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思考

赵鸣歧 张放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所展开的探讨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在争夺解释“中国模式”话语权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为此，国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模式”的论辩中，中国学者不应被西方的概念和标准所牵制；应以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己任，“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勇于争夺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有责任在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论中凝聚、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形成根植于本土实践、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从而与西方思维、西方论说展开平等对话。本文拟从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通过对近年来“中国模式”论争中代表性文本的分析，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思考。

一 中国面对西方：话语建构中必须直面三大问题

“中国模式”的概念是在中西学术界的互动中产生和传播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活跃的西方学术界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实践提出了观点各异的诸多看法，方才“倒逼”中国学者对此做出应对。在不断回应和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概念、逻辑、知识体系的西方化，以及“西方视角”被许多国内学者不加批判地加以运用，是这场对话本土声音始终无法彰显的主要原因。于是，一批活跃于海内外的华人学者开始进行反思，他们试图重新考量中国的思想资源，并通过根植于中国实践的观察方式，超越西方理论框架，提出自己的问题、概念，建构理论体系。

然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一套真正能产生世界影响力的本土话语不仅要在内部逻辑上实现自洽，更重要的是必须正面回应源自西方视角的挑战和质疑。在这场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讨论中，面对西方思想的挑战，我们亟须回答三大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转型、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与改革去向以及中国的外交思想与全球战略。主动回答这三个问题，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关键。

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问题

2008年是“中国模式”真正成为全世界关注中心的一年。盛大恢宏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在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坚挺表现足以抓住西方中国研究者和观察者的眼球。围绕“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讨论的始点以及争论最多的内容，恐怕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势、持续性和转型问题。

关于“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征，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资本共产主义”“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些高度化约的概括意在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自由经济与国家调控之间的调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但其所具有的西方问题意识和分析范畴并未成为分析中国经济的有力武器，反而容易变成“陈词滥调”。

从西方视角提出的这些分析概括，尽管并未否定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正当性往往持质疑态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而缺陷可以从拉美找到先例——贫富差距拉大、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以及民营企业被人为地压缩生存空间，这些均为中国经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在大原则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西方才是中国可以学习、复制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被许多学者低估的印度才真正位于正确的发展道路上，而中国集国家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无异于饮鸩止渴。马克·伦纳德认为，与“民贫”相比，更大的隐患在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培养出的“权贵阶层”引起的民愤，故而限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为势在必行。迪克森认为，中国当下缺少具有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入薄弱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瓶颈。

面对上述质疑，已有学者开始使用新的话语和概念进行分析。张维为通过对中国发达省份人均GDP、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指标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将中国版图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发达板块”，一部分是“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潘维直言，所谓“模式”就是对成功原因的总结，并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四大支柱的支撑，即“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简称“国民模式”。在潘维看来，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持续，而且可以复制。不论是“板块互动模式”还是“国民模式”，都是研究者基于对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现状和自身观察而提出的中国话语的有益尝试。两者一方面着意强调政府和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良性的基础角色，另一方面试图跳出西方观察经济发展的“政府－市场”二分窠臼，建立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理解路径。但这些新兴话语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面回应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疑。尤其是当这些质疑是源自学术的严谨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注时，如果新兴话语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其影响力和接受程度将大打折扣。

2．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与改革问题

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恐怕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过程的重中之重。对政治体制的评价不仅与事实层面相关，而且涉及价值层面的判断——西方视角更为关注的层面。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界定和评判，陆续提出“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支撑这些概念的重要指标就是“民主的程度”。正如马丁·雅克在批评西方价值霸权时所言：“对西方人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管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看民众是否有普选权，以及该国是否存在多党制。”面对西方强势的思维惯性，我们在建构政治话语时必须回应我们是如何理解民主的，我们的民主传统如何，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体现民主，等等。笔者将当下学术界围绕民主和中国政治制度话语建构的主要路径归纳为三条。

路径一：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内容，结合中国现状进行制度设计。姚洋认为，民主的价值首先是本体论的，民主制度是能够保障公民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唯一制度，而西方的成功实践则为中国提供了模仿的样板。“也许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不可避免的，这包括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权力的制衡以及民众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在这种观点看来，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扩充，中国实现民主的契机已经到来。不过，他也坦承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但认为不能因噎废食，而应借鉴西方，通过法治和凝聚政治共识来对其进行限制。

路径二：回归中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阐释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并进行制度设计。郑永年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是民主化的基础，而且“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之上的”，因此，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因而他提出，中国政治架构应包括三个方面：开放政党、精英竞争和公共参与。“开放”意味着“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团体开放”，向党外精英开放；“竞争并不意味着单纯的西方式选举，而是一种挑选之后的选举，或者说是一种以精英管理为基础的民主”; “公共参与指的是不同社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就是“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这些提法既源于中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又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参考。潘维更进一步将中国政治模式概括为由四个支柱组成的“民本政治”，这四个支柱为：“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在解释中国不应采取多党竞争执政和分权制衡的模式时，他认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从整体上理解人民，不同政党无法代表整体人民的利益，因此需要一个无党派、无私利的执政集团负责维护全体人民的福祉。张维为提出“政绩合法性”的概念，直言“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政绩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选举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

