应仅从文化本身去寻求与挖掘，而是要分析与探索文化的创造者与继承者——人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与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深意。概言之，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延伸物，由具有特殊精神品质的个体（或群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创造、继承与赓续，同样也是观察人的一面“镜子”，通过文化的映照与反射，人们能够感受、思考和反省文化中所潜藏的人的“自由意志”，后者既是使文化的本质特征得以形成的内在前提，也为人们分析和理解人所处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一双观察的“眼睛”。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着各种文化类型与价值观念间的碰撞与交融，“传统”（广义上指所有过去的事物）作为其中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其历史境遇与现实命运令人唏嘘。尽管“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的集合，然而当我们面对中国的“传统”时，常常会惊异于其形象的多变性与诡异性，究其原因，除了“传统”作为一种历史事物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外，个体（或群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和现实立场而对“传统”施加的“任意言说”无疑也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因素。回望百年间的中国历史，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似乎总是以一种“潮流”与“运动”——从“孔子改制考”到“大盗乡愿说”、从“创立孔教会”到“打倒孔家店”、从“批林批孔会”到“儒学救世论”——的方式疾雨狂风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风潮转向而函矢相攻，“其兴也勃，其亡也乎”，忽左忽右的“传统论”不仅模糊了传统，也伤害了社会，而有关传统真实性问题的探讨无疑需要理性的学术界与纯粹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一）“传统”与“师者回归”
公允地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传统”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观念上的“杂货铺”——各路动机驳杂的“方家里手”似乎都能在“传统”中发掘出符合自身理念（与利益）的“历史古董”与“圣贤所遗”。刘再复将二十世纪思想和学术界对“传统”的阐释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批评性的反省，另一种是学术性的认识，还有就是思辨性的重构。在刘再复看来，之所以要对“传统”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认清附着于传统上的各种芜杂事物的真实意涵，然而“分类”只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第一步，尽管其作用极为重要但仍很难使人深入洞察和理解事物内部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深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其关乎的事物太多，牵扯的利益太广，内含的面向太杂。有关“传统”的争论可以被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最为激烈、冗长、复杂却又始终难以形成定论的“历史公案”，想要真正走出这一理论泥潭，或许人们首先应该反省与追问自身面对“传统”时的理念与利益的出发点问题。
“所有的眼睛看东西，都是焦点凸显而背景含糊，可是，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去看，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的和模糊的差异。”自西学拍岸以来，有关传统的争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与文化命题，始终掺杂着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政治理念和现实利益诉求，“曾经被认为是无偏见地和客观地追求真理的净土的思想领域，现在弥散着生活的世俗化、社会对抗的尖锐化和对个人竞争精神的强调”，人们总是力图通过对“传统”（夹带着私货）的认同与反对、消解与阐释来表达自身对于社会走向的期望。事实上，“传统”是历史、稳定与客观的社会存在物，有着自身独特的属性和特质，是能够被个体通过谨慎的学术研磨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所认识并挖掘的，然而当掺杂着人的现实利益与主观情感时，便会对我国有关“传统”的认知产生许多无法预知的影响：一方面，它加深了人们彼此之间理解“传统”时的裂痕；另一方面，使得“传统”披上了一层人为的“面纱”，人们在“面纱”之下各说各话。在一个缺乏共识而又呼唤真相的时代，重新认识“传统”及其当下意义，既是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重建社会共识的一种努力。
“传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物，然而“曾经存在”却并不代表已经“永远消失”，当前中国社会中便涌动着一股“复归传统”的热潮——一方面是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与推广“文化中国”（如“孔子学院”）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民间社会里各种“国学班”“女学会”的风行，甚至已经有人豪迈地做出“一个属于东方智慧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预言。迎合“传统热”的风潮，教育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要求正视甚至回归传统教育的声音，面对荆棘塞途的教育困境，相当多的人将目光投向历史，试图向历史寻求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答案，这些努力已经在当今社会中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然而，“师道”与“师者”的回归真的能够成为缓解中国教育危机的有效手段吗？无论是谁，对于这一难题的回答都需要足够谨慎，因为这一问题不但关联着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知，同样也影响着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
（二）师者与现代教师的关系尚待厘定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将历史研究看成是一种“后知之明”，而在金观涛看来，“历史学家在探索历史时经历之崎岖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有着很大的类似性，只有在历史的疑难得到理论解释之后，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后知之明’。”历史事物往往是极为复杂而又难以确切厘定的，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理论探索时应怀持必要的真诚与谨慎，那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处理方式多数都隐含着人为建构的目的，它们既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挖掘，也容易使人们将一些仍然值得深究的“问题”误识为一种“常识”，从而阻碍公众对真相的理解。很多时候，人们有必要反思头脑中关于“传统”的“知识”是怎样成为群体“共识”，并进而成为社会“常识”的。许多“常识”其实只是众多谎言与道听途说的堆积，而那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却真正形成了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心理图式。
自唐人韩愈《师说》一文问世以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说法便通行寰宇，传统教师（即“师者”）的形象似乎已经得到了最为清晰的界定，这一说法已经内化为国人的一种“常识”并进而延伸为“传统中国是礼教之邦”等众多命题的例证。近代以来，教师（指近现代社会中的职业教师）与师者在称谓和功能上的“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语），使得两者似乎很快便完成了一次语意上的替换与融合——师者成为教师的原型，而教师就是师者在现代社会的直系后裔。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往往能够让一件事物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广范围内被最多数的人所理解与接受，然而“师教融合”的现象却有足够多的理由值得引起人们的深层质疑与理性反思。
