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弘扬古丝路精神，再创更精彩明天
这本书共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38个国家。其中，既有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又有最欠发达、最贫困的国家；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又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国家；既有我周边邻国，又有与我相距万里之遥的国家……
是什么把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国家串在一起，汇集到一本书中？
答案就是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在海南博鳌论坛年会期间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的。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指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并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秉持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注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其基本定位和目标既要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利益诉求，又要符合沿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
因此，如果说本书涉及的38个国家，是散落在地球上四大洲的38颗珍珠的话，“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将它们串成珠链的纽带。境况迥异的38个国家，因这条纽带而精彩起来，才汇成了合唱发展交响乐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也是因为这条纽带，将这38个国家总计13亿人口、200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20万亿美元的GDP，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包括26亿人口、2976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30万亿美元GDP的，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和区域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飞龙模式”。
正是因此，本书才具有了超越一般学术研究的现实和战略意义。“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把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脱贫挂起钩来，智库研究才能站在应有的高度上。”因此，本书作为智库研究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成果，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我的同仁们也一定会在这方面不断推出更有力道、更深层次的优秀研究成果。
“一带一路”的命名，起源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古老历史，既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自身吸纳和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更是世界经济交通、文明交融史上的典范。这个概念和倡议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或者说是中国政府植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在21世纪向世界敞开的怀抱。
“一带一路”宛如中国向全世界伸出的热情臂膀，向世界发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颁布当天，新加坡学者就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而是考虑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中美清洁能源论坛首席执行官博锐思也同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在增加经贸的同时，将同时促进文化理解”。
因此，要准确理解“一带一路”，就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古代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怎么来的，它给世界、给沿线国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精神是什么。这将十分有助于大家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意义的认识，从较大程度上增强我们拥抱世界的思想自信和战略定力。巧合的是，“一带一路”的汇集点在阿拉伯半岛，而古代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也是阿拉伯半岛。此外，本书涉及的38个国家中，亚洲有24个（越南、新加坡、泰国、以色列、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东帝汶、印尼、伊拉克、沙特、也门、文莱、黎巴嫩、卡塔尔、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酋、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菲律宾、蒙古国），欧洲有8个（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瑞士），非洲有4个（埃塞俄比亚、埃及、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大洋洲有2个（新西兰、澳大利亚）。其中阿拉伯国家有10个，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绕不开这些国家。因此，我就按照窥豹的思路，以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交往交流为例，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两条丝绸之路起源于中阿人民深厚的交流交往
古代的两条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在长达22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过世界，对世界文明和经贸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自古就有了来往。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阿人民的友好交往史，可分陆路和海路两部分，也就是享誉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对此，我国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纳忠先生曾总结说，“阿拉伯人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中世纪先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它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马克思更把火药、罗盘和印刷术喻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阿人民之间的联系，一般从西汉张骞时起算。但在张骞之前，中阿人民已有了零星交往。我国古籍中曾记载“帝尧陶唐氏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僬侥氏的具体位置虽已难考证，但《括地志》认为其在大秦南。而没羽，则为没药之别称，是独产于阿拉伯半岛的药材。由此，可大略推测僬侥氏可能位于阿拉伯半岛，或其周边，或与之有某种联系。如此说成立，中阿人民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来往，则可以追溯到中国五帝时代的尧。张星烺先生曾就此指出，“汉武帝以前，中西非无交通事迹，而顾二千年以来，几于无人不信西域通始自汉之孝武者”。其主要原因有四。一为“受司马迁颠倒错乱之故。迁以腐刑之余，对于汉武帝之措施，无处不表示愤慨。因愤慨而讥讽。因讥讽而颠倒黑白。西域之通，始自黄帝，而迁偏言张骞凿空”。二为“司马迁以前，无伟大史学著作如《史记》者，范围一切，便于稽考”。三为“自来著作家皆仅注意正史（即二十四史等官书），而偏视私家著述”。四为“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惜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犹之元亡明兴，蒙古人与欧洲交通事迹，汉人完全不知。《明史》谓意大里亚从古不通中国，圣清圣祖康熙初年之《平定罗刹方略》亦谓俄罗斯从古不通中国也”。
姑且抛开这段说不清的历史，有史料记载的历史可以为证。据现有的历史资料，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陆路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当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亲历当时中国西部的大月氏、大夏、大宛、康居等诸国。在游历过程中，张骞得知了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一些情况。当时，西汉人把阿拉伯称为条枝。《史记》123卷之《大宛列传》中，简要记载了条枝的情况，但注明“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到《后汉书》，对条枝的情况就清楚多了，在88卷《西域传》中说：“条枝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这个描述，对阿拉伯半岛的描述已经比较准确了。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包括今埃及、叙利亚等地），曾亲抵条枝，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望洋兴叹而东返。《通典》在192卷中专设《条枝》一章，对此有专门记载，说“条枝，汉时通焉，去阳关二万二千一百里，在葱岭之西”, “绝远，汉使希至”, “后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恶风雨，亦有三岁者。英闻而止”。张骞、甘英到阿拉伯所走的交通线，也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总之，无论是“张骞凿空”，还是“英闻而止”，他们的西域之行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国人对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的舆地知识，为开辟这条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阿早期经济文化交流。
