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Ⅰ 总论篇

合作、共享与借鉴

——第一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研究报告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摘要：“广州奖”的重大战略意义，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世界城市面临的新挑战和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广州长远发展的实际需要。通过对“广州奖”案例的深入研究，课题组提出4项建议广州市采行的具体措施：（1）明确目标定位，使广州成为华南创新中心；（2）成立创新中心，为全民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和展示平台；（3）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创新城市事务的公众参与途径；（4）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科技创新切入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广州市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广州奖

一 “广州奖”的设立缘起

（一）第一届“广州奖”举办的基本过程

创新，是城市永续发展、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人类至今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城市至今遇到的一系列发展“瓶颈”，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会聚彼此力量，更加需要依靠创新来促进科学发展、应对城市问题、造福人民。广州市联合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又简称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Major Metropolises，以下简称Metropolis），共同创设了“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下文简称“广州奖”），旨在交流城市创新发展的先进经验，表彰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成功实践，倡导城市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进而推动全球城市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根据《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章程》规定，“广州奖”评选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选出5个获奖城市，奖励总金额为10万美元，每个城市奖励2万美元。评选对象面向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和地方政府，凡属城市创新领域的成功实践都可参选。该实践必须是正在实施或近两年内完成的项目、举措或政策，具有独创性、非营利性，且产生了实际效果或具有重要影响。

2012年9月30日，第一届“广州奖”报名截止，组委会共收到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153个城市提交的255个项目，包括西班牙马德里、墨西哥墨西哥城等29个首都城市，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伯明翰、加拿大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国际知名创新型城市。技术委员会将不符合报告格式或提交材料与主题不相干的45个项目列为不符合参评资格的申请，再对其余210个合格项目做进一步评审。

技术委员会经过两次全体会议，评选出15个提名城市，并在对它们做出书面评价、阐明评选理由后，提交给评审委员会参考。评审委员会从中选出了5个获奖城市，分别是：土耳其科喀艾里市、马拉维利隆圭市、韩国首尔市、加拿大温哥华市以及奥地利维也纳市。首届“广州奖”颁奖典礼已于2012年11月16日在广州成功举办。

（二）广州市举办“广州奖”所具备的优势

“广州奖”的创设和成功举办，与若干重要有利条件的具备有直接关系，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助广州市明确自身的作用及优势。课题组建议广州市在此后的相关工作中，进一步坚持和发扬这些优势，以利于“广州奖”的可持续发展。

1．三方强强联合，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

“广州奖”是广州市联合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会组织（UCLG）、世界大都市协会（Metropolis），共同创设的国际城市创新奖项。由地方政府依托世界城市多边组织发起设立国际奖项，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尚属首次。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总部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于2004年由世界城市协会联合会、地方政府国际联盟和世界大都市协会合并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组织宗旨是：通过构建全球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网络，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全球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挑战。UCLG在136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拥有会员，其中直接城市会员有1000多个，全国性地方政府协会会员有112个，下设8个地区分会。

2004年，广州市以创始会员身份加入UCLG并成为其世界理事会成员。从2007年开始，广州市连续3届担任UCLG的联合主席城市，在这一“地方政府联合国”的广阔平台上展现了中国城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良好形象，提升了广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全球影响力。

世界大都市协会（Metropolis）成立于1985年，以会员制的方式组织世界各主要城市和有关机构的联谊、交流与合作。2004年世界大都市协会在保留其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并入当时新成立的UCLG，承担其大都市部的工作。协会目前共有84个会员城市和一批准会员及个人会员。会员城市分布在世界各国，主要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广州市于1993年正式成为协会会员，1996年被推选为董事会成员城市。除广州外，中国大陆的重庆市、杭州市、沈阳市、天津市、武汉市、海口市也是其会员。

因此，“广州奖”的创设是地方政府（广州市）与国际组织（UCLG、Metropolis）强强联合的结果。虽然“广州奖”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奖项，评选对象面向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和地方政府。但作为一个新设立的奖项，其认受性和知名度必然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尤其在初创时期可能会面临参选城市和项目过少的窘境。但是从第一届的情况来看，全球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153个城市提交了255个项目参评，这是“广州奖”成功举办的一个重要前提。UCLG和世界大都市协会遍布全球的会员网络，使“广州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保证了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和地方政府关注并参与“广州奖”的相关活动。

而“广州奖”永久落户的广州市是中国大陆的中心城市之一，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国际评奖所必需的大量人力、物力，为创设和举办“广州奖”提供经费、场地、物质、组织等全方位的保障。广州自身的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长期积累的城市外交资源，也是“广州奖”评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2．广州在国际上具有良好的城市形象

城市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座城市的整体印象，是城市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科教文化、建筑景观、整体风貌等多方面要素在国际受众认知中的综合反映。城市国际形象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良好的城市国际形象不仅能体现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是城市扩大对外交往、吸引国外发展资源、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广州城至今已有2228年的历史，自古就是商贸繁荣之地，素有“千年商都”的美誉。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是闻名于世的通商口岸，至今从未关闭过，是海上丝路的发祥地和始发港之一。著名的“十三行”曾是全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区。从1957年起，在广州每年举办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成交量最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其成交额占全国出口贸易的1/3，被称为“中国第一展”，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国内有学者专门对“外国人眼中的广州城市形象”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广州的国际知名度与莫斯科、吉隆坡、开罗、圣保罗等首都城市，以及曼彻斯特、釜山、洛杉矶、墨尔本等世界重要城市相当。在城市整体形象方面，80%以上的在穗受访外国人认为广州的整体形象较好，近6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广州长期居留，只有10%的人“不愿意”在穗居留。关于城市国际形象定位，受访者对广州“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总体形象定位认同度较高，表明广州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总体形象已经初步确立并正在获得广泛认同。在形象定位细分方面，“经济发达、商贸活跃”是受访者对广州最为深刻的印象，“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受访者认同度最高、一致性最强的细分城市形象。

总体而言，广州市在国际上不仅具有较高知名度，城市形象也以正面为主，“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广州市在外国人眼中的具体定位。广州的城市形象充分反映了它在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对全球一体化的高度融入。由此可见，广州市已经具备举办国际性大奖的基本条件。

3．高水平的外事工作为广州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外交资源

广州市外事部门通过多年的辛勤工作，为广州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外交资源，尤其是建构了遍布全球的国际友好城市网络和国际友好合作交流城市网络，对第一届“广州奖”的成功举办功不可没。近年来，多边交往已成为广州城市外交的重要方式，呈现两大特色。

一是交往范围广、发展速度快。广州市外事办坚持创新城市对外交往模式，大力实施“国际友城拓展战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广州已与洛杉矶、温哥华、悉尼、法兰克福等32个国际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与墨尔本、巴塞罗那、墨西哥城、休斯敦等23个国际城市缔结了友好合作交流城市关系。此外，还与100多个区域性国际民间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

二是交往层次高、国际影响大，广州早在2004年就以创始会员身份加入UCLG并成为其世界理事会成员，广州市行政首长连续3届当选UCLG五大联合主席之一，并于2012年创设了“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为推动城市分享成功经验、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州充分利用UCLG会员的身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城市争取发言权和话语权，并努力参评国际奖项，先后获得了“国际花园城市奖”“国际可持续交通奖”“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区奖”等荣誉。

积极的城市多边外交对推动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广州获得来自海外的资金、技术、信息、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发展资源，提高了广州的国际声誉，增加了广州举办国际奖项的优势。

4．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影响力

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中处于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这类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具备了全国性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广州作为一座拥有2228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5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中国内地城市第三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影响力。

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1》所做的“2012年中国293个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广州市排在全国第五名。若排除香港和台北，广州更是排在中国大陆城市的第三名，仅次于深圳和上海。

广州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断创新。事实上，广州作为广东省内创新中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尤其在教育及科技研发方面的领先地位更是不可撼动，聚集着丰富的创新资源。广东省多年来稳坐中国大陆经济的头把交椅，更是国内的创新强省，而广州正是创新强省的龙头。由于具有较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广州在2010年获批为17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之一。

总体而言，广州已经具备并充分展现了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潜力，足以承载关于城市创新的国际性大奖的举办。

二 “广州奖”重大战略意义的再认识

广州市联合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共同创设“广州奖”，对其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必须首先透过两方面的分析，才可能有深入和到位的认识，一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趋势，二是广州长远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挑战及新趋势