公允地说，师者与现代教师之所以能够实现融合，一方面是由于两者所肩负的社会功能与充当的社会角色存在某种承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师教融合”符合公众对于教师群体的身份要求和道德期待，即教师不应只是一个“专业人”，更应成为一名“道德人”“文化人”与“政治人”。葛兆光提醒人们：“当一个 ‘过去’被当作 ‘历史’而 ‘叙述’出来的时候，它就成了 ‘知识’，特别是当这种知识又被权力认可而成为 ‘常识’，写入用于考试的教科书，被当作辞典诸如百科全书的条目，它就仿佛拥有了逃避追究的豁免权。”如果社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某一“认识”的出发点是良善的，同时也不会对其中的参与者造成伤害时，那么在多方共谋的基础上，这种“认识”很快便会成为一种近乎“真理”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看似虚幻，实则具有特殊力量，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很少去反思与质疑一些本该被思考的重要问题——“教师是否真正等同于传统师者”“人们能否用传统社会的 ‘师道’来规约现代教师”等，“师教融合”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教师与师者关系的集体认知，人们不再关心真实的历史，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追问事情的真相。
现实世界的大厦不能建基于虚假与含混的“共识”之上，不管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帜还是高喊“政治正确”的口号，当人们试图将“尊师重道”的观念引入日常生活中时，实践的结果往往会给人们以无情的打击，似乎“师”并没有因之备受尊崇，“道”也没有风靡云蒸。存在者即有其合理性，凡是在理性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在现实中都能够找到解释其本质的原因，教师群体在教育实践中的窘境无疑提醒人们：教师似乎并非师者的衣钵继承人，人们在厘定教师与师者的关系时或许出现了某种理想化的“误读”，而这一误读的产生或许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对“师者”在历史时空中真实样态的“无知”，就好像我们把本不属于甲方的“东西”生硬地赋予它，并且强行要求乙方生发出甲方那个“东西”，想要解决这些实践难题，首先就应该理顺两者间千头万绪的关系。
（三）师者的真实历史样态尚待还原
美国学者柯文曾经提醒人们应注意历史书写上的“局外人”现象，即指“由于历史学家通常不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所以任何的历史书写都有误解和歪曲历史以及曲解资料原意的潜在可能性。”在柯文看来，曲解历史的典型表现就是后人对于“传统”的解释，这种解释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key”（意为“调子”），即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三调”。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相对于那种建立在严谨史料基础上的“事件”，作为“经历”和“神话”的历史似乎总是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被认同，因此更加容易获得流传，不过所有关涉历史的书写都必然难以逃脱一个重要的诘问：人们试图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从历史书写的规范性来说，似乎人们应该将后者置于价值优先的地位，然而这种兰克式的“如实直书”的叙述方式，其真实性似乎并不如某些人所畅想的那样更加接近历史事实，同时，学者本人对于历史事件思想洞见的重要性却时常被人们所低估，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让人遗憾。历史的书写和记录方式不但关涉着过去，而且影响着现实，同样决定着未来，它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使得人们有理由去追问一切尚待厘清的历史命题。
学术上的进步几乎都来源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以及对自身观念的反思，倡导“传统归来”，首先应明晰传统在历史中的真实样态。当我们秉持求真的态度来观照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师者时，常常会惊异于其间发现的诡异性：历史上既存在一批光鲜亮丽的“圣贤”与“先知”，他们教化万民、德被后世，然而也蕴藏着许多与人们头脑中的师者形象判然有别的个体，他们虽以师为业，然而却并未感觉到丝毫的“尊严”与“荣耀”，生活中充满着“无奈”与“屈辱”。
以蒲松龄为例，这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坛钟毓，一生蠖屈不伸，曾长期以开馆授徒为生，可谓是一名地道的“师者”，蒲氏在《学究自嘲》中为人们生动地刻画出一副颇具自嘲意味的塾师形象：
人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人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寒自知苦自知，自嗟自叹，叹一回教书人儿好难：一个学生一个主，有爱宽来有爱严。欲待随高就低，又怕玷辱了圣贤；欲待执法径行，又惹出许多詈言。
无独有偶，清人褚人穫在《馆师叹》一诗中亦言：
劝人切莫做先生，满肚鏖糟气不平。一身羁绊如绳缚，两耳叽嘈似雀鸣。质笨但嫌无教法，功多又说自聪明。更有一般堪恨处，束脩直欠到如今。
不论是蒲松龄所说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还是褚人穫感叹的“满肚鏖糟气，切莫做先生”，我们在二人的感悟中体会不到任何身为师者的自豪与荣耀，相反，更多的是一种作为教书先生的无奈与抱怨之情，若尚有一丝生路，绝不以教书为业。另外，在流传甚广的《袁氏世范》一书中，袁采在讨论子弟的治生问题时认为：
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
袁采出身官宦世家，一生并非以教书为业，其观点较之蒲、褚二人更为朴实与理性，这一来自“第三方”的观察能够为后人理解师者在当时社会中的真实状态提供客观的参考。在袁氏看来，族中子弟最重要的人生大事是读书识字，这是因为：如果子弟的才智足够优良，那么可以投身科举，富贵其家；如果才能平庸，无法在科考折桂，那么则能够以墨为生，待人笔札；此外，如果连代写书信的要求都达不到，那么子弟可以为“童蒙之师”，这实为次之又次的“下选”。袁采的看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出时人对从事教书事业的切实感受，对于饱读圣贤书的学子来说，成为一名师者并非光鲜之事，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养家糊口之途。这一情形不仅与人们头脑中“师尊道重”的历史记忆大相径庭，更近乎一种深刻的颠覆，这无疑是提醒人们：我们有关“师者”的书写其实存在着多种维度和面向，师者的真实样态或许已经被遮蔽。
延伸来说，文字不但能够用来传情达意，同时也可以用来编织谎言，令人遗憾的是，文字所编织的谎言往往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并习以为常。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有关师者形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深描”呢？当下的众多论说究竟是“抬高了”，还是“贬低了”他们呢？或许人们目前所应做的不是急于为师者赋予一个理念化的“光辉形象”并以此为据来号召现实教师们予以膜拜，而是应该反思历史上师者的真实样态以及这一样态形成的原因。唯有立身于真相，我们才有资格去回答“传统”对当前教育的意义问题，否则，仅是依靠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来筹划现实无非是另一场历史悲剧的预演。
二、研究意义
任何有关历史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总会在两方面展示其独特魅力：一方面，它总是要对一个真实问题提出自身看法；另一方面，它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对话。换言之，历史研究既有客观性维度，同样也必不可少地关涉着主体性因素。事实上，在人文学科里的每一个具体研究中，人们很难截然分清“真实”与“臆断”、“主观”与“客观”、“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对立双方总是近乎水乳交融式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一方面增加了人们认识研究对象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人文研究的说服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对理论研究的价值进行评判，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层面来看，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一种是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极为深刻，同时也具有启发性，但往往局限在一个特殊问题的探讨上；另一种是通过一个具体研究能够做出具有普遍性的概括，从而提出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命题。对于师者问题的研究既涵盖着理论研究的第一层意义，又隐微地凸显出学术探讨的第二层境界，即通过对微观问题（师者）的讨论，尝试对整个社会宏观事务进行思考与解读。
