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及风险

2015年，世界一如既往地不平静：乌克兰危机仍未得到解决；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高涨，欧盟难民问题持续，恐怖主义威胁弥漫，英国退欧公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发展乏力。因此，“一带一路”不能设在自动巡航模式，应充分考虑前方的政治、外交及经济风险，事实上这些风险就在前方，时隐时现。

席卷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

从英国的脱欧公投，欧洲的反移民思潮，到美国特朗普的崛起，拉美左翼政府的接连下台，从中能够看出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兴起，反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将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深远影响。

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正在遭遇危机。这一曾被誉为可以带来普遍好处的进程，如今正遭遇政治上的反弹。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结合已经摧毁了老的工人阶级，如今又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性工作构成挑战。过去两年，针对全球自由贸易（尤其是TTIP）带来的好处，德国公众舆论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YouGov做的一项民调显示，2014年，将近90%的德国民众支持自由贸易。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56%。同一时期，彻底反对TTIP的人所占比例已从25%上升至33%。这些数字并不表明欧盟应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退出欧盟，而美国共和党或许将要提名一个极端民粹主义者为本党总统候选人。芬兰在所有竞争力排名中都处于领先位置，但其经济已陷入复苏无望的窘境——该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政党。

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全球市场尽管勉强可说是让所有人都“沾了光”，但是也持续地加剧了某些“外来”少数派对经济的极度控制，并使他们周围贫困的大多数积怨日深，给种族仇恨火上浇油。

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影响到某些特定行业，但对于全球贸易来说，只是一个较为次要的方面，目前的总体国际趋势依然是全球化。因此，中国面对的基本趋势依然是全球化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经济战略是成功的，要想继续成功，就必须继续将其经济战略建立在这一趋势之上。

现在有人高呼“全球化已死”，也有人信心满满地欢呼“超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此，精准构建未来的图景不应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的二元选择，而是要综合各种视角。

西方国家民众“逆全球化”的根源并非全球化本身的失败，而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过去20多年来越来越朝着“不接地气”的方向发展。西方世界的“逆全球化”意味其已经无力单独引领全球化，新一轮的全球化若想能够健康推进并带来更加普惠的结果，就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引领责任。

对于新兴国家来说，不能对西方的“逆全球化”隔岸观火，更不可幸灾乐祸，而是应该表示忧虑。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告诫我们，一旦“逆全球化”成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要有强大的推动者，中国和美国是关键。没有美国，任何问题都难以达到全球高度，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国内意见出现分歧，这就需要中国积极鼓励美国继续沿着全球化开放的道路前进，拉住美国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地区化和全球化中有一些重要的举措，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都是对战后美国主导推动全球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强化和补充。这些新构想客观上也会推动美国主动改善战后的国际秩序。

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全球化进程继续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有可能有一个大的环境，和平发展才能实现。全球化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最近，中国也受到反全球化事件的影响，比如欧洲议会突然提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现在欧洲议会提出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借一个伪命题来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是逆全球化之潮流。这也说明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是很大的势力，反全球化的力量还很大。

“文明确有冲突，但更多的是融合。”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黄金年代。由于各国的战略推动、新型科技、廉价资本和全球移民等因素的发展，全球化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深化和扩大化的趋势。

“反对”运动，无论是反资本主义、反技术还是反全球化，总是会失败。他们代表的并非是普遍性的人道主义，而是狭隘的短视。与贸易不公平相比，贸易不足问题更严重。与数字分化相比，网络接入不足问题更严重。与高度贫富分化相比，财富创造不足问题更严重。与大企业农业相比，转基因作物太少的问题更严重。联合国几十年来对全球经济再分配的呼吁，永远不可能实现全球化在短短数十年就达到的成就。

“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全球化和互联互通虽然造就了不可避免的严重不平等，但也着实改善了几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中国已太过庞大，已无顺风车可搭，前方也没有谁可以跟随，必须自己趟路。

2009年，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说：“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大国，中国不会变得更西化，而是让世界变得更中国。”时隔7年，他的结论仍是这样。当然，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也正受到其他国家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贸易、投资、货币、全球治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国家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些发达国家也受到影响）、教育（PISA测试结果，致使西方以及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中文、互联网等多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接近美国，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再想韬光养晦已经非常不合时宜。如此，中国必须调整国家发展方向，以我为主地制定国家的内外战略。这就是中国要制定“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因。

