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哥德斯堡纲领》：成为“人民党”

二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重建的过程中并没有立即进行新党纲的制定，而是继续发挥原有党纲所具有的政治凝聚力以及党员对于在战争中保持下来的强大政党政治的认同，快速实现了党组织的重建。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旧有政党文化的感召力下实现组织恢复之后，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时，其原有政党价值体系包容力出现了局限性缺陷，无法提供与新的社会结构变革相适应的价值解释，指导思想亟须扩容。新纲领的讨论与制定也就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谋求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现政党发展所要进行的价值体系调整提供了平台。

一 《哥德斯堡纲领》前的理论准备

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任主席库特·舒马赫秉承了二战期间的抗争精神，在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运用经济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社会各种力量和冲突的最佳手段，与此同时他也在思想理论方面受到了党内伦理社会主义影响，并承认伦理社会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导作用。克劳茨·巴赫认为，“舒马赫领导的政党重建过程事实上是旨在建设一个获取政权政党的预备阶段。”而伦理社会主义恰好符合这种政党发展的需要，既缓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不兼容性，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政党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1945年、194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家与理论家们就开始了关于政党未来发展新方略的讨论，但讨论得出的结论总体上是模糊的，且在内容上也缺乏指向性。其中涉及社会民主主义是否应该丰富内涵和明确其目标，从而在保证其西方传统的同时，又可以实现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新秩序。以维利·艾希勒等人为代表的内尔逊派是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伦理社会主义者代表，他们于二战后在党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大讨论。1947年8月在齐根海因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政策会议上，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艾希勒与其他伦理社会主义者在会上做了具有影响的报告，并通过了预示着战后社会民主党大范围理论转型的《齐根海因声明》。该声明通过对自马克思以来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进程的分析，揭露了只从经济角度进行观察的片面性，主张以伦理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性原则。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民主党把人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责任也看作对历史进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并为实现自己的最后政治目标而斗争，以实现人的尊严为最高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争取实现“公正、自由、友爱”的政治口号，也成了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确定的“自由、公正、相助”三个基本价值的最初提法。

1949年社会民主党执委会通过了《杜尔克海姆十六点纲领》。这个纲领给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建设性反对党”的身份判断，这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第一次对以后的任务和目标做出全面的、具体的、纲领性的规定。该纲领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以前将全部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的提法，主张通过对原材料工业和关键性工业的国有化来剥夺大资本家及其经理人员的权利，同时保障手工业和农业方面中等阶层的自由发展。该纲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提出“保护和促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作了铺垫。

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颁布的《法兰克福宣言》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了关于改革的讨论，并商议制定新的政党基本纲领。1952年多特蒙德党代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较之以往的纲领有了大幅度调整。该纲领宣布除了计划之外党还需要加入竞争的成分，通过保护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在增加的总纲里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已不再适合今天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其依据是一方面以技术发展造成人的新型依附性思想取代了阶级对抗思想，另一方面一个消除了剥削与压迫的新社会，不能靠通过规律性的历史进程而被动地等待未来，而是应该通过宣扬目标明确和具有责任感的行动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

195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大会对《杜尔克海姆十六点纲领》做了补充，并将计划与竞争的关系定位为“尽一切可能开展竞争，按一切需要实行计划”。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私有制权利提高到比集体所有制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促进。柏林党代会通过新的行动纲领，从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往纲领中公式化的阶级斗争断言和社会经济要求的主导思想一刀两断。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做好了转型的理论准备。

二 《哥德斯堡纲领》的制定背景

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了战后德国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第二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降低。另外，随着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阶级界限也逐渐模糊，中产阶级规模扩大。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方面在1950～1960年这十年间，阶级之间的分化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所谓传统的中产阶级，即小业主、农民、公务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在世界观上渐趋一致。

这些社会结构的变革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稳定性，使革命的方式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政党调整其代表功能，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无论处于政治谱系的左翼还是右翼，都逐渐向政治谱系的中部移动，“选票优先性”原则决定了传统大党逐渐向中间选民扩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成为人民党的趋势。

随着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指导德国经济的主流思想，国家的职能迅速扩大，政府对于公务人员的需求增长，更多的人被纳入体制内直接参与管理国家。此外，在当时的德国，扶植小型企业被政府看作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产阶级比例的进一步扩大。

中产阶级的壮大也从客观上刺激了政党的变革，特别是在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选民取向方面。中产阶级相对于传统的工人阶级更加倾向通过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革命来改造、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环境下，反对现存制度的力量，不论是右派的极端主义还是左派的革命要求，都难以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和追随”。

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传统工人政党一向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渐渐瓦解，因此不得不思考如何从传统的工人党向人民党转型。此外，在战后连续三次的大选失败也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党纲巨大调整的重要原因。在社会民主党内也因发展问题产生了诸多分歧。从1953年开始，党内出现了混乱，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活动家、《基本法》的主要创始人卡洛·施密德提议甩掉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累赘，该提法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在这个阶段，所划定为意识形态累赘的内容里不仅有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宣传性的符号，如“红旗”“同志”的称呼，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方面。

1955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了由艾希勒领导的纲领制定委员会，并于三年之后形成了《斯图加特草案》。该草案为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领《哥德斯堡纲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制定过程中内尔逊的伦理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内尔逊在魏玛时代就主张弗里斯学派，但是他的哲学和政治观念在魏玛时期并没有在党内得到贯彻。二战后，内尔逊的学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内尔逊也广泛地被认为是死后对《哥德斯堡纲领》起到重要作用的哲学家。