徐复观认为，“历史上所形成的思想，到现在还有没有生命，全看某一思想通过其特殊性所显现的普遍性之程度如何……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应该再是 ‘五四时代’ 的武断的打倒或是颟顸的拥护，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后面，发现贯穿于历史之流的普遍而永恒的常道，并看出这种常道在过去历史的具体条件中所受到的限制。”换言之，讨论传统的意义不能仅从人们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出发，而是要切实认识到传统是一种有着自身独特境遇和特定生存条件的历史事物，只有在厘清传统在其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中的真实存在样态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奢谈传统对于当前世界的意义问题。对于师者问题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我们应该尝试追问与还原这一群体的真实历史身份与角色，另一方面则要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为教师职业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寻求借鉴与启发。
（一）还原真实的师者
几乎所有讨论传统文化的论著都有一个不容置疑的观念预设，即传统中国是一个“尊师重道”的文教之邦，其中的师者学富五车、德行高尚，既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又能济世泽民与教化众生，从而享有世人的推崇和褒奖。毋庸置疑，“尊师重道”的说法有其历史客观性和现实合理性，任何人都难以否认师者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预设同样存在着值得质疑与批判的地方，正像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样：“时间把许多人们不愿意回忆的东西过滤出去，留下来的总是想象中值得留恋的事情，于是，追忆中的古代往事很美妙，特别是当追忆者对现实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对古代的追忆就成了他们针砭现实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显示出来的总是温馨的历史背影。”葛氏的说法无疑提醒人们，“尊师重道”所体现出来“美妙”与“温馨”或许同样也是一种被后人所“过滤”之后的镜像，或许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面特殊的“镜子”，其所映衬出的不仅是温馨的历史，更是有着介入现实的野心。
如同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对于“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位一样，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里，“师者”在许多人眼中同样是“一声战斗的号召”“这一个词呼唤着 ‘知识者’ 传统的复兴，同样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 ‘知识者’ 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一种历史记忆的建立，往往意味着多种历史真实镜像的遗忘和隐退，当人们不能在现实中回答师者的真实历史样态的时候，我们便只能想象一个理想而伟大的“师者”形象，然而这种“想象”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后人的利益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
历史事实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事物综合体，时空的隔阂更是进一步增加了人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现实障碍，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使得人们在发掘“传统”的真相时总能感受到一种或多或少的隔膜感。时代与宣传模糊了师者的形象，这群曾经备受荣光的佼佼者，现实中却终究难以逃离“层累而造成”的窠臼，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谬误的存在，揭示事实的学术研究便显得弥足珍贵。如何打破历史隔膜，通过思索与爬梳为世人还原师者的真实形象是时代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下对人们提出的重大命题。
（二）厘定“师教”的关系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所谓“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无法回避的后现代性”的双向夹攻，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中国教育未来选择的根本性难题，无须讳言，教师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如同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一样，陷入了一种由现代性的冲击而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所普遍遇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激烈迸发；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性格（所谓的“尊师重道”的文教风气）对于现实问题的滋扰。“传统对现代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问题具有文化特殊性，因此需要我们在对待这一问题时更加慎重与严谨，然而对于它的研究却长期游离于理论界的视野之外，“游离”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人们容易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进行主观层面的融合与化约，另一方面则模糊和遗忘了真正的历史事实。
考察师者的历史境遇和存在样态，能够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师者与教师群体的真实关系问题提供启发和助益，进而能够为当前教师身份认同问题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换言之，一旦人们能够厘清师者的真实社会境遇及其与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便获得了一个理解现代教师真实身份进而解决其认同危机的参考点，这是师者问题研究所能达到的现实意义。
另外，在一个“传统热”的时代，理性地还原师者的真实境遇和实际样态，努力为教师甚至整个教育问题的缓解提供参考是学术“介入”社会的尝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世界，一方面是物质生活在现实层面上的丰富，另一方面则是观念世界在思维模式上的转变。教育问题在根本上是社会问题，教育危机的出现是整个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侧面体现，考察师者的真实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传统中国真实样态的揭露，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深描”，我们不但能够认识到处于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的教育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而且能够深刻理解历史上教育的真实境况。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乃是一个以 ‘身份’ 为核心的等级社会。社会地位的确立、社会资源的分配等基本是依据 ‘身份’ 来实现的，而‘身份’ 的划分与获取，则是通过教育与科举来实现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成为获取身份的一种手段，并与财富、地位等搅和在一起，这就使民间社会对教育体现出了一种极强的功利性需求，教育常常首先是为了 ‘身份’ 的获取，而非 ‘素质’ 之培养。”如果人们承认这一分析存在合理性的话，那么目前教育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否仍是这一等级社会余绪尚存的结果，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需要谨慎的考察和辨析，对“师者”真实样态的揭示便是解答上述疑难的一次努力。