城市化和城市自身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格局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过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发布的《世界城市展望》显示，截至2011年全球70亿人口中有一半生活在城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最为迅速。在2011～2050年的40年间，全球人口将增加23亿，而城市居民将增加26亿，意味着城市除了吸收全球所有新增人口之外，还将吸收一些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将减少2亿8800万。

这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在非洲和亚洲显得尤为突出，它们的城市人口总增量将占全球的86%。增长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印度（4亿9700万）、中国（3亿4100万）、尼日利亚（2亿）、美国（1亿300万）和印度尼西亚（9200万）。这一变化将给城市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带来新挑战。

全球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在2020年前后开始绝对降低。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格局，已经进入以城市为主的时代。可以说，未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特征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发展的特征和状况。

1．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挑战

第一，全球化的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全球化背景下各类要素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新配置，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素流动格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高端人才的流动性远远高于中低端人才；资本的流动性远远高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产业结构、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影响，总体而言大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第二，科技进步与城市发展的深度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带动了上一轮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高速增长。该轮增长随着2008年底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而陷入停滞。但展望未来，能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仍然是新的重大技术突破。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普及和应用、清洁能源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生物技术的发展等，都有可能成为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突破点。能否结合自身城市的转型需要，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成为世界各大城市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又一挑战。

第三，全球治理模式和治理议题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许多重大议题越来越超出主权国家的治理范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稳定，控制传染病等全球性公共产品，成为摆在人类及城市面前的重大议题。全球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孕育着全球政治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第四，各国民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普遍增强。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把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政治觉醒”（The massive 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这种趋势对于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具有难以预计、难以把控的重大影响，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影响。2013年新兴市场城市频繁发生社会骚乱，12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城市的社会分配不公不断加剧，城市的社会分化与矛盾使其不稳定性风险持续凸显，80%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增长步伐已经开始放慢。

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并不独立，它们之间复杂的反馈和互动，将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如全球化将催生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城市以及城市网络；科技进步将影响生产活动在全球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城市的产业分工格局；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将促进城市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各国民众权利和平等意识的增强要求城市实施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等等。

2．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世界城市发展呈现出若干新趋势。

第一，大都市区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大都市区集中了很大比例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如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其成员国总人口中超过70%生活在大都市地区，这些区域中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往往超过150万人。不仅如此，这些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远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增长率。因此，OECD国家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在一些OECD国家，一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几乎占据所在国总人口的一半。OECD国家大都市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往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有些大都市区域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到全国GDP的1/3，有些地区甚至占到1/2。

但在现有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大都市区的集聚效应并非没有上限。当城市发展到某个阶段后，集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会超过正面效应，从而导致城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人口达到150万及以上的78个OECD大都市中，有1/3经济增长率比国内平均水平低。欧盟对258个居民人口达到25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一半以上大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国内平均水平。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世界银行编写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显示，发展中国家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基本与先行国家的历史轨迹相类似。所以可以预期，发展中国家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一批新的大都市群。

第二，科技创新将成为世界主要城市的竞争力源泉。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的率先启动以及全球化深化，将带动各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深刻、丰富而不对称的变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尖端制造业将成为这些国家一些重要城市在较长时间内新的竞争力源泉，带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调整。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少以制造业为主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衰落的城市，以及目前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有可能因为尖端科技的发展而焕发新的生机，重新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竞争力。当然，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能够从新科技突破和再制造业化中受益的城市数量也并不多。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从新科技突破中受益，取决于其产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与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差距较小的国家有可能受到前沿国家技术突破的辐射和带动。而差距较大的国家则很难指望从发达国家少数城市的高端制造业兴起中直接获得大而持久的带动作用。相反，如果高端制造业的产品或工艺对传统制造业形成了替代关系，那么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受到负面冲击，以及遭受发达国家资金撤回的影响。

第三，城市合作以及城市网络对竞争力的影响更加凸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单个城市追求自身最优规模、最高效益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城市竞争力日益取决于多主体的合作质量以及自身在城市网络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根据OECD国家的经验，由于各产业部门中聚集经济的重要性有很大差异，而且不同城市的产业构成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存在唯一的最佳城市规模。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网络正日益演变成一个将全世界各大枢纽与节点连接在一起的横向网络。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基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效率改进成本有所降低，但可替代性较强的从事标准化产品生产的能力，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很难构成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将呈现更加多样化的格局，产品设计的时效性和差异化要求都会日益提高，生产流程也需要更加柔性化。这样，单体城市的竞争力将日益取决于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方、企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合作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单体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核心优势。

第四，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城市主要被视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其社会功能往往扮演辅助角色。而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大范围、激烈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发生，从侧面体现出包容性问题（公正、公平）正在成为城市社会运行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建设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体系。其中，社会服务的均等化，是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核心。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随着城市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水平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资源的广泛覆盖与均衡配置，将成为城市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性保证，这对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中的大都市尤为重要。此外，城市服务体系建设主要解决的是社会服务的机制、供给等“器物”问题，而在更高层面上，人的因素仍然是城市包容性发展的主要视角。移民，特别是国际移民的进入与流动，是国际大都市正在面临的重大考验。移民融合成为与城市内部族群融合同等重要的问题；而推动“第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等措施，是消除歧视、防止移民成为不稳定群体的重要推进方向。

第五，绿色低碳运行成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主要国家均将低碳环保作为未来着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国际主要城市的转型战略也借助了这一“绿色东风”，将低碳、环保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国际城市发展中普遍出现的人口激增、无序扩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以及社会分配不平衡等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和凸显，带来城市低碳发展的需求。低碳运行成为国际主要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城市宏观层面碳减排额度博弈与革命性技术突破的规划与探讨相对减少，而从小处、实处着手，从改变生活方式着手推进低碳的力度则有所增强。

在总体规划方面，“绿色城市”概念得到普遍认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迈向绿色经济：通往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中提出，“绿色城市”是绿色经济在城市范畴内的延续。该报告特别指出，城市中的各组成部分，包括交通、建筑、能源、水、废物、科技等都必须采取措施促进绿色发展，同时提出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政策创新、市场激励与消费者参与等驱动力共同作用，才能使传统城市向“绿色城市”转变。在微观层面，从生活方式与微观个体行为方式入手，改变城市运行模式进而达成低碳的目标，是城市生态领域的新视角。

（二）广州发展的需要及未来的选择

1．建设中心城市，承担国家使命

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要求：“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建成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广州佛山同城效应，携领珠江三角洲地区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将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 ‘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

目前，广州已经具备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初步条件和基础，但与国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相比较，与承担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功能的要求相比较，广州离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不小的差距。从资源配置功能来看，广州虽然是商贸中心，但服务功能还比较弱。从经济辐射功能来看，广州虽然生产基地功能比较突出，但对区域性产业活动的辐射能力较弱，总部经济发展缓慢，创新能力还不强。从城市功能布局看，广州城市块头不小，但城市功能分区还不够突出。正如前任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今后一个时期广州工作的一条主线，也是广州必须承担的一个重大历史责任。”

2．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广州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配置功能、经济辐射功能、城市功能布局、社会事业辐射功能等方面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还不相适应，这些不适应主要是由发展方式仍然粗放、转变仍然不到位造成的。广州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才能拥有对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更大的支配力、控制力和配置力，才能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集聚辐射和资源配置能力，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中更好地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实现提升。

（1）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当前广州扩大内需要突出“刺激消费、优化投资”两个重点。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扩大内需、内生增长中的主力军作用。（2）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战略。以技术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跨越发展，着力打造“广州服务”“广州创造”“广州制造”三大品牌。（3）把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途径。在选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与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环境等3个方面狠下功夫。（4）把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5）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6）把加强民生社会建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

3．发展社会民生事业，维护城市公平正义

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改善民生，是获取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是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广州市必须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敏锐把握群众对民生的新要求、新期盼，以增强群众幸福感、提高幸福指数为根本，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维护城市公平正义，实现长治久安。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实现提升。

（1）促进教育公平均衡优质发展，以发展保证教育公平，以惠民政策落实公平，以规范管理保障公平。（2）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优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城乡医疗服务水平。（3）促进就业稳定增长，在调结构、促转变中扩大就业，加强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发挥劳动者、市场、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要重点向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5）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多渠道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来源。（6）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抓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前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进行先期防范、先期化解。