路径三：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话语解释民主并充分肯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该路径主要从官方的报告、政策文件和理论文章中获取思想资源，围绕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辩护和话语建构。王中汝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 “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个性；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不同层次、适用于不同范围的人民自治制度。该路径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解读、延伸和丰富。

3．关于中国外交战略是“称霸”还是“和平崛起”的问题

一个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思维、传统和制度的国度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来说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个问题，西方国家的政要、学者和观察家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定性答案。“中国威胁论”能够在西方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正反映了西方面对中国发展时的复杂心态。就连公开承认多元现代性并试图采取“同情之理解”观察中国的马丁·雅克，也无法脱离“中国威胁论”的逻辑束缚。从他的那本一度在西方精英阶层和决策层引起关注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名，就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之于世界格局意义的基本判断，而该书的副标题用“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来指称中国，更是将读者引向了“华夏中心论”和“天下”秩序的想象。

面对西方持续性的质疑，中国学者在外交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从实践层面来看，关于中国是否应介入全球事务的争论近年来从未停息。反对者认为中国应专心于经济发展，不必要地介入全球事务反而会激发“中国威胁论”的声调；而支持者提出了诸如“创造性介入”等概念，高调宣称中国时代的到来。实践取向的分歧还在其次，关键是我们如何从理论层面阐释当代中国的外交理念。阎学通试图通过对传统思想中“内外之别”“王道与霸道之辨”的阐释，来说明中国的外交原则。苏长和将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凝练为“合作”，并依据新中国的实践概括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与发展的三条经验：“中国通过国内制度创新，降低、消化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对世界政治产生消极效应的问题，从而避免中国发展对世界政治产生域外负效应”; “1978年以来，中国寻求与国际制度合作而非对抗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发展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角度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三条经验恰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缺陷形成互补。上述尝试为建构中国外交理论话语做出了探索，但如何直接有效地回应西方的疑虑和困惑，仍然是我们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二 审视自我：话语建构中的本土思想与实践

围绕着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问题而展现的西方视角、西方话语和西方体系对“中国模式”的阐释及其观点，中国学者有责任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历史对此做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笔者拟从学者们最常援引的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理论话语这三种本土资源来评述其在中国话语建构中的优势和可能存在的局限与问题。

1．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使用

张维为援引西汉的《盐铁论》来论证国有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潘维通过对“民本传统”的解读，试图勾勒中国的民主传统，并搭建相应的制度框架。郑永年则通过历史论证“开放性”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悠久传统。至于从“以和为贵”的角度论述中国外交理念和政治思想的文章更是颇为常见。还有一些研究者走得更远，他们试图以儒学为根基，重塑民族精神和国家德性，从而完成宏大的知识体系架构。

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助于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援引传统话语时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就是在文本和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们从文本中读出来的传统思想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形态，而具体的历史实践往往与之有所出入。正如姚洋在分析“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公平”的观点时认为，该提法“带有明显的事后合理化的痕迹”，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并非只有中国才具有“德政”的传统教化。其次，传统学说就像一把双刃剑，不同学者可以从中读出完全不同的内容。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王元纲教授通过对儒家思想和历史的阐释，得出了与“以和为贵”相反的结论：“强大的中国会和世界任何一个强权国家一样去扩张，而衰弱的中国反而会去适应其他国家。”最后，传统话语在提出时必须考虑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契合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使得我们在使用传统话语和知识的时候需要格外谨慎。

2．直面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

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多元化——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机构都在根据各自的具体环境制定出不同的改革政策，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多元化的实践经验为学者们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根据实践经验进行话语建构的最大优势，在于典型的案例、丰富的材料以及实践者的亲历能够最大可能地提供更具说服力的阐释体系。王绍光等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新医改政策的出台过程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大量政府公报、政策文件、报告的分析，并对相关公务员、专家和有组织利益团体代表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勾勒出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公共政策的轮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共识型决策模式”的新概念，进而延伸出“共识型政治体系”的提法，并对一系列基于西方刻板偏见的概念和话语做出了批判。

但是，在对当代中国经验进行总结概括时，一定要把握好两个问题。第一，不应对中国实践经验过度渲染和升华。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切不可为构建话语而生搬硬套，将个案扩展至普遍经验，或忽视经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或将优点和特点无限放大，以求寻找与西方经验的不同之处，从而体现中国的独特性。第二，淡化论述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严守学术场域和政治场域之分野，尤其要避免沿袭“敌我二分”的思维，将论述对象分为“我们”与“西方”，导致降低论述的真诚性和有效性。

