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基础假设

本书采取理性选择社会学和经济学坚持的“理性人”作为基础假设（postulate）。

“理性人”基础假设在经济学上有严格的数学定义，本书不打算在这个方面做深入讨论，而只是简单地说明本书采用的“理性人”基础假设意味着“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人们在进行选择时在各个备选方案中倾向于选择给他带来满足感最大的”（刘世定，2011: 22～27）。

对这一基础假设需要说明以下几点。在这个基础假设下，第一，“不存在所谓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货币目标和非货币目标的根本差异”，社会声望等非货币目标也可以属于被追求的能带来正效用的目标。第二，“不论是利己主义行为还是利他主义行为”都在这一基础假设下，利他主义行为被认为是对特定人群而言能带来正效用的行为。第三，不以完全信息为前提，这意味着“理性人”可能会因为信息条件的约束而做出在事后看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事人受到当时信息条件的约束，那么他当时的行为就是当时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了。第四，有限社会化假定。社会准则的内化即社会化的结果是改变人们的心智结构，使人们不假思考地、不权衡利弊得失地遵循社会准则。“虽然人们经历了社会化，但社会化是有限的，在个人利益和社会规范之间常常存在张力，在这中间，个体的选择仍具有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准则无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作为有独立的利益趋向且接受能力有限的生物体，对社会准则的接受是有限的……他们甚至在对某些社会准则究竟是服从抑或是违背的问题上，还保持着收益与代价的权衡。”（刘世定，2011: 22～27）。

因为“理性人”基础假设和理性选择理论经常在国内外社会学界引起各种争议（可参见郑也夫，2000；李培林，2001；刘少杰，2003），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以下进一步的说明。

采用“理性人”作为基础假设仅仅是笔者个人选择的一种研究策略，目的在于为讨论人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起点。“假设人是‘理性人’”不同于“认为人是‘理性人’”，事实上，笔者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人”。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要讨论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性的影响，而人性如何是个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但对人行为的讨论又的确需要一个人性假设作为讨论的起点，否则对人行为的讨论就容易变成对人性的讨论。为了避免人们在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性问题上争论不休，经济学把人假设为“理性人”，这种研究策略也被理性选择社会学所采用。笔者认同并选择了这种研究策略。

既然“理性人”是作为讨论起点而假定为真的基础假设，那么“理性人”本身是不是事实就并不重要，因为包括“社会人”假设在内的任何基础假设都是未经证实而假定为真；大家是否真的都认为“人都是‘理性人’”也不重要，因为基础假设本来就是为持不同观点的人提供共同的讨论起点，而并不要求这些人必须先改变其实际看法。重要的是不管大家实际上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只要大家都同意从“理性人”这个起点开始讨论，那么我们就可以实证检验从“理性人”基础假设得到的逻辑推论是否和真实世界一致，从而使讨论取得进展。

那么，把真实世界中实际上复杂的人性假设为理论上简单的“理性人”，这样的研究策略是否一定会影响对人行为的解释力呢？笔者认为不一定。这里，笔者要进一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理性人”本身并不是解释现象的自变量而仅仅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无所谓真实与否，解释现象需要在“理性人”基础假设下加入合适的外部约束条件来作为自变量。

很多人以为理性选择理论是把“理性人”作为解释现象的自变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无论在理性选择社会学中还是经济学中，“理性人”都仅仅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其本身并不是自变量。这一角度把需要解释的行为当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然后去寻找什么样的外部约束条件会使被假定为理性的人做这样的选择。

比如，如果我们仅仅用“理性人”基础假设去解释人的自杀行为，那么我们就会说“人在继续活着带来的效用小于自杀带来的效用时会自杀”。但是这样把“理性人”作为自变量的解释是没有任何信息量的同义反复（tautology）。理性选择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做法是研究“理性人在什么约束条件下会如何行动”，即所谓“约束下的最大化”（constrained maxmization）。比如，说明“社会整合程度怎样变化，会导致‘理性人’的自杀率怎样变化”。这里的外部约束条件才是解释现象的自变量。

成本和收益是经济学中常见的外部约束条件，但近年来许多以前被加入其他基础假设（如“社会人”基础假设）中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外部约束条件来考虑，比如社会规范、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等。要想从简单的“理性人”基础假设角度去解释复杂的现象，我们就得加入合适的外部约束条件作为自变量。这样看来，无论采用“理性人”还是“社会人”作为基础假设，最后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笔者认为如果采用更复杂的人性假设，我们会更容易在遇到复杂现象的时候以复杂的人性作为自变量而错过真正的外部约束条件；而比起可观察的外部约束条件，在人性问题上我们又往往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作为自变量的外部约束条件必须真实，不作为自变量的外部约束条件则无所谓是否真实。选择哪些外部约束条件作为自变量要根据需要解释的现象确定。