4．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宜居广州

建设生态文明，是现代城市的共同追求，更是广大市民的共同期盼。广州市作为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大型城市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一是人口容量已经超过生态临界点。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常住人口为832万人，实际居住的流动人口为837万人左右，反超常住人口。两者相加达1669万人，已经超过1500万的人口长远控制目标。而且人口高度集中在面积仅占全市15.7%的6个老城区，使这里人口占比达到60%。二是资源约束进一步凸显。虽然广州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率排在省内、国内城市的前列，但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则有明显差距，比如只有香港的1/17、新加坡的1/18、首尔的1/32和大阪的1/80。今后10年土地约束矛盾更为突出。三是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广州的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大气和水污染治理方面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节能减排任务仍十分艰巨。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3年6月进行了“2013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广州市民评价”民调。调查发现，对生态环境状况市民不满意度显著上升，较2011年上升9个百分点，达30%，而满意度降至22%。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市民不满意度为32%；满意度为24%，低于不满意度8个百分点。从近年数据来看，亚运期间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市民评价曾有明显好转。但亚运过去3年，市民满意度直线下降，不满意度迅速反弹，恢复到2009年时的负面差评水平。其中，对“水环境”不满的市民最多，不满意度达41%，较201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及其引致的身体不适，使市民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感受发生了变化。民调显示，市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安全感较2011年减少了6个百分点；而不安全感增至21%。72%的受访者认为本地环境“有”污染，其中，近六成人认为程度“严重”和“比较严重”。

由此可见，“建设绿色宜居广州”不能继续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

（三）“广州奖”助力广州走向新的战略制高点

1．搭建国际城市间的创新交流平台

对于全球的参评城市代表而言，参与“广州奖”活动不仅让他们能够推介自己所代表的城市和城市的创新实践，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全球城市互相交流管理和服务经验的机会。

在第一届“广州奖”举办期间，主办方广州市政府特意安排了“市长访谈”和“案例交流会”两项活动，以促进城市管理者就城市创新进行互动和交流。市长访谈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主持，并在国际城市创新大会上进行。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区副主席安东尼奥·巴尔蒙、立陶宛维尔纽斯市市长阿图拉斯·佐卡斯、南非约翰内斯堡市市长帕克斯·塔乌，围绕城市创新发展的主题，畅谈了城市管理经验与建设未来城市的理想。案例交流会则将15个提名城市分为增强城市的社会包容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途径、可持续发展计划与改善城市行政管理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案例展示及分享讨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提名案例进行点评及提问。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变化速度更是惊人。通过“广州奖”及其系列活动，全球城市的管理者能够讨论和交流经验，各个城市得以更清楚地看到自身正在经历的一些变化、在世界城市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开展合作和提升的潜力。通过与其他城市的交流，有助于城市更好地进行管理和规划——不仅是市容市貌方面的一些硬件规划，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和服务方面，使政策的实施和制定能够更科学、更便捷、更透明、更符合民意。

2．开创城市外交的新形式

城市外交是城市或地方政府代表城市或地区的利益，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互动，发展双方关系的活动或过程。城市外交属于地方外交的范畴，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特点。城市外交既有官方色彩，同时具有民间含义，反映出国际交往活动中主体多元、内容多样的特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央再次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广州奖”是借助UCLG平台而落户广州的永久性国际大奖，是难得的城市外交、公共外交长效品牌，通过它，传统的地方外事工作正在向创新的城市外交发展。仅在2012年11月14日至17日的第一届“广州奖”活动期间，就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149个城市的代表来到广州参加活动。正如前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所言：“举办广州奖活动，可以超越因意识形态、体制机制不同造成的矛盾与分歧，进一步丰富了对外交流合作的形式。”

总体而言，“广州奖”很好地搭建了一个推进地方外交的新型渠道和平台，在国际舞台上打出中国广州名片，“巧发声”“发强声”，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广州与世界城市间的多边交往，盘活广州民间外交资源。“广州奖”由于增强了中外交流，对于消除别国对我国的偏见和误解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软实力。

通过与UCLG和世界大都市协会的合作，广州从参会到办会、从领奖到设奖、从双边到多边，城市外交实现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突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奖”的创设和成功举办，使广州乃至中国的特色城市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向世界展示广州形象和发展成果

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广州奖”永久落户广州，是继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广州进一步向全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城市魅力的重要机遇。尤其是首届评奖活动还与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和世界大都市协会董事年会一起进行，重要性和影响力更是非同凡响。

为了充分展示广州城市魅力和近年的发展成果，广州市主要领导对“广州奖”筹备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精心策划了以花城广场、广州塔为主的“城市建设线”、以荔湾涌和陈家祠为主的“历史文化线”、以芳和花园保障房小区为主的“保障性住房线”和以友谊商店为主的“时尚购物线”等线路。在活动期间共组织12批次557人次的参观考察活动，使外国嘉宾多视角、近距离、全方位地亲身领略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魅力，对广州城市建设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过后，巴西累西腓市长约翰·考斯特由衷赞叹：“广州很大，可以称得上国际大都市之一。它怎么能有效率地组织人力物力，城市怎么建设得很漂亮，是可以思考和借鉴的。我会介绍我的朋友来中国，来中国要来广东，来广东就要来广州。”韩国代表团团长李尚孔也对广州印象深刻：“我从没来过广州，……这是个有活力的、很开放的城市。从广州塔看到了整个城市，比我想象中要干净，建筑风格非常简练。”

展示城市形象，目的还是促进广州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奖两会”期间，广州市还组织了以“促进交流、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城市经贸交流会，来自友城的代表、驻穗商会代表以及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等约300人出席了活动。市长陈建华致辞并推介了广州巨大商机，广州市外经贸局负责人做了广州投资环境的推介。此外，还举办了广州与部分友城代表的访谈问答和企业对接交流活动，显著地促进了广州与国际城市的经贸合作。

4．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虽然持续实现高速增长，但与发展相伴随的城市病似乎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事实上，唯有创新才能克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能永续保持城市发展的活力，才能让城市人民生活更美好。当下，广州正致力于特大型城市科学发展的创新探索，力争走出一条低碳经济、智慧高效、生活幸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广州奖”作为城市创新实践的重要载体，是对十八大报告精神的学习贯彻，是以实际行动吸收全球城市创新发展经验，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广州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广州如此认真地承办“一奖两会”，正蕴含着城市管理者为广州的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树立先进标杆，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的良苦用心。在活动期间，众多专家和嘉宾对城市发展的真知灼见、各个获奖城市和项目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打破广州各个创新主体头脑中的“天花板”，推动广州整体迈上新台阶。正如陈建华市长所言：“广州要建设一个世界先进的城市，而作为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广州是我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向这个目标迈进，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这就是广州创新的动力。”

广州虽然是广东省的创新资源聚集中心，但具备一些创新优势不等于一定能成为创新型城市。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持续不断地向其他城市学习，二是吸引或帮助其他城市成为自己的学习者。其实质就是广州作为未来的国际性大都市、国际性知识城市，要能够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并通过合作实现共赢。这一目标虽然任重道远，但广州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广州奖”正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国际城市创新基本经验及其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启示

“广州奖”会聚了全球200多个城市创新项目。归纳总结项目的先进经验、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借鉴，是本课题的工作重心与价值重心之一。

（一）第一届“广州奖”推荐项目及城市的特征分析

“广州奖”是国际“城市创新的诺贝尔奖”，其评审团于2012年10月15日至17日召开初评会议，评选出获奖城市、提名城市和专家推荐城市。为了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分析“广州奖”提名、推荐项目和城市的特点，课题组对提名、推荐的城市和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归纳总结国际创新城市和优秀创新项目的特点和规律，一方面，协助广州市主要党政领导及广州市外事部门明确“广州奖”在国际城市中的真实号召力和影响力，有助于客观评价“广州奖”相关工作的开展成效；另一方面，协助广州市主要党政领导和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掌握世界城市创新的重点领域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更科学合理地推进广州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1．主题类型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方面，表明民生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普遍重视

据课题组统计，在获奖城市提交的项目中社会服务类项目占总数的60%。在提名城市提交的项目中，社会服务类项目占38.9%，生态环境类项目占33.3%。在推荐城市提交的项目中，社会服务类项目占24.6%，生态环境类项目占26.3%。从数据上看，社会服务类项目和生态环境类项目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其他五大主题。这说明民生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全球城市及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

社会服务类项目旨在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市民生活质量，这类项目的大量出现说明政府越来越关心市民作为城市主体的地位，并注重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另外，随着现代人类社会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和热点话题，本次推荐项目中这类项目比例偏大，表明当前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日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以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发达国家以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的创新占优，发展中国家以公共管理和住房交通的创新占优

由于城市所在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创新项目的需求也不同。课题组制作了46个获推荐城市所在国家的发展程度与57个获推荐项目主题类型相关性的统计表。