葛兆光提醒人们：“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 ‘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 等原因引起的，事后由思想史家所进行的 ‘回溯性的追认’。事实上，某些精英和经典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否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影响如此巨大与深远，是否应在思想的历史顺序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实在很有疑问。”其实，如果人们真正懂得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波谲云诡的学术与政治的现实关系的话，那么有“疑问”的便不仅是“某些精英”和“经典”在历史上的“影响”与“位置”，甚至整个社会上的多数有关历史问题的“共识”与“常识”都应该被置于理性法庭和真理世界而被质疑与批判。如果说时空距离的拉长使得人们与历史之间产生了某种“区隔”的话，那么当我们已经认识到“区隔”的存在时，“区隔”本身便已经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外在障碍，而是成为人们破除某种“迷信”或“假说”的理论工具，成为施特劳斯所说的认识事物的一双“魔眼”。
“魔眼”代表着人的反思与批判理性，当我们用这双“批判的眼睛”来审视历史上的师者群体时，或许我们便能够在蛛丝马迹之中发现那些曾被他者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后者不但关乎客观事实的“真伪”，更是人们理解当前教师的历史角色与现实命运的参考点。值得指出的是，从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制度设计理念）的角度来宏观把握师者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身份，不单只是为了给师者还原一个更加贴合历史事实的真实形象，从而为人们认识传统社会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教师群体的价值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更是试图将功能主义方法论应用到教师研究领域中的一次具体尝试。
尽管路易斯·沃思提醒人们：“社会和政治理论越是世俗化，它对使现存政治秩序合法化的神圣化了的神话的消除越是彻底，新兴社会科学的地位就越是不稳固。”然而任何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研究都不应回避所处时代的困境，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发出的宣告一样，本文同样面向着现在，而不是历史。
三、研究综述
罗志田曾在《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中写道：“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其人数虽然远比不上缠足女性，但以近代中国乡村区域的广阔，他们也是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这些人在教育体制改革后社会地位的演化和社会变动的去向，就甚少见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就“传统教师问题”的研究现状而言，不仅是对近代中国乡村教育领域中的“塾师群体”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整个师者群体的研究同样也尚待挖掘。这种情况一方面凸显教师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也激励着我们为这一“失语群体”重新回归现实世界以便能发挥独特价值而努力。
大体而言，目前理论界就“传统教师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教育学科领域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两个部分，两者在研究的选题、方法和目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就研究成果来讲，两者的差异既是“分裂点”，又是“榫接处”，在一定条件下，“差异”是迸发“创新”不可或缺的理论土壤。
（一）教育学界有关传统教师的研究
有关传统教师及其生存样态的研究属于教育（特别是教育史）领域的重要研究命题之一，然而由于受到学术领域内“重当下轻历史”“重异域轻本土”“重实用轻理论”的研究风气的影响，教育理论界对于传统教师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摆脱“编年史”与“人物史”的书写方式（或是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诸位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或是选择一个重要人物来梳理其生平及教育思想），这样的研究取向或许对于人们简要地理解师者群体的整体概况大有裨益，然而却很难反映师者的真实生存境遇及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因而往往显得流于表象而缺乏学术深度。历史事实的挖掘与整理是提升学术研究水平的前提，然而公允地说，当前教育研究领域尚未涌现出一部具有较强学术性与较大影响力的“教师史”著作，这一事实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就目前教育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说，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与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等——均是采用“编年”与“人物”相结合的史学方式来论述传统教师群体，这种写法有助于人们理解传统社会中那些先贤大德们的事迹，却在事实上忽略了历史上为数众多的普通教师的存在，因此更接近于一种“教育人物思想史”，而不能称其为“教师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思想史”与“教师史”之间的差异，多数人对于传统教师的历史记忆往往停留在“思想史”上的“大哲圣贤”的印象上，仿佛师者都是德行高尚、思想深邃而又学识渊博的知识人，实际上，教育史中出现的“师者”仅是传统教师群体中为数极少而又缺乏代表性的特殊人物，他们的存在意义往往不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教”与“学”（身为“教师”的本质意义），而是教育思想与学术理念的创建上。换言之，目前的教育史研究不但未能取代“教师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认识传统教师群体的真实样态造成了困扰，教育史（特别是人物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越是光辉灿烂，那么师者群体的历史形象便有可能更加远离实际，这一窘境是教师问题研究者所不得不面对并切实思考的。
吴洪成等著的《晚清教师史研究》（后文简称《晚清》）是为数不多的以“教师史”作为研究主题的著作，该书虽立意于“晚清”（公元1840—1911年），然而却大体上关涉到整个传统教师群体的生存样态，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传统教师的历史回眸”一章中，作者选取了“传统教育模式对教师的制约”与“晚清之前教师群体面面观”两个视角对师者的生活状况与现实压力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选士制度一方面致使教师职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则降低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晚清》聚焦于“教师史”，其内容对于人们理解晚清时期教师群体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身份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一方面受困于选题时间上的限制（“晚清社会”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因而不具有长时段的代表性），《晚清》未能整体地俯瞰整个传统社会的师者群体；另一方面，作者在研究中偏重资料的搜集和堆砌，弱化了对传统教师身份变革的宏观背景的分析与解读，《晚清》一书仍然停留在教育史的学科范畴中，是一部近乎晚清教师“编年史”与“人物史”相结合的纵论性著作。
