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德国模式——谈职业教育对德国创新的促进机制
王继平
摘要：以“双元制”为主体的德国职业教育被视为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成就了“德国制造”的全球声誉，奠定了德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双元制”职业教育深植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制度土壤，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理实一体为手段，旨在培养兼具完整职业行动能力和高度职业精神的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支撑了德国研发创新中高质量产业的实现，而且也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甚至是遍布各行业、数以千计的“隐形冠军”的主要缔造者。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培育了德国聚焦专业、安于本职、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和职业精神，这也正是德国稳健型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模式的精髓所在。
德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5月21日发布《2014年德国研究与创新报告》，称德国科研投入达到创纪录水平，德国已成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报告显示，因在教育和科研创新领域的大力投入，德国在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科学出版物数量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长期以来，德国创新体系一直是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重点。人们普遍认为，严密的创新体系、健康的创新生态环境、特色独具的双重教育体系，是德国创新的典型特征。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德国创新体系经验的发掘大多还聚焦于狭义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关注的多是针对研发机构的创新管理和研发投入，对双重教育体系尤其是职业教育的贡献则鲜有挖掘和分析。
众所周知，以“双元制”为主体的德国职业教育，被视为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成就了“德国制造”的全球声誉，奠定了德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特别是2008年之后，德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双重冲击下的出色表现，进一步引起了美国、欧盟其他成员等对德国职教模式的强烈关注和推崇，以至于重新审视和学习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成为一时之风。
当前，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升转移到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依靠的道路上，这对受众广泛、贡献直接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梳理德国在职业教育中的经验和做法，挖掘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对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的基本关系
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需要置于技术创新总体规律之下，结合一国具体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系统分析。
首先，就层次类型而言，创新可以划分为渐进性创新、根本性创新、革命性创新，其中渐进性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常态和主体。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而今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呼之欲出。每次技术革命都起源于某一两项根本性、引领性的重大技术突破，它们推动了新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整体性的产业升级，引发了整个技术和产业范式的变化。而在这寥寥几次技术体系革命性的巨大跃升之间，更为常态的则是难以计数的微小技术改进和渐进性创新，它们大多产生于技术和产业范式内技术技能的点滴积累，产生于劳动者的生产实践和价值创造过程。
其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特别是渐进性创新关系密切，其中技术技能积累是居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从形态上看，技术可划分为实体性技术、规范性技术与过程性技术。实体性技术是一种空间形态的技术，如物化的设备、工具等。规范性技术是一种时间形态的技术，如文本的工艺、规则等。过程性技术则是一种时空形态的技术，是关于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的技术，如个体的经验、策略等。事实上，过程性技术无法脱离个体而存在。若将过程性技术归纳为“根据自然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则可视其为以“人”为载体的技术。
技能作为“人化”的技术，使“物化”的技术成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基础。只有技能才能使形式存在的技术——设备、工具、规则或程序——变为真实存在的技术。因此，技术技能型人才既是技术创新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关键要素，其自身也是技术技能积累的承载主体，并进而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渐进性创新的重要力量；技术创新反过来也在不断提升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既是技术创新产业化和价值实现的基本保障，也是促进技术技能积累和推动渐进性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业已实现的技术创新又反过来不断对职业教育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最后，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及职业教育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才结构及与之相应的教育结构，主要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而与人均国民收入关系不大。世界经合组织（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几乎所有欧洲强国都是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占比超过50%的国家。其中，占比为50%~60%的国家有挪威、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占比为60%~70%的国家有瑞士、波兰、匈牙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卢森堡，占比高于70%的国家则有捷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荷兰。