在七大主题中，城市区域发展项目数量过少，统计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在此不予讨论。城市整体发展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所占比例接近，分别为13.5%和10%。在推荐项目的公共管理和住房交通两大主题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发展中国家更重视这两大主题项目的建设，这与它们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是直接相关的。公共管理旨在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住房交通则直接关系民生，这些都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较高，公共管理和住房交通的可改善空间较小，也不是它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是更具前瞻性或科技含量更高的问题——建设智慧城市、保护生态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因而在以上三大主题中，发达国家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社会服务类项目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多出8.4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类项目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多出5.7个百分点；最具科技含量的智慧城市项目中，发达国家则比发展中国家多出9.6个百分点。

3．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既是城市创新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主要的创新主体

“广州奖”的宗旨是：“表彰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城市创新领域中的成功实践，通过推进城市及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为城市和地方政府实现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示范和引领，为全球城市合作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从统计数据来看，实际情况与此宗旨基本一致，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既是城市创新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主要的创新主体。从附表2中可以看出，以地方政府作为主要资助方的项目有41个，占全部项目总量的71.9%。即由地方政府所资助的项目比其余五大类之和还要多，可见地方政府是各个项目的最主要资助方。同样的情况在创新主体指标体系中也有体现。根据附表5可知，在四大创新主体中，公共部门有47项，占全部项目总量的82.5%。

4．创新的主要障碍分布比较均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创新障碍基本类似

从附表3中可以看出，课题组在设置指标分类时将“广州奖”推荐项目（包括提名项目和获奖项目）的主要障碍分为10大类，这是所有指标分类中数量最多的一项。从数据分配比例来看，除“工作对象或实施方”所占比重略高（22.8%）外，其余各项指标所占比重都比较接近，基本没有发生单一障碍垄断的情况。在获奖项目中，则是官僚体系障碍的比重较大。另外，统计数据显示：创新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与城市所在国家的发展程度缺乏相关性。由此可以推断：城市创新的主要障碍分布比较均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障碍基本类似。

5．长期项目数量最多，反映了地方政府作为最大创新主体的公益性

从附表6的统计数据来看，实施时间为长期的获奖项目有3个，提名项目有9个，推荐项目有24个，分别占项目总数的60%、50%和42.1%。所占比重为所有项目之最。究其原因，这与主要资助方和创新主体的构成直接相关。上文已有分析，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是城市创新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和创新主体，除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外，主要资助方和创新主体中的中央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教育机构都与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着眼于地方社会的发展，不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多数创新项目可以摆脱短时利益或既得利益的束缚，能够着眼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第一届“广州奖”的参评城市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为主，缺乏国际创新型大都会的参与

从附表9中可以看出，虽然在获奖城市组中发达国家多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提名城市组和推荐城市组中，发展中国家明显偏多；在所有参评城市中，发展中国家也比较多。这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是“广州奖”的参选主体，其中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城市。研究资料显示，推荐城市中甚至包括仅有3.5万人口的小城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广州奖”仍处于初创阶段，影响力还比较有限，所以很难吸引纽约、东京、柏林、伦敦等国际创新型大都会报名参选；另一方面，“广州奖”主办方也是有意识地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参与评选。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为了推动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城市发展，并提高它们的显示度，“广州奖”以开放的胸怀来接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从附图5、附图6、附表7和附表9中可知，亚洲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在统计中占有绝对比重。其中，亚洲的推荐城市有20个，占所有推荐城市的43.5%；发展中国家的推荐城市有27个，占所有推荐城市的58.7%。

（二）国际城市创新的经验概括

1．以领先理念带动城市创新

在当今世界，理念领先是最重要的领先，观念滞后是最致命的滞后。理念是现代城市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理念创新是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最显著的区别。

领先理念带动城市创新，昭示着一条与过去“物质带动型”不同的创新发展道路。城市不再被动地跟着资本、市场等要素走，而是要强化科学理念的先导作用，克服城市发展的盲目性和非理性，通过对形式、质量、内涵的强化控制，使城市的创新发展更人性、更和谐、更协调、更健康。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理念创新成为城市突破瓶颈、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课题组从第一届“广州奖”案例中总结出以下3项与理念有关的启示。

（1）城市创新需理念先行。无论是提出崭新理念，还是借鉴已有经验，成功的城市创新往往具有明确、领先的理念，以此引领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避免在运行过程中偏离初衷。

（2）理念创新要有前瞻性。优秀的城市创新项目，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国家的发展趋势、具体城市的发展趋势，并且要适度超前。换句话说，项目必须具有前瞻性。而项目的前瞻性，很大程度上来自理念的前瞻性，亦即来自对城市现状及问题的深切把握、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提炼。

（3）项目需蕴含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本身就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化扩散、逐渐被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的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中共中央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城市创新的人文关怀，是指项目要体现对所有个体的尊重。让市民幸福、为市民服务就是项目的根本目标，而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

2．科学技术是城市创新的根本动力

对于“广州奖”而言，科技创新不仅指原创性的科技发明，也包括了对现有科技的创造性运用。从第一届“广州奖”的参评项目来看，科技创新是城市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元素——正是由于网络、节能、环保等先进科技的出现及运用，城市创新的主题、形式和内容才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多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科学技术创新。纵观第一届“广州奖”的参评项目，有以下3项与科学技术创新有关的经验值得重视。

（1）新科技应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新科技的应用前景，固然包括了它在获得经济收益方面的市场前景，但对“广州奖”而言，所谓的“前景”更主要的是指新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幸福方面的有效性，以及受惠群体的潜在规模等。“广州奖”参评项目中的科学技术创新，也主要是用于改善城市环境、对市民开展教育和培训、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等，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公共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以创新项目提升城市科研水平，引导城市转型升级。某些与科技有关的创新项目，不仅能够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还能提升城市整体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引导城市转型升级，使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发展先机。

（3）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项目的服务范围。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迅速普及，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创新的形式和内容。纵观“广州奖”的参评项目，电脑及手机网络的应用是常见元素。不少项目借助互联网的普及化，实现了数据及公共服务的电子化，使更多市民得以享受城市创新所带来的好处，直接提升了项目的效益和效率。

3．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城市创新的抓手

正如2014年7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所言：“就像知识产权是企业的资本一样，体制机制创新本身就是红利。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仍有巨大空间，创新得好，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红利。”不管对企业、公共部门还是城市，体制机制创新都是其活力的重要源泉。第一届“广州奖”的优秀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体制机制创新的因素。事实上，体制机制创新不仅为城市创新提供了具体途径和基本保障，它还是创新理念向创新实践转化的核心环节。纵观第一届“广州奖”的参评项目，有以下4项与体制机制创新有关的经验值得重视。

（1）体制机制创新要符合城市特点，因时、因地制宜。成功的体制机制创新，往往具有显著的针对性。这意味着其内容必须与具体城市的发展阶段和需要相一致，不能仅仅为创新而创新。与此相对应，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城市管理者不应罔顾自身实际条件和情况、盲目照搬。总的原则是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2）以行政程序标准化提升服务品质、降低成本。20世纪80年代伊始，西方国家借鉴企业业务流程再造来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成为政府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中，通过将行政程序标准化来规范政府行为、保证政府持续稳定地提供高品质服务，既是行政改革的趋势，也是公共部门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面。

（3）以战略管理实现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战略是直接左右政府或企业等组织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决策参照系。战略管理以促使组织目标顺利达成为目标，包括两个方面：战略的制定和形成，以及依据规划对战略实施过程加以监督、分析与控制。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对公共资源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针对性和效率，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4）建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常规机制。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倡公众对包括决策、实施、监督在内的城市管理全过程的参与，即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形成合力。公众参与既为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可供广州市借鉴的具体经验及案例

第一届“广州奖”会聚了全球不同类型城市的众多创新项目，每个城市都可以从中挖掘于己有益的先进经验。课题组按照理念、定位、制度、组织和科技五个方面对参评项目进行了分析和归类，从众多参评项目中总结了五个可供广州借鉴的具体经验。每个经验以若干“广州奖”的优秀项目为范例，以“项目实施原因—项目内容—项目实施效果”的形式进行梳理，有针对性地展示世界其他城市的创新经验，供广州有关部门参考。

1．以市民的幸福和市民的发展为本，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

无论属于七大主题中的哪个类型，优秀的城市创新项目往往在理念中蕴含着对每一个市民的尊重，从前期的构思到中后期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等各个阶段，都凸显了“人”的特殊地位，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

