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史学研究分支，医疗社会史通过对医学领域内相关议题的精心选择和深入研究，希冀重新呈现并更好诠释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遮蔽或忽视的重要历史面相。
这一研究在兴起之初即彰显对身体和生命高度观照的取向，因此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伴随着近年来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许多未曾被传统史家过多留意的议题，渐次进入当代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卫生、医病关系等议题，都在近些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学界对历史上医病关系的关注，一方面与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内在发展理路直接相关，“伴随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出现，传统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越来越以意义为中心”; 另一方面也与有关学者强烈的社会现实观照密不可分。中国当下高度紧张的医病关系，特别是医病纠纷时有发生，已然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大的研究理路的转型以及社会现实观照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医病关系史研究得以渐次展开。
由于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因此，如何从史学的视角对历史上的医病纠纷进行观照与解读，从而为理解或改善现实中的医病关系提供历史镜鉴，便需要史学研究者的积极思索与认真探讨。如前所述，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形来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显然应该着力秉持并继续实践。从本质上来讲，这一学术要求也是与医病关系的社会文化性格分不开的。
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医师权威以及传统医史编撰模式的深刻反思，特别是深受“视角向下”史学思潮影响的社会史家的加入，西方的医学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相关研究不再仅仅聚焦于医家或医家群体，而是开始将关注点“放在患者一方”, “为医学史引入了许多新的维度”。可以说，正是“病人”与“病人角色”的发现，开启了当代西方医病关系史的研究。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使得人们对医病关系的社会文化性格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西方医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美国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曾经指出：“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亨利·西格里斯在这里谈的是医学，其实也是在谈医病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显然构成了医病关系的核心内容。从历史发展来看，正是“医生”和“病人”这两个概念及其内容的丰富性与变动不居，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特定时期医病关系的发展面相。
当今对“医生”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职业标准界定的。如果以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医家”的话，显然会遗漏掉很多内容。从医学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从最初的与宗教（或准宗教）相关度极高的“治疗者”，到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引起的医与巫相分离，再到现代社会医家成为一种正式职业，不同历史时期医家的构成、演变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便是一个内容驳杂的历史过程，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医病关系的内涵和实质。在话语上掌控主导权的正统医家姑且不论，即以民间医学为例，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曾无限感慨地写道：“千百年来，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民间医学，民间医学的根源来自家庭传统和社群传统、神秘主义和各式的迷信。”换句话说，在正统医家之外，与民间医学相对应的，还有着执业样态多元、规模庞大的民间医生群体。现有研究表明，正是后者在民间社会有着更为活跃的医疗市场，同大众的生活存有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将历史上的“医家”称为“治疗者”，或许更为恰当。显然，这个称谓的内容是相当多元且变动不居的。
同样，历史上的病人，所能够赋予医病关系的内容亦有许多。研究表明，即使在同一时代，因病人的社会背景、性别和种族的不同，医病关系所体现的特征便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以病人所罹患的疾病属性或者种类为例，研究发现，在急性疾病情境中的医病关系，医生更有决定权与掌控力。然而，伴随着现代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当急性病的重要性日渐变小，诸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开始成为人们的主要疾病时，病人在与医生的交往中却开始表现得越来越趋于主动。如果再加细分，罹患不同种类疾病的患者（如一般大众性疾病患者与患有性病等隐私性较强的疾病患者），在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其与医家互动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又有所不同。
可见，历史上医生群体的庞杂与变动不居，同病人群体的不特定性，共同建构了不同时期的医病关系。诚如亨利·西格里斯所说，如果医学指的是医生与病人两个群体多方面的关系的话，那么，将历史上的医家群体与不同社会属性、疾病种类的病人交相对应，相互“集合”而成的医病关系，显然是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的。
医生和病人群体的互动，构成了医病关系的主要内容。不过，医病关系的发展，却并非仅是医生和病人两个群体之间相互推动的。在这两个群体之外，第三方外在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医疗模式的变化、国家政策的改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可能会对医病关系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以医疗模式的转化和医学知识的生产为例，英国医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朱森（Nicholas Jewson）的研究表明，18～19世纪的西方医学先后经历了“临床医学”、“医院医学”和“实验室医学”三种医学知识生产模式。伴随着这三种模式的变迁，医家关注的焦点渐从病人的身心状况转移到了病人的躯体、器官，直至更为微小的细胞组织。当以“人”为导向的医学宇宙观到了19世纪转向了以“物”为导向的宇宙观后，病人从医家的“医学宇宙观”中消失了，病人完全屈服于医生的权威之下。这一变化，对传统的医病关系构成了根本性的颠覆。以医疗技术为例，西方的医史学家发现，当1846年外科手术引入麻醉术后，医生和病人的互动越来越“脱离了病人的控制”。当今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对医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使病人在网络上即时获得疾病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医生，甚至可以与医生一起共同探讨诊疗方案。这一对科学技术高度依赖的医学形式，正在使医病关系发生变化。在对当代医病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一番考察后，有社会学家不得不感喟，“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外在原因会对医患关系的未来发挥作用，并可能引发新的改变”。
综上可见，医病关系史的研究，除了关注历史上医生和病人两个群体的构成和互动之外，更应对与其相关的外在社会文化因素有充分认知。换句话说，医生、病人及其与外在因素（科技的、文化的、国家的诸多方面）交相影响、相互作用而对医病关系形成的影响，应成为医病关系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如若我们秉持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史视野，去审视和剖析中国历史上的医病关系时，便会发现有着诸多有趣的议题值得去探索。
对中国历史上的医病关系，特别是医病纠纷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与我多年来的学术困惑密不可分。在早些年的研究中，我曾对明清时期医疗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进行过梳理和探析，发现明清时期医病关系比较紧张，医家的社会形象颇为不佳。不过，在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却很少发现关乎医病纠纷的相关载记。特别是医疗诉讼案，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一种形似“悖论”的现象，着实令我诧异与费解。在此后查阅史料和阅读相关著述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病纠纷竟然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在社会上开始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所谓“医讼案件纠纷，此为医界今日最头痛之事。无论中西医，皆不能免”。医讼问题的这种时代差异性，使我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好奇和冲动。
具体而言，从明清社会医病纠纷的“寥寥无几、难觅踪迹”，到1930年代的“医病纠纷，极于今日”, 如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加以审视与考量的话，就会发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医病纠纷经历了一个从“隐而不彰”到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公共问题”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现象如何会出现？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理解当前的医病关系是否具有积极的意义？类似种种问题，纷至沓来，萦绕于脑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对这一论题进行深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