和基础假设不一样，作为自变量用来解释现象的外部约束条件必须是真实存在且可观察的，而不能是假设其存在的。外部约束条件无穷无尽，我们需要辨别和选择对解释现象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外部约束条件是理性选择社会学面临的最困难、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那些不作为自变量的外部约束条件，尽管可能真实存在，我们却可以假设它们不存在。正如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 16-18）所指出的：一个实心球从楼顶落到地面的时间可以用自由落体公式计算得到。虽然自由落体公式假设物体是在真空中下落，在试验中“空气阻力为零”显然是一个不真实的假设，但实心球实际落地时间和公式算出的时间非常接近，在一定的测量精度范围内“空气阻力为零”这一假设并不影响理论预言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落下的不是一个实心球而是一根羽毛，那么公式得到的结果就会与实际结果有很大的偏差。显然，对于一根羽毛而言，每平方英尺15磅的气压与零气压是有显著差异的。……或者再假设我们将这一公式应用于从30000英尺高处的飞机上落下的实心球。在这一海拔高度，毫无疑问气压是小于每平方英尺15磅的……实际落地时间与公式预测时间会有显著的差异。”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 16-18）原先无所谓是否真实的“空气阻力为零”假设，在预测一根羽毛或者30000英尺高空的同一实心球时，不得不改为更“真实”的假设。“空气阻力”这一在前一种情境下的“无关变量”，在后两种情境下会成为“不得不真实”的自变量。

如果空气压力不为零，那么，多么精确的空气压力值才算“真实”呢？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 16-18）进一步给出了他关于空气阻力假设精确度的“外在衡量标准”:“唯一相关的衡量标准就是一系列既定的情况下，该公式在不同气压水平下是否好用。……‘好用或不好用’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以下是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首先，与备选理论可达到的精确水平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从各个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其次……根据内在目标确定更高的精确度必须与额外付出的相应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关于作为自变量的外部约束条件的假设一定要真实，关于非自变量的外部约束条件的假设无所谓是否真实。外部约束条件对于解释现象是否重要要根据需要解释的现象具体分析来确定。

笔者认为弗里德曼上面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中关于“假设”是否要真实的争论，进而理解“理性人”基础假设的适用性问题（罗宾逊，1932，转引自周其仁，1997；科斯，1937/1994；Alchian, 1950；Friedman, 1953；周其仁，1997；张五常，2001）。科斯等（1994）、周其仁（2004）的讨论其实都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隐含了“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从而无法解释企业等组织的存在。交易费用是他们解释真实世界中企业等组织现象的自变量。

笔者认为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和阿尔钦（Alchian, 1950）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列斯特（Lester, 1946），重点在于作为公理的基础假设是否应该是真实的。科斯对话的对象是“黑板经济学”，交易费用是科斯解释企业存在的自变量。科斯讲的假设是关于自变量的假设，不是基础假设或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所以科斯更强调关于自变量的假设应该是真实的，而弗里德曼则更强调关于基础假设以及无关变量的假设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弗里德曼、张五常和阿尔钦、科斯、周其仁在对“理性人”基础假设的看法上的确存在分歧，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实际分歧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甚至没有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大。

第三，选择采用何种基础假设是研究者的自由，研究工作的重点是调查和选择能够作为自变量解释现象的外部约束条件。

研究者当然也可以认为“理性人”基础假设不真实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采用他们认为更好的基础假设作为讨论的起点。笔者并不反对他们这样做。这些不同起点的基础假设的存在可以提醒我们要注意“理性人”基础假设的局限所在。但笔者反对把是否采用“理性人”基础假设看成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特征的看法，这样的看法人为地使经济学和社会学无法在一个可能的相同起点上针对需要解释的现象开展真正的学科对话。

事实上，关于人性的基础假设问题在社会学界内部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在“人是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社会人”这样的层面上有共识，但是关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含义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理性选择社会学的“理性人”基础假设能明确地告诉我们“理性人”的行为是“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但“社会人”基础假设却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社会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的。