——随着越来越多移民流入，加拿大温哥华市面临的住房和环境压力在持续增加。为了善用现有资源、抓住机遇、继续走在创新规划的前沿，温哥华市提出“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的理念，实施了“理想温哥华：打造面向全民的宜居可持续空间”项目。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早在1988年，温哥华就成立了世界上首个特别小组，评估大气变化对城市规划和活动的影响，为2008年启动的生态密集项目奠定了科学基础，以引导温哥华成为“更能可持续发展，更加宜居的城市社区”。针对住房问题，2011年温哥华实施了市长房屋购买能力特别小组项目，以保证所有居民都能获得住房，消除差别。随着项目的成功开展，温哥华成功打造了宜居、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被公认为北美地区充分利用城市密集性和用途多样性的领先城市。

——为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建造一个友好、无阻碍的网络化城市，“台湾”高雄市政府实施了“1999呼叫中心项目”。它以“公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为理念，提出了“不收取任何呼叫费用，提供更好服务”的宗旨。项目的人文关怀体现在方方面面：（1）将企业水平的顾客服务引入政府服务体系，整合电脑和电话系统；成立专门的呼叫中心和1999快速拨号通道，方便人们记忆。（2）采用标准化和自动化的工作流程，避免漏接任何一个电话；实施后台电话分析和满意度调查，提高服务质量。（3）率先把“1999”公众服务热线设置为免费电话。（4）把所有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联合起来，提供包括市政维修、清扫街道垃圾、医院急救等52种服务，问题解决后会以电话告知，而与安全相关的事件都会优先得到紧急处理。从2008年初开始运营时全年接听1.6万人次来电，至2013年发展到每年79万多人次，1999呼叫中心已经成为高雄市民最离不开的资讯和服务热线。

——在韩国，每年有20万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有1/4甚至去从事色情行业。政府提供的“保护”和“指导意见”并不符合青少年的愿望和需要，受助的失学女童大多重返街头。为此，首尔市政府实施了“全民参与通过地区互联网预防青少年卖淫项目”，核心理念是以失学女童的真正需要为出发点，引导她们走向“自我独立”。在这一先进理念的引领下，市政府制订了两大战略：一是创立以教育和就业为核心的自强系统，包括建立自强学校、自强培训店等，帮助青年在获得学位之后能相对顺利地找到工作。二是提供一系列量身定制的自强服务，包括针对不同教育程度者提供一对一辅导，帮助她们获得学位；进行性别认知教育，加强她们的意志。从自强学校毕业的青年得以开展新的人生，基本没有人再次做出卖淫的极端选择，成功避免了她们进入成年的卖淫业。该项目也成为城市社会服务创新的典范。

2．找准城市目标定位，为发展和创新指明方向

当前，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对自身的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明确。只有找准城市目标定位，才可能确定城市的工作重点和阶段任务，为发展和创新指明方向。

——彼尔姆市历来是俄罗斯军工、重工战略物资生产基地，商业落后，轻工民用产品也依赖外部供给。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对各种新思想都持开明态度的现代化城市，扭转人们对它的刻板形象，彼尔姆将自身定位成“区域性的文化与知识中心”，并为此实施了“战略总体规划”项目。总体规划作为城市定位的实施手段之一，以3年为一个阶段，规定了与未来12年的市政预算案相协调的措施和项目，制订了新的城市规划指南以及法定分区制的修正案，按照人口规模规范并确保物理环境的改善。项目的核心是停止城市的无计划扩张，将注意力集中在已开发的空间上，建设紧凑型城市，创造一个综合的、高利用度的多元化城市结构。项目还提高了城市发展进程和政策讨论中的公众参与度，公众承担起的活跃角色帮助政府平衡了来自开发商的压力。随着项目的实施，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已经发现了彼尔姆的经验，并将其视为后工业化城市在自由经济时代发展的典范。

——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国内教育水平最高的城市”，为此实施了“数码城市麦德林”项目，旨在为所有麦德林市民提供新型的学习和交流工具，为市民参与创新、接受教育创造新的可能。通过这一项目，麦德林不仅在全市多个地点提供免费网络，还在各个学校设立了“开放型教室”，学生可以通过虚拟课堂学习使用技术性的应用程序；学校教师也需接受培训，并将有关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知识付诸教学实践。放学之后，开放型教室便成为社区学习场所，居民被邀请到学校使用电脑或参与各类学习活动。这些学校中的一部分还设立了“云学校”补充项目，用于支持能够连接服务器的屏幕设备，此举不仅降低了学习成本，还使项目具备了更大的可拓展性。根据2012年的调查统计，有150万市民受益于数码城市项目，有50%的麦德林市民能定期使用互联网，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

3．以行政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提升服务质量并降低成本

改革行政制度，是“广州奖”参评项目中的一项常见内容。一些城市通过行政制度改革，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一些城市更是直接把行政制度改革作为项目的主要目标，以解决政府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不管项目属于哪个主题，以提高公众参与为代表的行政制度改革，都在不增加行政成本的前提下，提升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

——为了减少民众的行政负担、节约成本并确保公共服务品质，西班牙阿维莱斯市议会开展了涉及全部机构、全部职员、全部民选官员的行政程序根本变革——“市议会行政程序标准化设计项目”。该项目将市议会的所有工作流程、任务、职责分派标准化和电子化，简化审计工作。市民提出的申请、投诉、建议等，都被整合进这一新型的工作系统。所有文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被自动识别并分类，文件在管理者之间的传递则通过一个提醒和通知系统来实现，并使用电子签名以节省文件等待签署的时间。所有提醒、通知、最终的处理结果，都被整合到标准表格中。各项工作从启动到结束，包括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间的信息和文件互换，全部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来处理，摒弃了纸张的使用。该项目确保了行政工作最大程度的透明化、缴费的简易化、沟通的有效化、信息获取的便利化，满足了西方社会对公共服务越来越挑剔的需求，展现了阿维莱斯的新形象，是一项极为成功的行政制度创新。

——受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西班牙全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地的公共赤字和贷款不断增加，毕尔包鄂市实施了“基于经济紧缩和战略预算的公共管理”项目以应对危机。市政府制定战略重点和战略预算控制表来推动项目的实施：对内通过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多渠道、多方面地收集信息；对外通过问卷调查、目标群体研究等手段，找出市民最迫切的需求。随后根据战略点、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来制定预算，目的是明确项目的重点领域以及后期的财务控制。市政府还制订了严格的控制指标，从实施、资源使用、效率与项目质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检测，所有的数据都通过官方网站公布，赢得了市民的高度信赖。项目将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城市改造完美结合，具有高度创新性而且效果显著。2011年毕尔包鄂市历史性地实现了零债务、零赤字，同时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服务和投资，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标杆式代表。

——巴西卡诺阿斯市长期采取集权的管理模式，市民的合理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公众对公共事业的信心日渐下降。为了使公众关注并维护公共政策，市政府实施了“市民和广泛参与系统”项目。该系统记录了每一位参与者的详细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参与记录、需求和服务等，并每月更新，作为年度总结的基础信息。每周六早上，市长、副市长和市政秘书都会参与“街道市政厅活动”，旨在接待市民、倾听意见；设立了面向公众的电子平台——“虚拟集会”，市长和市政秘书在指定时间内与市民就公共问题进行沟通。此外还有市民参与资金预算会议、服务领域全体会议、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公众听证会、议会和城市代表大会等子系统。公众参与在卡诺阿斯市被广泛应用于所有政府领域，不仅重塑了市民对市政公共管理的信心，更催生了新一代的自信市民，民间团体已经成为市政府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4．成立新机构，为创新提供组织支撑

为解决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城市或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履行新的职能、提供新的资源，而原有的组织框架可能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需要创立新机构，为创新提供组织支撑。

——土耳其科喀艾里市处于地震带内，是1999年造成大量人口伤亡的马尔马拉地震的震中。从那时起，科喀艾里下定决心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与风险共存，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降低地震威胁。为此，科喀艾里州、土耳其灾害与应变管理中心、科喀艾里工商会合作实施了“地震监测和教育中心”项目。项目把两个特色分明、又相互补充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一是负责收集数据和分析地震风险的地震综合监测系统，二是市民教育的推行。以往，土耳其的灾害与应变管理只是出于科学研究的考虑，教育和传播部分则隐在幕后。随着项目的启动，培训和传播部分开始被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使州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加亲密。在教育部门的帮助下，民众防御地震的意识得到加强，获得了有关地震、地震预防、急救等知识和技术。项目还吸引到大批来自科喀艾里州境内其他兄弟城市、高等院校和国外的代表，来中心参观学习并分享技术信息。