另外，笔者以“师者”“传统教师”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了检索，得到的相关资料有：毋丹丹的《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车丽娜的《教师文化的嬗变与重建》、胡金平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的历史分析》等文章，这些研究大多选择从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来反思传统教师群体，基本上涵盖了当前教育学界研究传统教师的几类热点问题，即传统教师的“师德问题”“文化问题”与“角色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也标志着研究者对于传统教师的研究开始跳出教育史学所固有的研究范式与理论藩篱。
从整体上看，就目前教育领域内对于“传统教师”的研究来说，无论是谈论传统教师的“师德”与“师道”，还是分析其“角色”和“身份”，都是将传统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展开，似乎他们的存在状态是天然的、命定的与固化的，但其形成这种存在状态的原因则始终游离于人们的思考之外，换言之，我们的研究普遍缺乏一种深入挖掘传统教师群体与社会文化氛围之间关系的尝试与努力，这就造成了传统教师研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学术性与理论性的匮乏，师者研究变成一种纯粹的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与整理；另一方面，是历史资料及其价值的说服力不足——受困于传统教师资料的分散与驳杂，研究者或是采用大量的二手资料加以佐证，或是选择“以西代中”的方式，用西方的理论和框架来分析传统文献资料，从而实现“中西混搭”，然而这一讨巧的处理方式往往流于自说自话，至于文献资料的“原始意涵”则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概言之，传统教师的“师德”“文化”“角色”等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不能就师者的生存样态及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进行理论化解读的话，那么研究成果的说理力度必将大打折扣，毕竟学术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所有的“讨巧”与“由径”，最终都难逃理性的批判。
传统教师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归根结底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缺乏面对后者的勇气——而是选择将目光投射于问题的某一维度——那么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往往只能停留在教育研究领域之内，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许多教育领域内的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这种“学术与现实相脱离”的困境之中，传统教师研究的困境仅是其代表之一。
（二）其他学科有关传统教师的相关研究
卡尔·曼海姆曾说：“今天，一个不能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式去理解自身的人，绝不可能在现状中找到自己的立场。”相较于教育理论界对于师者问题研究的困顿现状，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学者从各自的学术关切点入手就这一主题贡献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作品，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进兴的《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刘晓东的《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和赵园的《制度·言论·心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这些作品的立意虽然并非聚焦于传统教师，而是关注于传统社会中的士人群体（其中很多人以教书为业），但是却能够帮助我们从社会性质与人的选择等多种视角来认识和理解传统教师的社会身份和心路历程，从“教育人”到“社会人”，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不仅增加了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更是实现了历史事实与现实问题的结合——通过与师者生存状态的对比，人们能够对于当前教师群体的现实处境与未来走向有着更为清晰的把握和理解。“社会人”不但统摄着作为教育者的个人，同样也涵盖着一个群体的历史命运。
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后文简称《圣域》）中，黄进兴独辟蹊径，选择从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入手来展示“政统”与“道统”两者在传统社会中复杂纠结的现实关系，明确提出“在传统中国，孔庙恰好位于文化力量与政治势力的汇聚之处，孔庙诚然为 ‘道统’ 的制度化，但其制度化却需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认可”的观点，《圣域》以翔实可信的材料剖析了政治权力在孔庙祭祀制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为人们揭示出一种与传统的“师道尊严”观念大相径庭的（权力主导下）的“道统”形象。《圣域》中的诸多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的“道”的含义及其现实功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权力主导的传统社会中，“道”不仅是一种与“权”相抗衡的文化力量，更蕴含着与后者相妥协与合作的复杂性格，“师道”作为士人的精神依托同样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蕴，它并非完全超越于政治权力，而是紧贴于儒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一方面对应着儒家学说的理想层面，另一方面则深扎于现实权力场域，这无疑启示人们所有对于“师道”的理想化的处理方式往往都会远离历史真相。
在《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后文简称《明代》）中，刘晓东在全面梳理和广泛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日常生计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为人们形象地展现出一群生活于现实中（而非历史中）的塾师的真实形象。《明代》对于“塾师”与“生员”两个社会群体关系的分析尤为深刻，“生员阶层不仅构成了塾师社会活动的重要依托与凭借，也成为其寻求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源地，‘塾师’ 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涵盖在了 ‘生员’ 这一身份群体之内。”这一论点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教师的现实期待和精神诉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换言之，由于师者大多具备“生员”或“举人”等功名，所以他们并非仅是一群以知识传播和教化乡民为要旨的“教育人”，而是跻跻于仕途的“政治人”。
在刘晓东看来，受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塾师”（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师者群体）在界定自身社会身份时，更加倾向于做一名“政治人”或“文化人”，这一定位客观上解释了师者之所以愿意（也能够）肩负起那些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弘道明志”与“传道授业”（所谓的“师道”与“师德”）等职责的原因。另外，塾师群体自我认识的“功名化”（即“以士自居”）使得他们始终未能成长为一个有着坚实凝聚力的职业群体。《明代》中所提出的问题与展示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教师的真实生活与现实角色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即使是作为底层师者的塾师群体，他们的实际追求和精神期待同样难以逃脱权力的影响——我们不应剥离其真实的历史处境而将其臆断成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这不仅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基本尊重，更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后文简称《生员》）是研究明代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以及生员的日常生计等问题的一部厚重之作。尽管书中并未将“生员”与“师者”的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然而通过展示明代生员的人数之多、课试之繁与仕进之难等内容，《生员》为我们理解师者（大多具有生员身份）的现实生存状况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全景图，这部著作在充分肯定儒士“处馆”（多为塾师）积极意义的同时，尖锐地指出“馆师与弟子之间，所处并不长久，无深厚的师弟关系，甚至不很融洽”“在科举之风的习染下，师道也渐趋堕落……座师与门生之间，无非是科举之下的利害关系，并无真正的师生之谊，而经师与子弟之间，虽有授业之谊，却反而被漠视。”上述观点的提出无疑冲击了人们头脑中对传统社会中师生关系的认知与想象，从而警示我们应对所谓的“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说法的真实性进行反思。