理性选择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科尔曼（1999: 23～24）在解释他“为什么选择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概念”时说：“第一个原因，用最大限度获取效益说明‘有目的的行动’可以提高理论的预测能力。任何以数量上最大限度增加或减少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原则，与不作任何具体说明的原则相比，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第二个原因……有利于保持理论的简洁。在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社会理论中，微观水平的活动，即个人行动部分保持简洁十分重要……为了使整个理论容易理解，必须就个人行动部分与其他两部分的复杂性进行选择。本书的选择是让其他两个部分，即有关社会组织的两个组成部分尽可能详尽，而让个人行动部分保持简洁。”笔者认同科尔曼的上述看法。笔者认为采用“理性人”基础假设最大的好处是能促使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对这些复杂的外部约束条件的调查和研究上。

如果将来有更真实、更简洁、更有理论预测力的基础假设出现，笔者当然可以选择新的基础假设，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比“理性人”更令笔者满意的基础假设出现。当然，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现在就可以否定“理性人”基础假设，代之以他们自己认为更好的基础假设。这是研究者的自由。

第四，我们不能用否定基础假设的方式去否定在这一基础假设下得到的逻辑推论，在基础假设下得到的逻辑推论只能用事实去检验。

一种批评理性选择理论的常见逻辑是：举出事实证据证明真实世界里人并不是假设里那样的“理性人”，所以基于“理性人”基础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是错的。其实这样的批评不仅在社会学家中常见，而且在经济学家中也早就出现过。

经济学家列斯特（Lester, 1946: 81-82）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被调查的企业家并不像价格理论所指示的那样遵循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雇佣决策，“相比工资率而言，市场需求对雇佣人数起更大的作用”，列斯特由此对“传统的边际理论及其所依据的假设”进而对基于这些假设的经济学提出质疑。

列斯特的这篇文章引发了经济学界关于方法论的一场大讨论。很快，马克卢普（Machlup, 1946; 1947）和斯蒂格勒（1992）从列斯特的调查方法入手做了回应，阿尔钦（Alchian, 1950）从适者生存的角度反驳列斯特。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 15）则认为：“争论的双方过多地纠缠于一个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问题，即商人到底是不是依据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来做出决策，而都忽略了在他看来显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即边际分析的理论含义与现实的一致性。”甚至连逻辑学家内格尔（Nagel, 1963）也加入了讨论，指出列斯特的逻辑错误。

且不论像列斯特这样当面询问运输公司老板是否知道“如何争取最高利润”是不是判断运输公司老板是否是“理性人”的合适的调查方法，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运输公司老板的确不是“理性人”，我们能因此得出“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定律错了”这个结论吗？

张五常（2001）说逻辑学家内格尔（Nagel, 1963）指出类似列斯特这样的批评犯了“否定前提”的逻辑学谬误（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如果“A→B”正确，我们无法知道“非A”能否推出“非B”！

张五常（2001）用一个例子做了进一步说明：如果“‘天上下雨（A）' →‘天上有云（B）'”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天上没云（非B）' →‘天上不下雨（非A）'”这个逻辑推论就成立。如果我们看到“天上没云（非B）”，但同时“天上下雨（A）”的事实，则“‘天上下雨（A）' →‘天上有云（B）'”这个命题就被上述事实推翻了，这是用事实去检验理论的逻辑推论的做法。但是从“天上不下雨（非A）”这个事实，我们却无法知道“天上没云（非B）”或“天上有云（B）”。

同样，我们也无法从“运输公司老板不是理性人（非A）”这个事实（假设这的确是事实的话）推断出“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定律是错的（非B）”。从“运输公司老板不是理性人（非A）”能推断出什么结果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如果我们要推翻“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定律”，我们需要的是和边际生产定律相悖的事实，比如完全市场竞争压力下的老板们自愿持续地高价雇用懒惰的工人。我们不能用否定基础假设的方式去否定在这一基础假设下得到的逻辑推论，在基础假设下得到的逻辑推论是要用事实去检验的。

综上所述，“理性人”基础假设不是解释现象的自变量而仅仅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无所谓真实与否；在“理性人”基础假设下要加入合适的外部约束条件作为自变量才能解释现象，所以调查和选择合适的外部约束条件是研究工作的重点；关于自变量的假设必须真实，关于非自变量的假设无所谓真实与否，选择哪些外部约束条件作为自变量要根据需要解释的现象来确定；本书采取“理性人”基础假设作为讨论的起点，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基础假设简洁而更富有预测力，能促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影响行为选择的外部约束条件的调查和研究上，但选择采用何种基础假设是研究者的自由；笔者不反对其他研究者采用其他基础假设，但是我们不能用否定基础假设的方式去否定在这一基础假设下得到的逻辑推论，这些逻辑推论只能用事实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