——英国伯明翰市近年来遭遇了高失业率、教育水平差异和健康状况不均衡等严峻挑战。为此，市政府和伯明翰大学共同实施了一种革新性的合作方式——“公共服务研究院项目”，在共同的战略框架下分享和讨论最好的公共服务措施和政策。该项目利用大学的学术资源，对伯明翰及伯明翰以外地区的公共部门提供政策制定和研究方面的支持，通过学生实习等一系列机制来进行学术研究、数据分析并提供服务。研究院是一个供不同主体聚集在一起寻找办法、解决问题的中立平台，也是政策讨论和思考的公共论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分析并解决当前城市问题的内容，也搭建起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桥梁。研究院使更佳的公共决策结果得以形成，改善了市民的生活品质，伯明翰也得以向着英国公共政策创新中心的方向迈进。

5．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课题组认为，科技创新不仅包括原创性的科技发明，也包括对现有科技的创造性运用。纵观第一届“广州奖”参与项目，既有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创新点的项目，也有不少项目对现有的互联网、节能环保等技术做出了创造性运用，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环境、经济、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

——韩国首尔市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型城市，每天产生的巨量垃圾不仅带来分类和清理的困难，运输和处理过程所产生的废水、臭味也降低了市民的生活品质。为此，首尔市政府实施了“可持续发展城市——在市中心建设和管理环境友好的资源循环设施”项目。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性地将垃圾处理设施全部建在市区的地下，地上则建设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及公园，供市民娱乐、休憩。项目将处理废水有机物时使用的厌氧消化法，利用在食物垃圾及其产生的废水的处理上，极大地增加了有机物收集量，提高了生物气的产能；将以往在垃圾处理时没能用到的蓄热式燃烧氧化装置用在垃圾除臭上。地下设施每天可以处理98吨食物垃圾，每年还可以生产2500户家庭所需的电力。项目使城市街道更加干净，彻底摆脱了处理垃圾时产生的臭味，从根源上彻底阻断了生活垃圾及废水排向海洋的机会。

——奥地利维也纳市一直在生态和生活品质方面积极地探索解决方案，已经成为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方面的国际先驱。为了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提升，实现向智慧型城市转型，维也纳市实施了“智慧城市维也纳”项目。该项目基于欧洲SET计划的核心主题，目标任务包括：城市能源系统的整体管理，高效生产和供应技术，智能网络和热能供应，低能源需求的“活性”建筑，环保、高能效、低二氧化碳交通系统的发展。这些目标在以下三个领域体现：（1）城市规划、建设、生产、交通运输和技术架构，（2）包括需求、供给的城市能源网络系统，（3）能源系统、地理结构、物流结构的演变以及市民的整合。其突出优点是将项目进程、能源与气候保护的目标、智慧城市发展的示范项目、城市发展计划等密切联系起来，确保城市的空间、社会和经济结构得到充分考虑，以科技创新项目引导城市整体性地转型升级。

——台北市政府的一个主要工作目标，是向260万本地居民、500万经常往返本市的台湾人、年均600万的国际游客提供全天候的优质、便捷服务。“超越未来：整合台北市云计算服务”项目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重要措施。通过对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性使用，台北市政府实现了公共服务方式的拓展和内容的更新：（1）一站式服务，成功整合了16大类64个项目，并调整了相关的信息管理流程，民众可用手机、个人电脑、电视得到这些服务。（2）24小时不间断服务，大量政府信息和服务都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在互联网上获取，节省了人力，实现全天候服务。（3）通过向公众提供信息，市民可以更好地了解政府，政府也可以更好地传播信息；通过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更多个人和组织可以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政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都得以提高。

（四）建议广州市采行的具体措施

为了用好用足“广州奖”所会聚的先进经验，促进广州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课题组结合广州市的具体情况，分别从目标定位、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四个方面，总结出四项可供广州市借鉴采行的具体措施。

1．明确目标定位，使广州成为华南创新中心

在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广州市必须尽快明确自身的目标定位，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方向。具体而言，广州应该进一步巩固自身广东省创新中心的地位，并明确提出建设华南创新中心的目标。

在2008年的广东省科学技术大会上，广州市首次提出了创建“华南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并为此做出了多方面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科技固然是创新的重要方面，但完整意义上的创新，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等其他领域。城市和地方政府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要想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单靠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发展理念、组织形式、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广州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在行政管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更是必不可少。正因为如此，广州必须明确提出建设“华南创新中心”的目标，作为“华南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升级版。

事实上，广州作为广东省内创新中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尤其在教育及科技研发方面其领先地位更是不可撼动——广州拥有全省2/3的普通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并集中了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以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教育部重点研究型大学。客观而言，广州已经会聚了众多创新资源、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创新优势，在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地图中亦占有显著地位。正因为如此，广州市在2010年获批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之一。

与此同时，广州市的相关部门还应该意识到：广州的相对优势地位还不牢固，创新型城市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仅在华南地区，同属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还有深圳、厦门、长沙三市。根据《中国城市创新报告（2013）》的研究结果，在副省级（含）以上城市的创新能力综合测评中，深圳市排名全国第三（94.6分），广州市排名第五（83.8分），厦门市排名第九（78.8分）。而长沙市在地级市测评中位居全国第九（81.8分），综合得分高于厦门市而略低于广州市。因而，广州不仅在省内面临着来自兄弟城市的强大挑战（省内的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地级市的创新能力综合得分皆高于广州），省外还有其他地域性创新龙头在紧追不舍。

明确城市目标定位的重要性，也被国内若干主要城市所重视。如深圳市在2012年发布的《科学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打造“华南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地”和“东南亚地区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际知名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以此“为深圳未来30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起目前广州市创建“华南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深圳市对自身的目标定位显然更具有国际性大城市的气魄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武汉市也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国家商贸物流中心”的目标，以此“增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努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新的伟大复兴”。

事实上，哪座城市才是整个华南地区创新活动的中心，至今还未有定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肩负着带动华南地区走创新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广州应该抢占先机，率先提出创建华南创新中心的定位，此举既可为自身的创新发展树立明确目标，也有助于确立舆论话语权。

2．成立创新中心，为全民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和展示平台

为营造全民创新氛围，推动广州成为华南创新中心，课题组建议广州市政府设立一个实体机构——“广州城市创新中心”，专门承担城市创新的教育、实践及推广任务。

广州城市创新中心首先应是一个开放性的公众实验室。中心可建造并购买基本的科学实验设施、设备、耗材、工具，让公众免费使用，激发普通市民的创新潜力，培养市民的动手能力，让每一位有意愿、有能力的市民更容易获得创新资源。在中心试验或制造的产品，应以提高市民日常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或是有助于培养市民的企业家精神。

广州城市创新中心应是一个创新成果的展示及交流平台。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应是展示广州市及其他城市的创新实践以及市民的创新产品，增加广州创新能力的显示度。除了常设展览以外，中心还应不定期地开设专题展览，为市民和参访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习和交流场所。

广州城市创新中心还应是一个创新教育及推广中心。中心应配备若干讲堂或课室，用于举办与城市创新有关的讲座、理论课、实践课、案例分享课等，填补广州的创新教育空白。中心还应该在专业人士的主持或指导下，向中小学和基层社区巡回开展创新知识推广活动。

鉴于广州市面积大、人口多，各行政区之间距离较远，广州城市创新中心除了在主城区设置总部以外，还应该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从化区、花都区、白云区、增城区、黄埔区、番禺区、南沙区设立分部，分部受总部直接领导。各分部视条件和需要提供与总部类似的部分或全部服务。

除了实体中心以外，还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设立广州城市创新虚拟中心，将中心收集的创新知识和成果，以及讲座、课程等信息存储在专门的服务器上，供全球网民查看使用。虚拟中心还应该开展网上答疑、交流等活动，并对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预告和宣传，提高广州城市创新实体中心的服务覆盖面。

在中国大陆，同属国家中心城市的上海市已经率先于2012年底在静安区科技馆启动了“智慧城市市民实验室”，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实验室首批集中了近30家智慧城市领域的企业，包括“智慧时尚”“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商务”“智慧政务”等共50多个与智慧城市各领域息息相关的应用和产品。市民不仅可以动手学习和体验，还能反馈使用意见，帮助有关部门或企业改进应用和技术。“智慧城市市民实验室”是在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由上海市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静安区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信息化青年人才协会、上海交通大学城市创造力与传播研究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

