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更迭与政局动荡——必须警惕和预防颜色革命

周新城

 

摘要 颜色革命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政治方式颠覆政权的一种政变。颜色革命是有规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基础，组织有头面人物带领的反对派是关键，突发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时机，目标是建立亲美政权。颜色革命背后都是美国操纵的，每一场颜色革命都是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我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采取措施预防颜色革命。预防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外，必须注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组织建设，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 颜色革命 霸权主义 执政能力建设

 

最近，一系列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政权更迭，政局动荡，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种由美国导演的推翻现政权的所谓“革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 颜色革命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谓“颜色革命”，其实不是什么革命，而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政治”方式（有时也不排除使用暴力，但主要的表现方式不是暴力方式）颠覆政权的一种政变。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就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最早叫天鹅绒革命，比喻像踏着天鹅绒一样向前滑行，意思是不以暴力行动改变政权），后来这种“革命”在东欧、中亚以及北非一系列国家重演。由于在颠覆政权的过程中，夺取政权的反对派往往用某种颜色作为标志，例如，乌克兰用橙色作为标志，格鲁吉亚用玫瑰色作为标志，吉尔吉斯斯坦用黄色作为标志，突尼斯用茉莉花作为标志，等等，所以把这类事件统称为“颜色革命”。

应该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颜色革命：一类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把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像20世纪80～9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政局剧变那样，这类颜色革命，实质上就是我们常讲的“和平演变”；另一类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把现政权改变成为亲美的（或更加亲美的）政权，21世纪以来，剧变以后的东欧、中亚以及北非许多国家发生的事件，实质就是如此。对我国来说，总结第一类政变的教训更为重要一些。遗憾的是，我们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至今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对于我们防止苏东剧变在我国重演，也就是说防止颜色革命即和平演变，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两类颜色革命的性质不一样，但两者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一些规律性可以探寻。已发生的颜色革命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几步。

第一步，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由美国背后支持、操纵的颜色革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种意识形态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现政权妖魔化。收集政府工作中的毛病、错误，加以夸大，煽动群众的不满。有时抓住某个突出事例反复宣传，使群众对现政权的“劣迹”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苏联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揪住肃反扩大化大做文章，任意扩大肃反中被镇压的人数，详细叙述“迫害”的过程，描写各种细节，制造恐怖气氛，动摇群众对现政权的信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屡试不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颜色革命，首先是制造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舆论，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说得一无是处，歪曲、造谣污蔑，无所不用其极，这样，推翻社会主义就是正义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正如习近平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的，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从否定历史开始的，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只在一夜之间。政局变化可以是突然发生的，思想变化却是逐渐的。人是有思想的，思想防线突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守不住了。苗头出来就要注意，让它蔓延开来，再来处置就不大好办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这是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牢记这个血的教训。

另一类是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以及人员的来往，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美化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让广大人民群众潜移默化地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有朝一日建立亲美政权奠定思想基础。对这一类“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舆论工作也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千万不能被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给忽悠了。

第二步，建立政治组织。在制造舆论、搞乱人们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反对派组织，这是颜色革命的重要一步。有了组织就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先是不那么定型的非正式组织，进一步是成立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意成立所谓“非正式组织”，实际上就是允许有组织地、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非正式组织”的基础上必然成立反对党，而同意成立反对党，就意味着实行多党制；一实行多党制，必然导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创造条件。所以，对那些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必须严格控制和管理，只能允许它们在法律（尤其是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绝不能听任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尤其要严格管理西方提供给某些组织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对那些非法政党，更应该坚决取缔。在这方面，绝不能顾忌西方的反应而犹豫、姑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组织亲美派，以便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政治活动，伺机夺权。

第三步，物色有影响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士（最好是体制内的头面人物），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以便把力图推翻现政权的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由他带领群众向现政权发起进攻，组织以他为首的新政权。这种人最好是经过美国培训的，或者是与美国的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必须具有明显的亲美倾向，“靠得住的”。亲手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西方物色到的“自己人”（撒切尔夫人语）。撒切尔夫人承认，西方搞垮苏联的意图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估计到：“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果然，在西方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他按照西方的要求，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引上绝路。从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物色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我国曾经出现过的网上选举总统的丑剧，也是西方企图在我国物色反对派领袖的尝试。

第四步，利用某个突发事件，或者利用选举机会，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组织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占领广场、冲击政府机关等“街头政治”活动，迫使政府交权。突发事件，有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例如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起因就是城管同小贩的冲突），经过有组织的渲染，就发酵成大事件。所以不能小视这种小事，必须慎重处理，及时果断地斩断利用小事情发酵的黑手（像北京的锋锐律师事务所那样的“维权”组织）。“街头政治”是不讲理的“单行道”：反对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国意的政府除了下台怎么做都是违反民主。反对派在选举中得到的是少数票，就说有舞弊，要重新选举，不重新选举就是不民主；反对派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包括冲击总统府、议会大厦），那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总之，利用“民主”束缚不合美国意的政府的手脚，鼓励亲美的反对派放手干。