3．主流理论话语

这是话语体系建构中最主要的本土思想资源。很多学者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概括与总结时，倾向于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当中进行解释。例如，胡钧认为，成功的“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地位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的主导作用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李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乃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中国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知和概括已经达到了其他话语无法企及的高度。高建明确表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地结合是其本质特点”；当谈到解决这条发展道路所面临的问题时，他同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寻找到了回答的思想资源：“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 “加强法治，有效制约政府权力”; “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主流理论话语精确地展示了我们党的思想资源和分析方法，在阐释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时扮演的角色无可替代。但我们在学术交流讨论中使用主流理论话语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第一，主流理论话语属于高度抽象概括的语言，往往起到提纲挈领、指明方向的作用。将这套具有鲜明特点的话语体系用于具体研究时，很难将研究对象和要解释的问题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不熟悉这套话语体系的读者在读到这类文章时，经常一头雾水，不知作者所言对象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容易留下“假大空”的刻板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将指导性话语体系置于阐释性语境而形成的角色错位。由此而产生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这套话语体系不易阐释日新月异的形势变化。研究者往往采取一种“捍卫者”的心态运用这套话语，这就很容易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从而忽略或者淡化对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的研究，逐渐失去对研究对象的敏锐嗅觉，反而不利于新话语的形成。这些问题是我们务必要警惕的。

三 自信抑或自负：话语表达的策略选择

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应以一种什么样的语调展开论述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展开论述？该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相比也许并非核心问题，但却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首先，来看论述语调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我们采取何种语调论述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并且能够体现论述者的文风气质。但在中西对话的语境下，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马丁·雅克在观察中国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人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中国“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推崇人类多起源说的观念，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与人类其他分支毫无瓜葛”,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不只限于文化和历史方面，而且包含了生理上的”；即便与世界不断融合，中国人“根植于文化和民族自大心理的优越感”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

尽管可以举出大量例子证明上述论断只是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刻板偏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学术界和精英阶层比较流行的一种观念。对于旨在建构能够在中西交流中得以立足并实现传播的话语体系的中国学者来说，我们必须要重视这种观念并积极加以应对——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让这种观念不断恶化。如果看看中国学者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论述，这种优越感的语调也确实存在。例如，有学者提出了“冠军国家”的概念来指称中国。所谓“冠军国家”，即“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在国家间竞争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富强的国家，是在一段时间内领跑世界的国家，是为整个世界打上深刻时代烙印的国家，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仔细品读类似的表达我们会发现，这多是一些情感层次的空泛抒发，并不涉及对严肃问题的学术探讨，但却容易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其次，再看论证方式的问题。话语建构过程中需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自说自话。学者可以通过一套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自圆其说，但是却对其分析对象中存在的问题一笔带过或不言说，尤其是没有和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学术对话。有的学者甚至简单地将问题与成就割裂开来，拒绝讨论问题。自说自话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过“敌我划分”，将学术上的质疑视为意识形态的敌对，从而将其划入政治问题置之不理。如此一来，这些学者提出的新话语、新概念在学理上就显得底气不足、说服力不够，而在态度上则显得不够真诚。第二个误区则是反证法陷阱。所谓反证法，乃是通过论证一种制度在一个地区的失败，来证明这种制度对另外一个地区的不适用性。反证法最常用于分析西方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例如，有学者通过分析南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采用了由西方国家设计并监督执行的制度惨遭失败，得出结论：中国不适合搞西方的民主，要走自己的路。这种论证方式从逻辑上讲存在明显的漏洞，很容易被反对者击破。我们必须深入严肃地回答“中国社会的哪些特点使得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优势无法发挥”以及“中国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为何能够做得更好”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建立真正属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话语。

上述两个问题，不管是陈述语调还是论证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自信，既不是目中无人的自负，也不是放音壮胆的自卑，而是一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我们应该基于事实，心平气和地与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性表白，亦不是基于民族自尊的深情呐喊，更不是意气用事的强词夺理，而是基于严密学术逻辑和谨慎现实观察的温情言说。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赢得主动、获得尊敬。

事实上，中国新形象的塑造与有效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存在一套有力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框架，能够对“中国模式”进行有说服力的阐释。而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学术界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学术力量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层次高低的重要指标，舆论媒体和普通民众话语转变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学术界。因此，我们对涉外媒体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存在诸多败笔的习惯性指责，实际上是找错了对象。

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考察，我们发现，建构新话语的首要工作是在国内学术界建立基本共识。而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恰恰是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大搞“关门主义”，自说自话，很少认真、诚恳地回应其他立场学者提出来的问题，甚至会从动机和道德层面对论辩对手进行驳斥。长此以往，学术共同体中存在的裂痕将会越来越深，无法弥合。为了凝聚和重建共识，笔者提出要围绕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外交战略三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与良性对话，发掘“中国模式”的真正价值，以应对来自西方知识体系和分析框架的强力冲击。而在援引中国本土的思想和实践资源时，学者也应弄清楚，在全球化知识对话的大背景下，每种资源的优势和局限到底在何处，进而扬长避短，尽量减少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交流不畅。我们还须注意表达的基调和论证的方式，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并提升自己的说服力。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一个恰当的方向上开始建构本土的话语体系。由此建构的这套话语体系，既能够在最大范围内赢得学术界的共识，又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本土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还可以积极面对西方视角的挑战和质疑，并给对方留下一个温和、谦逊、公允且有担当的正面形象。语言是思想和形象的载体，一套能够争取国内共识、赢得国际尊重的崭新话语体系，或许正是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