而课题组所建议设立的“广州城市创新中心”，并不是对上海市“智慧城市市民实验室”的拷贝和照搬。广州城市创新中心应不仅具有展示和实验功能，不仅是满足市民好奇心的高新科技产品展览馆，还具有与创新相关的教育和交流、市民创新能力培养、创新知识的传播等功能，而且后者才是创立这一新机构的重点所在。据课题组了解，目前国内还没有具备类似功能的机构或场所。因此广州城市创新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创新项目，它必将有力地推动广州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进程，并为广州在海内外赢得显著的声誉。

3．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创新城市事务的公众参与途径

广州市在政府事务的公众参与方面，历来被市民和媒体所诟病。时至今日，公众参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推行的价值和理念，还是一种必须认真面对的客观事实。本质上，政府没有自己的“事务”和“利益”，所有的“政府事务”都应是公共事务，所有的“政府利益”都应是公共利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只是满足所谓的“公民权利”，更在于它是提升公共决策质量、提高公共生活品质的重要保证。凡是公共参与率低的地方，一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制，腐败率一定高，公共行政效率一定低。

课题组建议市政府充分利用早已普及的互联网技术和设备，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探索公众参与城市事务的新途径。大数据平台的使用，要求公共部门将所有工作流程、任务、职责分派逐步标准化、简单化、电子化。在此基础之上，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逐步将各个部门的信息资源和业务通过公共大数据平台对外开放，并提供网络查询和网上服务功能，让市民办事更加便捷。公共大数据平台可以给更多市民提供评价、监督政府工作的机会，还可以协助政府就广州城市发展中的困难征集对策。此举可激活巨量的公共数据、实现各部门的信息联通、充分利用政府部门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从公共部门开始，推动广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大数据平台可用于了解、统计、收集市民的公共需求，为政府科学决策、高效使用公共资源提供依据。

建设广州市公共大数据平台的目标，就是将公众关心什么、希望参与什么，公共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有哪些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公众与政府能够做什么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城市创新需求和创新供给的对接与互动。通过公共大数据平台，能有效满足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从社会结构和技术手段方面解决好扩大公民参与的问题；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各种公众意见；有助于提升政府运行绩效，加快科学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而全面实现社会进步。

互联网技术在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绩效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了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重视。北京市已于2014年4月启动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科技创新项目——“首都科技大数据平台”，目的是唤醒并整合长期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部门的科技数据资源，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依法合规地逐步向社会开放，并依托电商等互联网企业，调动力量深入挖掘科技大数据的经济、社会价值，使单个政府部门的小数据变为大数据，提升科技资源的公共服务能力。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目前已经梳理了来自科委管理系统内部18个信息系统的800余万条数据信息，但要让这些历史数据“活起来”，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建设方案来实现。因此作为该平台的第一个应用项目，北京市科委在2014年5月正式启动了“公众参与创新北京行动”（第一季），吸引个人、企事业单位参与到创新平台上来，提出创新的设计、创意、产品或建议等，并邀请公众、专家团队、专业机构参与评价，最终将优秀成果以市场化的机制对接到企业、孵化器、投资机构等。

北京市的“首都科技大数据平台”是将政府所掌握的科技数据与市场对接，其实质是激活科技数据的潜在经济价值。而课题组建议广州设立的“公共大数据平台”，则是将政府的公共服务数据与广大市民对接，其实质是要创新城市事务的公众参与途径，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课题组在中国大陆地区还未发现有类似的城市创新实践。

4．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科技创新切入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广州市科技创新的主要发展方向，市委市政府在2012年的《关于推进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意见》中提到了很多，包括生物健康、工业设计、光电子与纳米材料、发光材料与器件、机器人、移动通信、基因工程药物、数字家庭、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然而，方向很多就等于没有方向，重点很多就等于没有重点。从缓解城市发展瓶颈的角度出发，结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课题组建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广州市推动科技创新的切入点，集中发展或引进废弃物处理和节能环保方面的科学技术和产业。

在废弃物处理方面，韩国首尔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在市中心建设和管理环境友好的资源循环设施”项目极具借鉴意义。结合广州市的具体情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废弃物处理的科技创新：（1）探索土地节约型的废弃物处理方式。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将垃圾处理设施全部建在市区地下，节省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地上则建设公园、广场、运动场等公共设施，增加市民的娱乐、健身、休憩空间。（2）处理废水、消除臭味。引进韩国首尔开发的新技术——厌氧消化法和蓄热式燃烧氧化装置，或者进行科技攻关、开发新的技术手段，用于处理城市废弃物所产生的废水和臭气。（3）利用废弃物发电。包括利用食物垃圾强制发酵所产生的气体发电，以及利用环保的垃圾焚烧发电。以上三个方面的科技创新不仅有助于解决广州市自身的废弃物处理问题，还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市场潜力，将有力地推动广州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节能环保方面，意大利萨勒诺市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结合广州市的具体情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科技创新：（1）照明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节能科技。（2）绿色环保建筑及隔热装置。（3）节水技术和设备。（4）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及运用，如光能、热能、生物质能、沼气、风能等。（5）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6）可持续型交通工具，如将传统汽车改装成混合太阳能汽车、油电混合型汽车、油气混合型汽车、气电混合型汽车等。（7）可持续性城市规划。以上节能环保技术不仅有利于广州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对广州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各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自国务院2012年印发《“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尤其是2013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来，全国各主要城市迅速发布了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争先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进行战略布局。如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2013-2015年）》，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南京市发布了《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深圳市推出了《深圳节能环保产业振兴发展政策》，郑州市也出台了《关于加快郑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反观广州市，却迟迟未见相应的文件、政策出台，似乎与珠江三角洲产业领头羊的地位并不相称，也不利于广州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方面占领先机。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广州作为一个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提到了要“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着力推进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完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切实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广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既是落实与响应中央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之举，也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广州市应该尽早着手相关工作。

附录一 第一届“广州奖”专家推荐项目及城市的统计分析

（一）分析对象、方法及目的

1．分析对象

本附录主要对“广州奖”提名和推荐的项目和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而言，有三方面内容需要说明。

其一，本研究对“广州奖”的专家推荐“项目”和“城市”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广州奖”虽为国际“城市”大奖，但是由于可行性等原因，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以“项目”为依托进行展示并参与评选的。另外，有一些城市申报了多个项目，如首尔就同时申报了“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分包合同价格付款确认系统”“全民参与通过地区互联网预防青少年卖淫项目”“可持续发展城市——在市中心建设和管理环境友好的资源循环设施”“Jang-su镇”“健康首尔——儿童和青少年网瘾预防”等6个项目，但其中只有“全民参与通过地区互联网预防青少年卖淫项目”和“健康首尔——儿童和青少年网瘾预防”获得提名，获奖项目则是“健康首尔——儿童和青少年网瘾预防”。由此可见，城市和项目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鉴于此，课题组在设计统计指标时将“项目”和“城市”分成两大组。其中，统计“项目”相关指标时侧重项目实施的具体内容，如项目主题、创新点、实施障碍等；统计“城市”相关指标时则侧重项目所在城市的客观环境，如城市规模、发展阶段等。

其二，课题组对获奖、提名、推荐的项目和城市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第一届“广州奖”共有5个获奖项目和城市，18个提名项目和15个提名城市（包括获奖项目和城市），57个推荐项目和46个推荐城市（包括提名项目和城市）。这三个级别的项目和城市各具特色，对它们的分别统计将有利于课题组及委托方全方位了解各个项目的特点和各个城市的特点。

其三，课题组主要统计获得推荐级别（包括提名和获奖）的项目和城市的各项指标。第一届“广州奖”共有258个项目和156个城市参评，即除上文提到的获提名和推荐的项目、城市外，还有201个项目和110个城市基本未纳入本课题的统计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项目和城市的资料大多不完整而且难以获得，无法进行量化以供分析；另一方面，其代表性、成效性、影响性也大多不如获得推荐（包括提名和获奖）的项目和城市。所以课题组仅在统计城市所在大洲的数据时囊括了所有参评项目，其余统计仅涉及57个项目和46个城市。

2．分析方法

（1）统计指标法。统计指标法是指运用各种统计指标来反映和研究客观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和数量的研究方法。课题组利用统计指标法对大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汇总。根据“广州奖”主办方的格式要求，参选城市所提供的资料大致包括：“项目背景”“项目目标”“项目参与方及所需资源”“项目创新”“实施困难及处理”“项目实施效果及评估”“工作方法”“可供借鉴的经验”等。其中，“项目目标”“项目实施效果及评估”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完全属于描述性内容，无法进行量化统计。