然而，195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表明《斯图加特草案》并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满意。在政党意识形态调整之后虽然选票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取得足够的优势战胜基民盟—基社盟。这次的失败被党内归咎为党的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作为总理候选人缺乏吸引力，进而归咎于党的组织弊病，认为党的机关、中央机构中那些领取薪俸的党的执委会成员们所组成的执行局，没有能力为选民选出更具吸引力的人物作为政府首脑及领导集体，因此党所面临的质疑越来越多。因此对党的领导层进行改组，对政党内部成员进行调整也成为当时党内热议的话题。

三 《哥德斯堡纲领》的主要内容

1959年11月15日，在德国巴德-哥德斯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集体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的第一个党纲。该纲领提出“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声明民主社会主义是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归纳了自1945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即信奉议会民主、同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争取社会公正、对弱者实施帮助、促进科学和教育等。纲领宣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纲领“放弃了以往那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观念”，一同放弃的还有曾经在世界观或理论的历史渊源方面所做出的规定。它接受来自宗教和其他哲学观点的对于“基本价值”的解释。

纲领搁置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争论，只是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长期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争取、捍卫自由与公正，并使之在自由与公正中得到检验。在论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渊源时，《哥德斯堡纲领》也重新将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地位提高，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原则。在经济方面，《哥德斯堡纲领》更加突出了在《多特蒙德行动纲领》中强调的“竞争”，并以此代替社会化概念的“公有制”的论述。

纲领宣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人民党了。纲领还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纲领放弃了将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标，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一项持续的任务”。与秉承社会主义思想的《爱尔福特纲领》相比，《哥德斯堡纲领》不见了“获取政权”“消灭阶级统治”等字眼，代之以“消除统治阶级特权，为所有人谋自由、公正和福利”。

纲领转变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矛头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了共产主义。在“对于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基本要求”一章中指出共产主义政党“错误地援引社会主义传统”，认为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共产主义政党“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人为了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而利用社会分裂状态”。纲领的这种论述从根本上与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事实上也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服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

四 《哥德斯堡纲领》的影响

《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指导价值上实现了由“阶级党”向“人民党”的转变。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21年在党纲中就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对党的性质做出了关于建设人民党的论述，当时的《格尔利茨纲领》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并没有使这个设想得以实现。这个转变直到《哥德斯堡纲领》的颁布才真正变为现实。

这种转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的竞选差距逐渐缩小。这一点从纲领颁布后的选举成绩可以一目了然：1961年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6.2%的选票和190个议席；1965年大选，获得了39.3%的选票和202个议席；1969年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2.7%的选票，虽然不及联盟党的48.8%，却得以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政府。

《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以及围绕纲领所进行的政党指导思想的调整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二战后思想理论路线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即一条以伦理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思想理论路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以确立。它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高理论指导地位，在形式上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但它不是一次突变，而是一种继承——继承了二战前事实上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践的对于遵循基本价值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可以说《哥德斯堡纲领》所代表的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本质上的继承。《哥德斯堡纲领》所完成的改革只是解决了贯穿于社会民主党历史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已。《哥德斯堡纲领》之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改良主义政党了。

《哥德斯堡纲领》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和欧洲。它包含了在1945年以后一直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拥护议会制民主，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保卫个人的自由权利，争取社会公正，帮助弱者，促进科学和教育。《哥德斯堡纲领》符合了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在党内起到了稳定党组织内部成员关系的作用，也在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众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哥德斯堡纲领》的开放性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争取到了更多来自宗教阶层的支持者。纲领中明确表示的尊重教会的作用和独立性使得宗教人士不再抵触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政治举措，为该党在后来的竞选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

五 《八五大纲》：政党改革具体化

《哥德斯堡纲领》制定出来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继续改革的思想已经成为共识。大批从事政党发展研究的科研论述都在三个方面达成一致，一是“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二是通过继续推进改革来应对政党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三是公民的支持与参与是政策贯彻的基础。因此1974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任一个专门委员会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对“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加以细化。由艾哈德·埃普勒及其副手主持制定了以下文件：《基本价值在遭受威胁的世界里》（1977年）、《基本价值和基本权利》（1979年）、《论民主的政治文化》（1980年）以及《工人运动与社会的意识和行为演变》（1982年）。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下一步改革的具体的理论指导。

1975年11月11日至15日，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以下简称《八五大纲》）在两票反对、两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大纲在社会民主党新时期的改革问题上总结出政党面临的四大问题：（1）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2）改革的条件和涉及范围；（3）实施民主社会主义政策；（4）改革的重点领域。这四大问题的提出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身的改革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后来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的重点领域这一部分里，《八五大纲》也将其细化为六个重点方面，并强调了党在这几个重要领域改革的特殊意义：（1）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能够长期提供就业机会；（2）职业教育的改革；（3）劳动领域的人道化；（4）卫生事业的改革；（5）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6）妇女的平等地位。这些要求中的一部分也被列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年6月通过的为竞选下届政府而制定的“施政纲领”中。

《八五大纲》是《哥德斯堡纲领》后出台的第一个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行动纲领。维利·勃兰特对这个《八五大纲》进行评价时说，它是“一个介乎于日常政策和原则纲领之间的文件”，它比不断变动的现实竞选纲领多一些原则性，少一些具体内容，又比原则纲领更加具体，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中期真实工作阶段的政策的总体方向和重点。大纲通过对世界的发展进行分析，通过对基本价值观念为目标进行的论述，为其在政治实践方面奠定了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价值委员会在制定大纲过程中不断澄清自己的原则，使得政党在《哥德斯堡纲领》通过后一度中断的原则讨论得以继续。

《八五大纲》的局限性在于，它并没有提出政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执行的“政治方针”。这也使得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遭遇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了人们在党纲所依据的理论前提条件方面提出的质疑，而且这一点也引起了以党的价值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党内部的一系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