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其产业结构主要是高中端制造业，它们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需要以大批技术精湛的从业人员为支撑。技术工人是物化科技成果的主力，是打造国富民强的中坚，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也正因如此，上述国家都对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职业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了产业结构、人才结构、教育结构间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通过技术技能积累实现渐进性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常态和主流，而技术工人等技能型人才既是“人化”技术技能积累的载体，也是“物化”技术技能积累的主体。也正因如此，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任务的职业教育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职业教育与创新的有机互动及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它既取决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与一国的产业结构相伴相生，也受制于整体的社会制度环境和保障条件。挖掘并实现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有机互动是政府教育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二 德国职业教育与技术创新的有机互动
德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竞争优势，与特色独具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互为因果——通过及时准确地反映行业企业技术技能需要、固化业界共性要求（借助职业标准）、校企合作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所谓双元协同），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提供了大批高素质劳动者，规范并加快了劳动者个体的技术技能积累，促进了行业企业技术技能持续积累，并进而推动了创新创业的不断涌现；而创新创业的不断涌现又进一步为德国提升了产业技术基准，扩展了产业规模，强化了产业结构特征，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带来了对职业教育的更大需求和更高要求，并进而形成了一种职业教育与产业创新发展间的良性互动。
就产业定位而言，德国自然资源匮乏，需要通过进口工业原料、农产品和其他资源型产品并同时出口优质的工业产品来实现“民富国强”。德国的经济支柱是工业，其中机械制造、电气电子、汽车和化工是德国工业的四大支柱。世界十大车企中有3家在德国。德国的机械制造业技术先进、工艺精湛。德国化学工业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同时德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世界十大化工企业中有3家在德国。在这种高度技术技能密集型的产业定位之下，需要“物化”的技术与“人化”的技能齐头并进、相得益彰，这也是德国之所以在生产技术系统和职业教育体系两方面着力尤重、优势明显的重要原因。
就产业组织而言，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围绕产业链进行分工并共同打造产业竞争优势是德国产业组织演进的典型路径。尽管德国有西门子、奔驰、宝马等尽人皆知的世界著名大企业，但决定德国经济兴衰和社会稳定与否的是中小企业。德国约有370万家企业，其中99%以上属于中小企业。德国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发达国家中首屈一指：2008~2010年，德国有54%的中小企业有新产品或新工艺投入市场应用，同期，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4%;2012年，德国有1307家中小企业位列世界“隐形冠军”的统计范畴，而美国仅有366家，日本仅有220家。
德国中小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出众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所具有的以下特色：避免与大企业发生正面冲突，围绕产业链纵向寻求发展定位，与链上企业形成优势互补，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并分享产业链竞争优势；聚焦能让自己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在高成本的德国继续生产的细分市场，充分依托德国本土的创新环境；拥有开拓新市场的全球战略和亲力亲为的创新方式、生产方式，充分把控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通常是家族企业或私营企业，具有充分的经营连续性。
在上述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功不可没。众多知名的百年企业（甚至包括奔驰、博世等大型行业翘楚）都由最初的学徒、师傅创业，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而创新创业成为许多民众可行的人生路径。“双元制”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与完整的职业行动能力，有力地保证了德国原发技术创新的高品质，成就了“德国制造”的全球声誉。职业教育及持续职后培训，培养了员工高度的企业认同感，降低了人员流动性，促进了企业技术技能持续积累和创新，技术工人自身也因之成为直接的创新主体。职业教育所造就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合格国民作为社会的主流群体，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崇尚劳动、尊重技能、稳扎稳打、追求卓越、诚实守信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营造。
三 德国职业教育与创新有机互动的前提和基础
鉴于与经济社会的广泛联系，职业教育与创新的有机互动，特别是职业教育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它既取决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也取决于更大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
就德国职业教育与创新的互动而言，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至少以下三点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社会市场经济”为职业教育与创新创业的有机互动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就经济制度而言，德国所推行的是独树一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通过国家法制保障经济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与安全。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劳动与资本的制衡与两者相对合理的回报，释放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力，激发了企业和个人技术技能积累的动力和活力，推动德国企业聚焦优势产业形成了大小企业（例如汽车产业中的大众、奔驰、宝马、奥迪等大型整车企业与作为零部件供应商的为数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配合的“专深型”全产业链分工，促进社会形成了尊重职业、崇尚技能的劳动价值观和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职业精神。