课题组在其他各项可量化的资料中，按照城市提供资料的翔实度，在“项目”统计方面设计了“主题类型”“主要资助方”“主要障碍”“主要创新点”“主要创新主体”“项目实施时间”6个指标。其中，“主题类型”的统计有利于课题组把握推荐项目的整体方向；“主要资助方”的统计有利于课题组把握项目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对于任何一个项目而言，经济资助都是该项目得以立项并实施的最重要因素；“主要障碍”的统计有利于课题组把握各个项目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创新点”和“主要创新主体”的统计有利于突显当前国际城市创新实践的特点和趋势；“项目实施时间”的统计可以更好地考察项目的时效性及可持续性。

在“城市”统计方面，课题组设计了“所在大洲”“人口规模”“所在国家发展阶段”3个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不仅可以看出推荐城市的地理分布，而且有利于课题组掌握这些项目所在城市的具体情况及特点。

（2）对比分析法。在统计指标法的基础上，课题组还使用了对比分析法。其目的就是把各个项目和城市按照课题组列出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此判断获得推荐（包括提名和获奖）项目和城市的本质和规律。

（3）比例分析法。比例分析法是统计、分析、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可以对分析对象进行综合分析。本研究中，课题组精确计算了推荐城市和项目各个统计指标占总量的百分比，即主要使用构成比例分析法，分析总体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各组成部分占总体的比重，从而反映“广州奖”获得推荐（包括提名和获奖）项目和城市的要素和内部结构。

除以上分析方法外，课题组还使用了统计学中最常用的分组分析法、图示分析法和归纳推断法等。

3．分析目的

（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更科学地分析“广州奖”相关资料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人们认识事物时用到的两种分析方式。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往往倾向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擅长做抽象笼统的纯理论分析，缺少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但单一的研究方法往往不能满足研究发展的需要，致使研究过于片面，分析结论缺乏有力的数据论证和支持。“广州奖”是国际性的城市大奖，对于它的研究应更凸显科学、全面的分析视角，所以课题组尽可能地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本研究中，课题组注重对推荐项目和城市的统计分析，尤其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图示展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和特征，发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方法的优势，以充分利用研究资料，使本研究更具全面性、严谨性和科学性。

（2）分析推荐项目和城市的特点及规律，为进一步完善“广州奖”提供数据支撑

从课题组所掌握的资料来看，57个推荐项目和46个推荐城市呈现出某些规律性特征。课题组通过统计数字和图示对相关内容所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反映了第一届“广州奖”参评项目和城市的大体状况，展现出了“广州奖”的特色；另一方面为客观评价“广州奖”提供了数据支撑，有助于对“广州奖”的进一步完善。

（二）第一届“广州奖”推荐项目的特征

1．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是最主要的创新主题。

课题组根据“项目背景”“项目目标”等资料，将项目主题分为7种类型，分别为：城市整体发展、城市区域发展、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和住房交通。根据统计发现，社会服务项目和生态环境项目在获奖项目组、提名项目组和推荐项目组所占比例均偏高，两个主题的项目数相加后均占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见附表1和附图1）。

2．地方政府是创新项目最主要的资助方

课题组根据“项目参与方及所需资源”的资料，将资助方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私人，国际组织和教育机构等6种类型。遇到一个项目有多个资助方的情况，课题组则统计出资助份额最大的资助方（见附表2和附图2）。

从附表2和附图2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所有资助方中占有绝对高的比重，在推荐项目、提名项目和获奖项目中分别占72%、67%和80%。非政府组织，企业、私人和中央政府对项目的资助状况在不同统计组别中差别较大。国际组织和教育机构对于“广州奖”项目的资助最少，在获奖项目和提名项目中都为0，在推荐项目中均仅占2%。

3．主要障碍的分布比较均衡

主要障碍指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课题组根据“实施困难及处理”的资料，将项目障碍分为：官僚体系、现行法规、当地居民、资源或资金短缺、工作对象或实施方、固有理念、缺乏智力支持、利益群体和无障碍等10种类型（见附表3和附图3）。

附表3和附图3表明，工作对象或实施方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对突出的障碍，在三大组别中均占到20%或以上。但在获奖项目中，官僚体系障碍占到40%。“当地居民”“资源或资金短缺”等在所有障碍中所占比重也略大。其余障碍则分布比较均衡。无障碍项目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高，尤其在提名项目和获奖项目中，分别占27.8%和20%，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这些项目为什么能够获得提名或获奖。

4．制度政策是主要的创新点

课题组根据“项目创新”及“可供借鉴的经验”等资料，将推荐项目的创新点分为：理念创新、制度政策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方法创新和组织机构创新等5种类型。一个项目同时具备多个创新点时取影响力最大的创新点。因为“广州奖”是国际城市“创新”大奖，所以创新点为各项统计指标中较能突显“广州奖”特色的一个指标（见附表4和附图4）。

从附表4和附图4中可知，与前三个指标体系相比，“主要创新点”这一指标分类较少，可见城市创新实践中的创新点较为集中。其中，理念创新、制度政策创新和方法创新是最主要的创新点，在获奖项目中分别占20%、60%和20%。在提名项目中，制度政策创新和方法创新之和占到总项目的75%以上。在推荐项目中，除组织机构创新仅占4%外，其余创新点均在10% ～35%之间。

5．公共部门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

课题组根据“项目背景”和“项目参与方及所需资源”等资料，将推荐项目的创新主体分为：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等4种类型。虽然创新主体和资助方有实质上的区别，但从课题组已掌握的资料看，主要创新主体和主要资助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合，因而在统计数据上也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见附表5）。

附表5的数据显示，公共部门在各创新主体中所占比重最大，在推荐项目中有47个项目以公共部门为创新主体，占总数的82.5%。在提名项目和获奖项目中，公共部门作为创新主体的也占80%或以上。非政府组织、教育科研机构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项目数量则较少。

6．项目实施时间呈现两极分化，5年以下的短期项目及长期项目占有绝对比重

项目实施时间段的划分以国家之间比较通用且具节点性质的5年为限，有些项目因未设时间上限，故视作“长期”项目（见附表6）。

附表6的数据显示，实施时间为5年以下的短期项目和不设时间上限的长期项目占有绝对比重，在推荐项目中分别有20个和24个，各占全部项目的35.1%和42.1%。中长期项目的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16～20年和21～25年的项目数量极少，在提名项目和获奖项目中均为0。

（三）第一届“广州奖”推荐城市的特征

1．亚洲的参选城市最多，大洋洲的参选城市最少

附图5显示，各大洲均有城市参加“广州奖”评选。其中，“广州奖”主办城市所在的亚洲是参评城市数量最多的大洲，在“获奖城市”组、“提名城市”组、“推荐城市”组和“所有城市”组中所占比重都接近一半。国家数、人口数最少的大洋洲参选城市也最少（见附图5和附表7）。

2．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推荐城市中的比例最高

由于城市面积的大小与该城市的人口规模基本一致，所以课题组仅以城市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标准。

鉴于“广州奖”是“国际”城市大奖，所以课题组在统计人口规模时，仅按国际公认的由联合国发布的标准划定。即以2万人作为城市的人口下限，以10万人作为大城市人口下限，以100万人作为特大城市人口下限（见附表8）。

从附表8中可见，无论是获奖城市、提名城市还是推荐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均占绝对多数，分别占30%和45%以上。尤其是获奖城市均属于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10万人以下的城市和都会区所占比重非常小。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是“广州奖”的参评主体，而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大于发达国家的城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参评城市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比例。

3．参选城市中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获奖城市中发达国家城市比例最高

关于“发达国家”的概念和范围，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课题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构成、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发达经济体、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世界概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等多方面综合考量，认定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塞浦路斯、以色列、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沙尼亚、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冰岛、马耳他、摩纳哥、芬兰、挪威、卢森堡、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英国、瑞典、葡萄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为发达国家，其余则为发展中国家。

城市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对于城市创新的推动力有显著影响。虽然从整体上而言，推荐城市所在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拥有较完善的教育、研发体系，资金充足，具有比较成熟的创新孕育环境。所以，在获奖城市中发达国家较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创新具有迫切的客观需求，创新活动数量更多，所以在提名城市和推荐城市中均占有较大比重（见附表9和附图6）。

附表9和附图6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在“广州奖”推荐城市和提名城市的统计中占绝大多数。分别拥有27个推荐城市和10个提名城市，各占58.7%和66.7%。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创新方面也有可能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附录二 第一届“广州奖”专家推荐、提名、获奖项目及城市分类汇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