可以说，所谓颜色革命，意识形态工作是基础，组织有头面人物带领的反对派是关键，突发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时机，目标是建立亲美政权。

美国对颜色革命这种屡试不爽的规律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得手以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2005年4月21日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时宣布：“现在是白俄罗斯实行变革的时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独立媒体、创办新的大众传媒；加速发展群众运动；组成反对派联盟；选出统一的总统候选人，在2006年的总统大选中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一争高低。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出面为一个国家的反对派出谋划策，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这反映了美国对颜色革命做了总结，一套做法已经成熟，可以到处搬用了。

二 背后都是美国操纵的，贯彻了美国的利益

颜色革命是在不同国家里发生的，表面上是本国人民在争“民主”，更迭政权，但背后都有一只黑手操纵着，贯彻的都是美国的利益，服从于美国的战略要求。可以说，每一场颜色革命都是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没有美国的支持、指使、谋划，颜色革命是闹不起来的。

美国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强”的地位，明显加快了它谋取全球霸权和建立单极世界的步伐。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得美国霸权主义呈现出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前总统克林顿说，“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而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9·11”事件后，小布什公开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这充分暴露出美国蛮横霸道的本质。美国“一超独强”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全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发生变化。

实现霸权主义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使用武力，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动武；一种是和平的方式，像踏着天鹅绒那样平稳地滑向美国设定的目标。实践表明，前一种方式“成本”太高，收效并不尽如人意；后一种方式花费少、成效大，而且阻力小，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花了2000多亿美元，死了1500多人，得罪了许多盟国，仍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而在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前前后后只投入2亿美元左右，人未伤亡一个，就大见成效，并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两相比较，当然后一种方式合算了。这么一算账，美国为了实现领导和称霸全世界的愿望，推翻反美的或不那么亲美的政权，扶植完全亲美的人上台，除非万不得已，当然以和平的方式为好。一系列颜色革命就是根据美国独霸世界的需要，在美国导演下发生的。当然这只是美国的愿望，有时也会事与愿违。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美国操纵颜色革命的危险，应该有高度的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推行颜色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打出的都是民主的旗号。美国先给不合它心意的政权扣上“不民主”“独裁”“反人道”“违反人权”等帽子，然后鼓动反对派起来要民主。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有谁不想要民主呢！？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中，美国使用的就是这一招；21世纪初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后来的北非国家，使的还是这一招。例如，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得到美国支持的示威者在共和国宫国庆招待会场外高呼的就是要“民主”的口号，10月9日在莱比锡爆发的7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提出的要求也是实现“民主”。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民主”的“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倒台的。进入21世纪，美国对反美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及尽管亲美但不那么彻底的格、乌、吉的原政权，也是用“民主”“公正选举”这一手法迫使当权者下台，换上听话的完全由亲美人士掌握的政权。例如，在2004年乌克兰选举风波中，当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问到“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时，很多人回答：“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这一招还是挺灵验的。美国也想对中国使用这一招，21世纪初，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来中国访问之前就叫嚷“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有一个日程表”，她已经迫不及待了。总结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的教育，从理论上分清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揭露美国鼓吹的“民主”的实质；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面对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这项工作已是迫在眉睫了。

为了实现颜色革命，美国是不惜财力的。凡是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反对派没有一个不得到美国的财政支持。进行反对现政权的活动，包括做意识形态宣传、搞“街头政治”、组织选举，那是要花很多钱的，而反对派又大多没有钱，不得不依靠美国出钱。在这方面，美国是极其慷慨大方、不惜血本的。在乌克兰，当以尤先科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大规模示威，需要把各地群众集中到首都基辅时，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例如索罗斯基金会）出钱租车并发劳务费（据说每天10个美元，远远超过当地实际收入），而且一夜之间在广场上搭起了帐篷，以供住宿。在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过程中，美国也借助于非政府组织事先准备好了一切，如花多少钱，资助哪个反政府组织，与谁合作等。为了颠覆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2004年美国政府拨款8900万美元用于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反对派、国内组织和商业团体；2005年美国参议院又宣布将专门拨款500万美元用于资助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据说美国政府每年为了“促进民主”的拨款高达10亿美元。

各种基金会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学研究等幌子进行思想渗透，并物色将来可以利用的人选。这种活动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其作用直到关键时刻才显现出来。因此对这类基金会组织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甄别，切不可贪图小利而忘大义。

