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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关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基于两条主线，一是从结构-功能角度，二是从流动链条——流出、适应、定居或返乡、融入——的角度。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去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能做什么，社会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以使得流动真正成为文明发展的催化剂与度量衡。由此，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流动链条上来讲，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定居、适应、同化——即使是形式上的，或者是再次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如何在一个大背景下去理解他们为何流动，其动力是什么？在流动中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群相是如何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需要如何得到满足？未来的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本书的研究框定在了流动治理这一范畴，试图解答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逐步组织化的结构，如何加以引导形成身份转变、惯习改变、社会融合。

同时，本书基于作者作为主要参与者所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关于社会治理、社会创新和社会实验的研究，尝试用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的方法和框架来初步阐释流动与治理问题。这种尝试还是初步的，只是用物理学的基本定理及其哲学内涵来进行分析，其中很重要的运用数学方法、数学公式来精确地建构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准确的分析和研究将是下一步工作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之所以用物理学进行分析，是因为，虽然复杂的生命现象与物理学、数学的公理或定理完全不一样（截至目前，后者仍然无法对生命进行精确描述），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结构、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可以用物理学、数学进行模糊或近似描述的。

本书以我国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对其特征、流动方式、身份构成、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按照户籍身份和流入地城乡类别两个维度，可以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城—乡流动人口。基于乡—城流动人口在这四种类型其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功能、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张力，本书主要以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农民工的流动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书题目是流动治理，其实应该讲是流动与治理，在对流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治理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本书的主要观点包括：

在当今世界，流动性程度与发展紧密相关，流动性可以作为文明的度量衡。

在未来，流动的动力将不再是由推拉等因素构成，更主要的是流动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身份构成、身份认同将不会再是唯一的，除了“唯一的我”还有“另一个我”，而“我”将主要由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来进行界定。换句话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在时空四维条件下才能得到确定的结果。

流动如果是作为一个相对于其他结构而封闭的系统的话，那么其无序程度就会逐渐增大并最终导致秩序的缺失，正如当年有的城市政府围堵进城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的无效结果一样。因此必须通过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形成流动的耗散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作为负熵进入系统，由此形成流动的“熵治”。

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角度，从公民自组织、自管理、自服务的视角，流动治理的前提是相关制度在国内的统一性与地区差异性的统筹考量，并通过建立起社会服务体制与机制实现流动有效的流动治理。从地方性制度——每个国家作为地方的区分标准——的比较而言，每一个制度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文化、法律、社会结构等决定其流动治理的特征。在中国，以面向未来的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为前提，建构起责任公民、责任社会、责任政府，才是中国流动治理的特色。

由此，传统的基于固定区域、固定人群、固定身份与认同的社会管理体系，在面对区域、人群、身份与认同的流动性、多重性、关联性的流动社会时，其效果必将趋于无效。如各地的网格化管理目前能够获得一定的效果是因为其把信息这一负熵引入到整个系统中，但由于其并没有将城市向流动人口完全开放，流动人口自组织系统仍然非常薄弱，因而网格化管理的效果要么逐渐趋于无效，要么获得效果的成本越来越高。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系统的开放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未来，流动人口的自组织将会在整个社会管理与治理系统由于高度的流动性而趋于无序时大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