国家和区域环境及风险

“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习近平主席讲道。随之而来的是，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及风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 “维持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理应成为美国21世纪大战略的核心目标。”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最近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中提出的，很有代表性。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老布什政府的核心智囊、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等人就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防卫计划指导原则》。该原则指出：“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任何对手的重新出现，不论是在前苏联范围以内还是以外。”“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基辛格博士直言不讳地说。

但也有一些要求与中国合作的声音。布热津斯基就很明确地说：“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在意识到“丝绸之路”计划与其他一些计划组成复杂的关系网时反应迟缓。这些计划项目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些项目正在塑造欧亚大陆新的经济蓝图，从而会对全球商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习主席的计划成功，2017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执政时，若能想出新的方法与这一进程（“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新政府便会得心应手。而这种进程在未来几十年内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亚洲 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模式犹如中国经济的增长之势，不断扩张，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已经建立起以高速公路，铁路，电力线路和管道为基础的紧密网络，进一步巩固了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纽带。但是北京是否会进一步推进建立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唯一”专属经济体系，或是利用其自身力量，建立更开放、能够包容亚太体制结构的经济体制呢？答案仍然不够明朗。东盟成员国的如是表明，虽然目前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但是想要在地区事务当中，作为一名合法领导人建立信任、明确自身定位，北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使亚太地区更加繁荣，但是这也引发了中国周边国家对竞争和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其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亚洲看，东亚发展最快、势头最强劲，南亚正在积极赶上，中亚相对滞后，西亚动荡。东亚大约有22亿人，南亚有16亿人，中亚有1亿人。“一带一路”的倡议，从本质上看是要把东亚、南亚和中亚连接起来。这三个地区的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的构想将会推动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合作，为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向自由市场的转变使东南亚的华裔少数族群得以释放他们的创业能量，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受瞩目的程度和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一带一路”提供了又一契机。

但是，“从新加坡到白令海峡一线的政治冷锋也增加了强度，这就是日本、南朝鲜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在其东部沿海增加力量的部署，这种部署是针对美国而不是中国”。

1991年时，在美国看来中国，无足轻重，但到了2015年，中国甚至排在了俄罗斯之前，成为美国在亚洲围堵的主要目标。

“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在中国南海和东北亚海域这类地方发生的国家间竞争基本上是按照19世纪欧洲外交的方法进行的，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尽管多年来各国在使用武力时总是有所克制，但这种克制有时相当脆弱。

在中亚，中国需要把“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有机结合起来。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在上海成立，目前成员国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在2016年成为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包括进行军事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寄予厚望。增加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进一步发展国家关系的关键。

在南亚，虽然中国把印度融入中国的长期计划里并非易事，但增强北京和新德里的联通是明智之举。“只有中国才是印度次大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既包括印度，又对印度形成包围。经济上，鉴于21世纪将属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保持和平关系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外交政策挑战之一。

可信的预测已使印度了解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尽管差距可能比目前中美差距大得多（普华永道，2015年）。这些事件将会使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无可争议，并伴随着印度洋取代北大西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运输走廊。“一带一路”战略将包括印度，但它也通过与印度邻国创建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以及运输路线系统对其形成包围，一些邻国与印度有着令人担忧的安全关系。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经济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活动日益增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是竞争对手。“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了显著的安全风险，短期内这些风险源于潜在动荡地区的软目标，该目标形成于有关的具体基础设施中，长期内这些风险源于这些项目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影响。无论是在最乐观的安全情况下还是在最严峻的安全情况下，印度问题都不容忽视。

2015年，全球“冷战、对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之后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非洲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当中，6个是南部非洲国家。

美国前任财务部长萨默斯有一句名言：“去非洲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不去投资风险更大。有人预测，2040年非洲将会成为世界工厂。”

非洲各国也在采取措施保护国内脆弱的产业，常常限制外商独资企业占有资源，以避免本国资源成为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这些都是明智的主动设置“摩擦”的举措，不应被视为反对全球化。正如俗话所说：凡事都有个度。

欧洲 “欧洲人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恐惧像一堵墙，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双方要共同努力，克服这种恐惧的情绪。”