美国十分注意从政治上培植反对派中能起领导作用的“骨干分子”。波兰的瓦文萨、南斯拉夫的科什图尼察、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都是美国相中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受过美国明里暗里的鼎力相助，有的还直接在美国接受过“民主教育”。例如，2003年夏天，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卡什维利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地发动了“玫瑰色革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除了领袖外，美国还大力培养“中坚力量”。2000年3月，美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饭店举办“非暴力抵抗讲习班”，24名南斯拉夫反对派领导人秘密前往受训。这些人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如何通过手势进行交谈，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如何动摇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等。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很快就投入反米洛舍维奇的街头政治中。2004年秋，美国派遣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14个州，为“橙色革命”及时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在白俄罗斯，2003年有近200名白俄罗斯“民主活跃分子”赴美参观、受训，50名白俄罗斯青年参加美国政府组织的“未来领导人”项目，赴美学习。

面对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种种手法，我们应该严肃地认真对待。应该看到，中国作为现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是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的，非欲除之而后快。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美国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力图在中国也搞一场颜色革命，香港的“占中”，实质上就是一种预演，在香港试验，积累经验，目标是在大陆搞颜色革命。而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美国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动。2003年搞的那场“民间修宪”闹剧，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对已经发生的颜色革命必须认真总结，未雨绸缪。

三 预防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占有优势，美国对我国一直在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他们不喜欢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力图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股势力的能量是不能低估的。国内经过3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发生颜色革命的土壤逐渐加厚。内外结合，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加大。老实说，改革开放以来，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各种动作始终没有停息过，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就是一场最大的演习，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对于颜色革命的危险，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只有到了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之时，颜色革命的危险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除。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为了预防颜色革命，我们必须加强国家的专政工具。在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运用专政工具维护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少数闹颜色革命的自由化分子进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对其中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进行处理，这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也不会影响我国的声誉。对此不应该有任何顾虑。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包含这个内容。

但是，对于颜色革命这一类危及政局稳定的事情，仅仅依靠专政机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预防上，防患于未然。预防颜色革命，从正面来说，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一个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统工程。至少有以下几项工作应该作为基本措施经常予以关注。

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该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听任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自由泛滥，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充分估计到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重反对了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化理解这一错误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现了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理论的“洋教条”“洋迷信”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遭到挑战和削弱。在政治思想领域，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泛滥，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息。它们尽管说法不同，但政治目的是完全一样的：经济上主张私有化，政治上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攻击、歪曲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最终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思潮占领了相当大一部分舆论阵地，影响了相当大一批群众。如果让它们蔓延开来，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自己的思想支柱，就有可能为颜色革命打下思想基础。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教训。现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和清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其次，在组织上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共产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防止颜色革命的关键问题。只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那么，不管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多大的风浪，我们的政权都会是稳如泰山的。怕就怕我们的干部队伍出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他强调配备领导班子时，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所以他在选拔干部时始终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我们必须坚持这条干部路线，不能把我们的党政干部仅仅当作处理具体事务而不问政治倾向、政治观点的那种“公务员”。要知道，在当前西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的干部不问政治、不分姓“社”姓“资”，就会自发地倒向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尼克松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东欧时说过：“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主动地把我们的干部送到美国去培训（例如把哈佛大学当作自己的干部培训基地，规定不接受这种培训就不能提拔），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洗脑”，那更是正中美国之怀，做美国梦寐以求的事了。那样，一旦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就不知道我们的干部会倒向哪一边了。我们必须警惕和防止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砸锅党”人，钻进领导干部的队伍。这种人在关键时刻是会成为颜色革命的领头人的。

再次，最根本的是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胜负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我们不怕有人反对，因为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的驱动，总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有人反对并不可怕，怕只怕没有人坚定地支持，也就是说执政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执政能力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反对派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根本原因是这些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完全脱离群众，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结果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也是如此。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反对派实力并不十分强大，但多数群众在社会危机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观，结果政府一触即溃；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之所以能在美国的重压和国内反对派连续冲击下坚持不倒，就是因为查韦斯政权的社会政策向劳动群众倾斜，得到了占人口70%以上的劳动阶级的支持。总结已经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党的一边，成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预防颜色革命的根本保证。

最后，防止颜色革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只有不断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的政权才是稳固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动摇”。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发展又不平衡，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是，应该看到，决定我们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是我们的命根子。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才能得到工人、农民的拥护。没有了公有制经济，或者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上层建筑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的社会就会改变性质，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共产党执掌的政权也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实力继续执政了。这样，颜色革命就很容易搞起来。公有制被削弱了、搞垮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垮塌，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防止颜色革命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