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

聂运麟

 

摘要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上所没有提供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 东方共产主义者 困难而特殊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共产主义者将面临与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同的“特殊任务”。本文将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三个维度，阐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特殊任务”的完成及其历史经验。

一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当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时候，德国还相当落后，小生产占绝对的优势。因此，马克思对德国的革命做了专门研究，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恩格斯也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只有找到这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才能改变私人占有制，解放自己。他们在分析俄国的情况时强调，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可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认为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还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构想。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指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特别突出，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有可能在其薄弱的环节首先被突破。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不是在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指出，东方共产主义者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他还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二 中国共产党完成“困难而特殊任务”的艰难历程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东方共产主义者“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走过了十分艰辛的道路，前后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1921～1949年）。

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十分坎坷，我们是在经历了两次大错误、大挫折后，才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

其一，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错误。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和政策，这一决策推动了1925～1927年革命的发展。但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错误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统率”；工人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其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右倾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发展起来。最严重的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特点是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主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侵入全部经济生活；号召打倒一切中间派；鼓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应采取“进攻路线”；顽固坚持“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要求红军配合城市工作；反对所谓“游击主义”，要求红军采取阵地战的战术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我们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1930年10月至1935年1月），使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给革命带来巨大灾难。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100多次起义，到1934年，全国先后建立了15块革命根据地，范围遍布10多个省，红军发展到30万人。

毛泽东总结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丰富斗争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在革命道路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总结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第二个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与实践（1950～2014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比较好。

其一是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其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从1953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办法是：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对民族资本实现和平赎买；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系列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所有制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同时并举。

其三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成功探索。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得出了许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是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第三，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既要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做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又要有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做补充。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的正确结论并没有被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真正领会和把握。不久，我们又犯了两次大错误，经历了两次大挫折。

一次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时期对工农业生产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党的八大提出的稳步发展的方针。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和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使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结果使我国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左”的错误，而是掩盖“左”的错误和继续批判所谓右倾，以致后来发生了更大“左”的错误。这就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是一场大灾难。它主要的错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违背了“八大”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计，离开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教育科技落后、民主与法治倒退，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

此后，我们党和国家吸取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这条道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的。

1976年10月，我们党和人民坚决粉碎了“四人帮”，1987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议，它使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艰难探索与实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伟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发展。

三 完成“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主要历史经验

我们党能够胜利地完成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包括必要性、必然性、合理性和可能性等；其二是阐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包括历史起点、历史阶段以及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方面，我们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对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坚定信念的党。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今天的发展进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77年，他在政治上三落三起，“文革”中儿子被打成高位截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能够从容面对生与死的考验、荣与辱的考验，使他能够全面而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邓小平理论。

第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第三，系统、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必须迈开步子，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全党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就谈不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伟大理论成果。

第四，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依靠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离不开群众的创造。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以及工农群众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

第五，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往往是在大挫折、大失败后才找到正确的道路。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并不断提高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既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经验、好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而不是肤浅地，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从而得出正确的理论和策略。

第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中，不仅能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更能使这种社会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我们党一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

第七，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相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时代同进步，努力吸收当代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政策，如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生态文明等，都是吸收了当代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际上就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相融合。

第八，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是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思想保证，同时又是战胜“左”倾和右倾思想的干扰，使正确理论与策略得以贯彻执行的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完成东方共产主义者“困难而特殊的任务”的过程，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未来的目标更宏伟，前进的道路更艰巨，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有力量、有智慧为继续完成好东方共产主义者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