“善”与“恶”往往是如影随形的，如果说一件事物包含着社会中所有的“善”，那么几乎各种的“恶”都会夹杂其中。在科举文化笼罩下的教育世界中，师生关系绝非仅是后世所臆想的“以道结缘”与“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掺杂着现实利益的算计与考量。《生员》的独特价值在于将明代儒生置于宏观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塾师群体本身并非是一个悬浮于社会生活之上的超越群体，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只有体察和认识传统社会才能真正懂得传统教师。
赵园先生的《制度·言论·心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后文简称《制度》）一书是其代表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姊妹篇，书中的“师道与师门”一章对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师”“师道”“师门”与“私学”等问题颇有助益。赵先生按照“在现实中所体现出的不同意义”将传统社会中的“师”的层级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经筵讲官、学派宗主、广文先生与馆师、塾师等），同时指出“‘师’ 的分化是在一个长时段中实现的。有功能、职责不同的 ‘师’，就有对‘师’ 的不同界定，对 ‘师道’ 的不同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士人是在何种视野中认识 ‘师’ 及其职任的，就具体任务而言，却可能一身而多任。”赵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对人们既有的“师道观”的一个重要修正，“师”是一个理论概念，然而“为师之人”却是现实中的鲜活个体，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交融，但更重要的却是区别，而后者往往是人们所忽视的。
另外，《制度》中对于“私学风味”“师门”与“讲学之于师道”等问题的讨论也颇具新意。赵园先生的研究素以文献资料的扎实可信著称，《制度》中除了文献资料的发现与考证极具理论意义之外，给人们的重要启示还在于其开篇所言：“过去我们围绕 ‘师’的诸多命题的讨论，不免将问题大大地简化了”。诚哉斯言，近代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教师的研究（无论在取向上或褒或贬）似乎总是容易走上单一化（甚至极端化）的套路——或是高扬似圣，或是贬斥如丑——至于师者作为人的主体性与复杂性则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作为概念层面的“师”，还是现实中的“师者”本身都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不应被人们依据自身主观臆断而进行化约处理，“事物的复杂性”应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时所予以正视的理论前提。
纵观理论界对于传统教师问题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相较于教育领域内研究视域的狭窄与逼仄，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围更加宽广，取得的成果也更具说服力，后者的优点无疑应是教育理论界在未来研究中参考并努力借鉴的。然而，其他学科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大多选择从历史与社会的双重视角入手，着意展示师者作为传统社会中士人群体的组成部分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因此其研究更多的是面向历史事实而非直面现实困境，这种选择尽管符合学术规范并且在理论研究层面上无可厚非，然而相对于人们对现实教育与教师问题的热切关注而言，这种研究取向往往显得有所隔膜。如何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教育问题寻找理念突破口，是教师研究领域内一个可能而又重要的方向，也是本文所力求实现的目标之一。
四、研究假设——“历史学的想象力”
在一个“后学浪潮”风起云涌的除魅时代，任何想对事物做出一个定然结论的尝试无疑是唐突而危险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特性，以那弯曲流转、曲径通幽的工笔画为例，其画风中的写意与淡雅不仅体现在着笔与用墨上，更凸显于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于无画中皆为画，不着色处都是情”。在一张看似空白的宣纸上，不但有云有风、有山有水，更是有情有景、有意有情，画上的空白处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寄托，所有的意境都需要靠画者自身内在的想象与补充，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化最为隐晦却颇具精妙之处，想要洞察此中深意，往往需要出入其间而又超越其外，具有一种有关历史情态的“想象力”。无独有偶，法国史学家勒高夫曾倡导一种历史学的“空白处”理论，主张“人们既应当对史学资料进行批判和更新，同时也应勾勒、解释历史的空白和沉默之处，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 ‘空白处’ 之上。”“想象力”与“空白处”的存在提醒人们，想要通过研究来获得对于历史事物周密而准确的认识，就不能仅将注意力置于事物微观层面上的细枝末节，而是需要从一种总体性、结构性和普遍性的视角出发来俯瞰事物的整体面貌。
本研究着力采用一种整体俯瞰的视角来观照传统教师，以期挖掘这一群体在历史中的真正样态。所谓的“整体俯瞰”是指从社会性质及其文化性格的整体视角出发，将师者看成是中国社会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分析其在社会运行中实际充当的社会角色与执行的日常功能。换言之，师者作为一名“社会人”，其一方面根植于社会的整体氛围之中并深受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制约，另一方面他们又力求突破外在束缚，努力为自身的存在和延续创造条件。在师者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始终充满着人与社会的多重复杂性，而当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之后，师者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样面临着转型的现实压力。
所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都是用来指导和拓展后续研究的，其存在的特殊意义在于引导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将焦点得以聚焦，适当地选择和使用它们能够使得研究对象的形象得到清晰彰显，从某种程度来说，研究假设的重要作用则在于为文章的说理提供合法性证明。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谨严性来说，似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有权免受他人的批判和质疑——很多质疑（特别是对于理论与现实关系的质疑）有其现实合理性，也能在侧面帮助研究者更加审慎地进行逻辑层面的演绎与深化——然而从另一层面来看，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所依托的研究假设，从根本上并不需要严密地与历史真实场景相贴合。在坚持上述观念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人的复杂多变与理性选择
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假设在于：人本身是复杂多变的——任何单向度的“非此即彼”“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人性理论假说在现实面前都难免流于苍白——人性一方面遵循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法则，另一方面则深受所处社会内外环境的制约，想要深刻理解看似独立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选择，就必须切实地考察其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原因。