近年来，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

东欧 2012年4月，首届中国-东欧新丝绸之路论坛在华沙举行。论坛由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主持，几乎所有的东欧总理出席。论坛上，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宣布了欧亚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始，该项目将通过陆地、海上和铁路连接两大洲——自此，欧洲政治家第一次（非正式）知晓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还在东欧国家合作举办年度会议，以了解新战略的进展情况，中国国家总理与东欧国家领导人还在布拉格（2013年）、贝尔格莱德（2014年）以及苏州（2015年）会晤，讨论并签署了一些项目。如今这些会晤称为“一带一路”战略的“16+1合作”。

中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双向交易已经启动，2015年，双方交易额超过650亿美元。“一带一路”战略在东欧的成功取决于它如何密切地证实政府发展经济、提高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

俄罗斯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首次宣布时，俄罗斯官方对其持怀疑态度，认为该战略是中国在俄罗斯后院即中亚发挥影响的工具。对此，莫斯科努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项竞争项目。然而，2015年来，俄罗斯改变了想法，参与了一些“一带一路”项目，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则用来规避西方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制裁，并以此获得急需的投资和信贷额度。

2015年2月，俄罗斯企业签订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批融资项目：投资高达58亿美元的莫斯科到喀山（日后又延长至叶卡捷琳堡）之间的58亿美元的高速铁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银行——西伯利亚银行9.66亿美元的信贷，以资助公路及物流基础设施；以及俄罗斯全国第二大国有银行——外贸银行（TVB）4.83亿美元的信贷，用于农业和运输投资。高铁项目特别重要，因为它连接的城市将举办2018年世界杯。

中俄所有合同都以当地货币结算，而无须担心汇率波动和对美元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期待有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相当于4万亿美元，这样就会减少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力量。

“欧洲过分关注自己。俄罗斯仍然留恋不久前的过去。中国只顾走向自己的未来。印度既羡慕又嫉妒中国。”布热津斯基也许说得不错。

南美 “南美国家的人文地理五光十色，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命运，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在国际债权人手里欠下了深重的债务。”“中国有时没有考虑地区政治等问题就投入到重大项目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在南美，2015年，中国就不得不面对地区政治变化带来的挑战。

美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

2015年10月5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12个谈判国达成原则性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这12个国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一个规模占全球40%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而中国却被排除在外。

美国已在公开竞争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输给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限制中国以阻滞其经济增长的方法，就是组建以美国为首的大规模贸易同盟，以取代真正多边性的全球经济体系。这种大规模贸易同盟是受美国操纵、为实现美国的目标服务的，这正是美国主导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目的。因此，美国现行政策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其自1945年到世贸组织成立期间积极支持的多边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组建一系列由美国主导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特惠贸易同盟。《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直接指出，美国应在亚洲建立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新的贸易协定。同时寻求通过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手段，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间建立新的特惠贸易协定。美国的贸易结盟并不是为了建立“双赢”关系，只不过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我们超过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国外时，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TPP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希望TPP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成立亚投行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2015年12月25日，历经800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11月30日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人们在回顾2015年的国际形势时，很可能会把亚投行看成一件大事。”

“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他一些计划，如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至少在设计时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衡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并且为未来建立替代性的组织埋下基石。

中国试图向欧洲和美国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即中国想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且中国希望被西方发达国家平等相待。中国已经取得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亚投行这一重大举措的支持。但中国未能说服美国相信中国会坚持透明度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发展标准。

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建立一个多货币体系，并更好地利用我们创建的唯一全球性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岂不是更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是七年前质疑美元地位的第一批人之一，同时中国也不断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努力在2015年实现了一个里程碑的突破——IMF董事会同意将人民币添加到决定特别提款权价值的一篮子货币当中。

IMF总裁拉加德在董事会上同意将人民币添加到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当中后说，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IMF对中国过去几年改革货币和金融体系取得进展的认可。持续和深化这些努力将带来更加强劲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反过来也会支持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有其自己的考虑。美国最初反对成立亚投行，它花了5年时间才同意对IMF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给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机构决策方面更大的话语权。美国也迫使欧洲限制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市场经济地位。此外，美国阻碍中国加入服务贸易协议（TISA）谈判。来自美国持续的负面干预使中国在赢得美国取得胜利时就会为之欢呼。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现有60多个成员）的成功建立被视为中国在全球软实力战斗中对美的决定性胜利。华盛顿没有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人民币特别提款权（SDR），因而被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谨慎支持者。

“一带一路”战略相对较新。如果成功了，就将把欧亚大陆重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可能会导致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转型。其深远的地理和发展意图把它与美国倡导的区域经济协定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