其次，双重教育体系各司其职、贯通衔接、协同共进，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创新人才的需要，又使具有不同智力特点的年轻人拥有了顺畅成才的路径——让最适合的人做最适合的事是释放创新潜力的最大保障。对于双重教育体系在创新中的贡献，2014年德国科学评议会的一份建议书做了有力的注解。该建议书指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支撑德国创新能力的“两条腿”，要使德国经济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两条腿”必须协调地向前迈进。德国科学评议会认为，要继续处理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要想使两者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并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学后教育阶段的衔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咨询体系，详细介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能力的不同要求、两者的就业前景，以及它们可以提供的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并正确引导青年学生摒弃社会偏见，使其选择一条与其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学习途径。
最后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自身的成熟与完备，确保了其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优势和特色在于以下四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德国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职业教育法》，把它作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的基本法条。该法与《青少年劳动保护法》《培训条例》《培训师资格条例》《手工业条例》等职业教育的直接立法，以及《企业组织法》《劳动促进法》《劳资协议法》《劳动合同法》等，共同构成德国职业教育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为职业教育的规范和顺利推广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是严格相关主体的资格准入。在学生环节，德国针对未达要求的初中毕业生设置了专门的过渡阶段，以确保普教和职教的高质、有序衔接；在教师环节，入口难、要求高、待遇好是德国职教教师队伍的主要特点；在企业环节，商会负责审核有意愿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资质，包括对企业专职培训师队伍的要求。如条件欠缺，则可通过联邦职教研究所等机构在区域内同行业中建立跨企业培训中心，企业在资金和技术层面予以支持和服务。
三是规范职业教育标准，确保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和认可度，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吸引力。德国遵循共识原则、双元原则和职业性原则制定了每一个职业的培训条例，为职业人才培养设定专业标准和框架计划，其中，企业和学校依照框架计划细化实施方案，商会组织过程监控和结果考核，整个过程都有职业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代表资方利益的雇主协会和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也即德国所谓的“社会伙伴”）的充分参与。共识之下的分工合作，保证了职业资格的权威性和劳动力市场的高度认可，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回报，并因此又吸纳了新的企业和学生参与职业教育，形成了职业教育体系的良性循环。
四是加强管理监督和研究支撑，保证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强化行业监管。除培训设施设备、原材料等费用外，企业还须负担职业教育经费，支付学徒工在整个培训期间的津贴和培训师的工资，其在德国职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职责甚至超过职业学校。因此，德国特别注重发挥商会的监管作用，从而强化、保障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重视职业教育信息发布和绩效监控。德国构建了联邦教育科研部牵头，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邦统计局协助，劳动局、商会、企业具体参与的庞大的职业教育信息的统计和发布系统，准确掌握了关于培训职业、培训岗位、培训企业、学员供需和分布等的翔实数据，并通过《国家认可的培训职业目录》《职业选择和培训职业说明》《职业教育年度报告》等及时向社会发布数据。除此之外，德国还拥有大量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它们广泛分布于高等院校、社会教育机构、商会、雇主协会、工会等组织，形成专业、丰富的研究群体，为全社会所有关心和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提供参考信息，促进信息对称和有序竞争，推动职业教育体系持续完善发展。
四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当前，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竞争力提升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这对受众广泛、贡献直接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国在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整体社会氛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推动形成了职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有机互动的良性循环，相关做法和经验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完善职业教育体制，乃至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都有着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制度环境，平衡资本和劳动回报，促使企业和个人形成潜心技术技能积累的稳定心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治理与社会治理联动模式，进一步加强我国职业教育建设合力；切实促进教育体系的普职融通和就业市场的“普职等值”，实现职业教育地位的理性回归；不断加强职业教育的信息、研究和宣传工作，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