尽管思想观念会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个体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人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调整着各自的行为选择和价值信念，以求在最大范围与最大限度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在此并非贬义而是指个体为了自我保存和发展而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现实互动，其有时表现为一种学说和思想（如“师道”“德性”等），借助于“利益”的实现，人们不断为自身在社会中寻找着更优越的环境与位置。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时刻，人们宁愿为了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理由和目标（如“道”“社稷”“信仰”等）而牺牲个人的现实“利益”，这种做法同样不违背“人是复杂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的研究假设，只不过后者所理解的“利益”与常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恰好凸显人性本身的复杂多样。
许烺光提醒人们：“正如蜘蛛网一样，一个人的行为，尽管远远看去有无限的复杂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线索与明晰的设计。在理解其设计及其分布之后，我们将会发现其截然不同的各个要素可以被毋庸置疑的网结联系起来，并且发现看起来矛盾的活动原来是同一亚结构的显现。”很多时候，当我们思考他者的行为选择时，会觉得其是非理性甚至是愚昧的，但行为人的选择与观察者的判断之间的差异往往并不是由于前者的非理性而造成，而是因行为人根据自身对于所处环境的理解并进而想要实现的目标与外部观察者想要实现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位置差异所导致。概言之，人的复杂性决定了个体对他者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应极为慎重，个体都是有着利己目的和价值期待的独立而理性的“人”，没有一个他者比个体本人更懂得自身利益之所在。
（二）人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互动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之上，其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以多种方式改变着外部环境，所有事物都在“改变”与“被改变”的过程中努力维护其自身的独特性。按照文化功能论的观点，一种文化形态之所以会在某一社会中产生是因为其要满足后者内部成员的生产与生活的实际需求。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从某种层面来说，社会（及其文化）形态的出现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对于后者而言，并不存在天然的、命定的、不容改变的社会类型，然而对于身处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个体来说，环境（广义而言）本身如果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那么已有的文化事物及其氛围是很难发生变动的——至少不会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转变——更为常见的是，人们的日常状况会因功能和需求的增加而在形式上逐渐分化和扩展，但总体来看，社会倾向于保持一种“超稳定结构”，想要打破原有结构，需要外部力量持续而深刻地冲击。
相较于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稳定，文化事物往往是鲜活易变的，其变化的原因则与人们在日常世界中对其的感受和选择密切相关。当客观世界发生变革时，死守某一固有文化往往并非明智之举，容易落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沼。秦晖曾说：“文化决定论往往假定有这么两种民族：一种是天生的个性活跃者，喜欢竞争与自立；另一种是天生的共同体成员，留恋受保护的和谐生活。然而世间未必真有这样的 ‘文化动物’。事实上，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是包括 ‘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传统社会多少都有的特征，而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追求个性发展，在另一些情况下要求共同体的庇护，这种选择也往往不是以 ‘文化’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的。”秦晖的看法无疑兼具理论与现实洞察力，从广义上说，社会文化并非是不可变迁的，它与人的行为选择之间存在着互动，那种宣称“因为是我们的，所以就是好的”的僵硬的先验论是极为片面的。人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人创造文化，同样也被文化所制约，一旦人们愿意承认“文化决定论”的不足，那么便会明白“事物是好的，所以才应该是我们积极寻求并力图实现的”的看法既符合人的理性原则，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文化氛围制约着人的生存样态
社会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存在样态，每个人都会受其所在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作为“教化”与“内化”的结果——个人根本意识不到做事情还会有其他的选择方式，这种“无意识”有时会因人的理性而得到强化。人们的生活与交往——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均是在某一文化共同体下为求得生存和满足欲望而努力，这种“努力”无时无刻不烙印着共同体文化氛围的痕迹。换言之，想要认识人的历史，需要先对其所生存的历史环境，特别是社会文化氛围进行探讨。
曼海姆曾说：“使得一个单独的个人具有了社会学意义的不是他相对地独立于社会，而是他多方的卷入，个性化的过程恰恰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加入到重叠和冲突的组织中。”个人只有加入到群体之中，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之后，才会获得生存与存在的真实意义，孤独、分裂而单一的原始人只是依靠本能得以延续生命，毫无其他意义可言，原因就在于他割裂了与社会，特别是文化事务的现实关联，原始人是自由的，然而也是野蛮的，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制约力量，同样也是一个赋予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严格说来，人类取得的任何成果都离不开文化因素的参与。
如果人们承认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既为人的行为提供手段和方式，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它的限制和制约，那么任何对于个体（或群体）的理论研究都不应逃避对于构成人的行为选择的环境因素的探讨和追问，后者真正组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常态世界，也间接决定了其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有鉴于此，想要考察传统教师的真实生存样态和社会身份等问题，就必须确立研究师者的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整体性眼光，只有在弄清传统社会的性质和历史演变进程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深层心理结构等问题。
传统社会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特征，深处这一文化氛围并切实参与到历史进程的师者本身便是这一特质的具体体现，任何想对这一群体进行化约处理的人为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历史事实。从传统社会的宏观背景来把握师者群体的真实样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使得研究视野更为宽广；其次是研究成果更具有理论说服力，在社会历史感与现实参与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得师者并非只是冷冰冰的历史人物，而是有血有肉、具体鲜活的“社会人”。探索师者的社会身份及其生存样态本身就是解读传统社会的一次尝试，由“社会”到“人”与由“人”到“社会”既是人的认识能力在理念空间拓展上的自然迁移，也是未来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之一。
五、研究设计
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当现实与学术产生交集之时，其后果往往不都是正面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很难摆脱研究者本身的成长环境、学术立场和思维偏见等因素的制约，然而合格的研究者对此却要始终保持一种自我反省的警惕性，这是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提出的基本素养，另外，受困于诸多内外因素的制约，本文的研究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历史事物的悬搁判断
历史研究既关涉着过去，又连接着现在，在肩负双重意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陈寅恪曾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历史研究的困难不仅来自文献资料的考订方面，同样来源于对资料价值的厘定与判断，由于受到时空因素的阻隔，历史事物的本来面貌与后人的主观臆想之间总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一情形注定了所有对历史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都需要极为谨慎，甚至在一些特殊境遇中可以采取“悬搁”处理。
钱穆曾针对历史事物的价值判断问题提出所谓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分，前者是指“制度所实施的时代中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后者是指“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的意见”。在钱穆看来，“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历史意见”的存在对于人们考察历史事物是一种值得警示的参考，不管是列文森的“博物馆”的隐喻，还是史华慈的“图书馆”的意向，或是李泽厚的“照相簿”的假说，几乎所有关于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研究都会涉及其对于当前社会的价值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不仅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隔绝”，更存在着具体情境上的“异化”，这一情形注定了人们很难描绘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同样也无法给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游走在“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间的研究者所应留意却又始终难以把握的难题之一。
2．文献资料的分散芜杂
学者王尔敏曾指出，“关于 ‘传统教师’ 的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其重要原因便是在文献资料方面存在着一些 ‘先天缺陷’：一则太过普通，二则太过鄙俚，三则太过俗气，四则多敲门砖一览速成之急就章，五则多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之曲说。”这一总结无疑是对传统教师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所遇到困难的现实概括，可以说，师者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群体，其研究价值之所以未能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与认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散与芜杂。
具体而言，考察传统教师所面临的史料学方面的难题包括：一是制度史、人物史与教育史方面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难以做到探骊得珠；二是缺乏有关这一群体直接而深刻的理论专著；三是即使搜集到相关的历史资料，因其太过“普通”与“俗气”，个体性强于学术性，从而影响研究成果的说服力。
3．人与社会的复杂多元
从社会性质的总体视角来检视传统教师群体的生存样态，其中所涉及的双重主体分别是“社会”与“人”，这一现状无疑在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一方面两者本身均为复杂性事物，难以进行化约处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始终呈现复杂而多元的交织，很难将其进行严格厘定。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当人作为一种文化主体与社会中的权力利益产生交集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相互缠绕而难以辨识的情况，在这一事实的制约下，人们容易陷入两个认知方面的“理念陷阱”：一是，单纯研究人的思想意识或外在表现，忽视其与社会的互动而发生的变化；二是，将人的思想文化活动简单地看作是受到社会外在力量的制约和规训，个人成为仅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社会人”。如何面对和处理人与社会这两个主体以及两者间的现实关系，是本研究所力求突破的难题之一。
本研究将会使用“文本诠释”与“历史语境重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本诠释”是指仔细品读前人留下的文本作品并解读其文后深意，“历史语境重构”则是指大胆设想传统教师在其所存身的社会环境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也就是一种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理念重建。传统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师者群体深植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一方面受到权力、经济、个人期待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回应甚至突破这些制约。在坚持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本研究力求突破教育史的研究框架，将传统教师群体以一种“主体”审视的考察方式纳入研究视野之中，采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多元学科视角来分析其生存环境和内在心理，变“客体”为“主体”，纳“教育”于“社会”，将“师者”由单一的“教育人”还原为复杂的“文化人”，这样一种“复杂化”的处理方式或许在增加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同时，更加接近历史上师者群体真实的存在样态。
值得指出的是，从“文化人”的视角来对师者进行分析与厘定本身牵扯到许多复杂而又难以妄下结论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分析模式，这一尝试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然而本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模式绝非是无可指摘的，历史事实本身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分析框架都难以概括其全貌，唯一能够期待的便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视角来领略不同的风景。本书的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层序社会及其文化性格”与“师者刍议”三个章节，这是文章的概述及概念厘定部分，在引出文章主体部分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层序社会”与“师者”两个中心概念，为后文的论述提供概念工具和背景资料；第二部分包括“庙堂与师道”“举业与教席”与“乡土和先生”三个章节，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分别选取了“思想与权力”“仕途与谋生”与“生活与感情”三个维度来对传统教师群体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追求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力求在全面而详实地论述其与传统社会真实关系的基础上，为人们理解师者的社会身份与生存状况提供参考与借鉴；第三部分主要为“社会转型与阶层失语”，这是文章的总结部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就师者群体的消亡以及现代教师的兴起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考察，在厘定传统教师与现代教师的区别的基础上，为社会摆脱当下的教育困境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