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中阿之间通过海上交往已经成为可能。从中国今天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港口出航，向南航行，穿马六甲海峡，过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最终到达西海（波斯湾）或红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料之路”，又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关于进入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分支，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迪在他的名著《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里曾记载道：6世纪，中国的商船经常访问波斯湾，并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在距离古巴比伦废墟约3公里的希拉城附近停泊，与当地的阿拉伯人进行交易。其实，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早在公元360年，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巴塔尼亚的定期集市上，就有中国商品，这些商品，有些可能就是中国船只运来的。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宋书》中，也提到中国与大秦（指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埃及）、天竺（印度）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进入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分支，主要到达今天也门的亚丁、摩哈两个港口。货物随后沿着阿拉伯半岛西部海岸北上，经过麦加转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这条道路也就是著名的汉志商道，从公元6世纪开始，被麦加的古莱什部落长期控制。这也就是作为古莱什部落成员的先知穆罕默德，知道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一书中，也谈到公元1世纪后，阿拉伯人的船只也许已经航行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达，推动了造船与航海业的发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其著作《蒲寿庚考》中描述道：“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期阿拔斯王朝奠都缚达以后。阿拉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时盖经营不遗余力之秋也。”这些情况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是双向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其对中阿人民的影响也必定是双向的。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形成了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往来的重要通道，也造就了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主动脉。唐朝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曾担任宰相的地理学家贾耽曾记载过大唐通大食、波斯的两条通道：“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均成为日后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主干道。当时，通过两大交通主动脉，阿拉伯人还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贸活动中，发挥了活跃的中介作用，他们“把中国丝绸及其他商品，转运至安条克，在安息和罗马之间，起着中间商的作用”,“他们在组织中国丝绸的运输、保护商队的安全、为商队提供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致使罗马和印度的贸易，一度从红海和埃及转移到了波斯湾和叙利亚”。从这个意义上讲，古阿拉伯人是中国和欧洲早期经贸活动的推动者和中介者。
二 在两条丝绸之路上，中阿人民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期的交往中，中阿人民相互学习，使各自的文化都得到了充实和发展。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和医药学等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医药学和制瓷技术，也对阿拉伯产生过影响。在中阿人民的交往中，中国的两件事对阿拉伯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指南针传入阿拉伯，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二是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会了造纸技术，改变了过去使用笨重的纸草纸和羊皮纸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流传，尤其对“百年翻译运动”产生了积极推进作用，使大规模的书籍印刷和传播成为现实。而这个交往的成果，更是对形成今日欧洲的文化局面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直接的决定作用。
纳忠教授曾经对此进行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由三种文化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当阿拉伯文化离开本土向四方传播，又与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从而形成具有各地区、各民族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向西方传播后，便照亮了欧洲黑暗的天空，对西方科学文化事业的复苏和繁荣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欧洲人从伊斯兰文化中重新接触和认识了古希腊文化，从而重建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在2009年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曾专门强调：“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绍到西方，文艺复兴怎么能兴起？更不用说启蒙运动和现今的西方社会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大大得益于伊斯兰文明。”
应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阿拉伯人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了中国。同时，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学会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传入了欧洲，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生活，加速了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SEYYED HOSSEIN NASR）在2009年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专门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很精彩的论断。他说：“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一同影响了这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不仅要探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要探讨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而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关系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现实考虑。”许嘉璐先生在其《深研元典振兴道家》中专门强调：“中国三大宗教的相融共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包容大度的表现。正是因为三教自古相融共存，更增加了中华民族对异质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包容能力，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中国化，在中国生根、开花”。
（一）深刻影响东西方文明的“百年翻译运动”。在延续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莫过于始自倭马亚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将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欧洲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由阿拉伯人）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那时欧洲最有学问的僧侣教士，还俯伏在古老的教堂里誊写宗教经卷，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对古希腊哲学还闻所未闻”。
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任哈里法叶齐德一世（公元680～683年在位）的儿子哈里德，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把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的炼金术、占星术和医学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法赖世德在进攻拜占庭帝国时，专门下令搜集希腊文的书籍，带回来供学者研究和翻译。阿拔斯王朝的哈里法麦蒙时期，曾经专门派智慧馆馆长到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语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并鼓励学者们把这些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为倡导翻译运动，哈里法麦蒙曾用与译稿同等重量的黄金，作为翻译家侯奈因（公元809～873年）的翻译酬金，可见当时统治者对翻译和学术活动的重视与鼓励。经过200年的翻译活动，阿拉伯人将几乎所有的希腊、印度、波斯等文明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其中最有名的，有托勒密的《四部书》《天文大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格林的《解剖学》，阿基米德的全部著作等等。美国学者希提曾就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早期的翻译运动评论说，阿拉伯人“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时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在同一本书中，他说：“古代流传下来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流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总之，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个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补增订，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 “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立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
（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哲学之光依然闪亮。在哲学领域，由于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阿拉伯人试图将哲学与宗教结合起来，形成了阿拉伯哲学史上著名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派，为促进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拉伯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肯迪（公元801～873年）、法拉比（公元870～950年）、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伊本·鲁士德（公元1126～1198年）。肯迪是伊斯兰哲学的先驱，其主要著作有《论理智》《灵魂的话》等。他的著作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对欧洲的培根等人影响甚大。
法拉比对亚里士多德有精深的研究，并受其影响撰写了《市民政治》一书，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模范城市的概念。法拉比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形而上学要旨》《范畴论》《逻辑学入门》《哲学的本质》《文明策》《论政治》《本质论》等。法拉比的哲学著作，被翻译成欧洲各种语言，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伊本·西那自幼学习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法拉比等人的哲学。他一生的著作有279种之多，涉及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几何学、天文学、逻辑学、语言学、伦理学和艺术等，其代表作有《治疗论》《逻辑学节要》《论灵魂》《公正论》《论命运》《忧愁的本质》《死亡的哲学》等，“他不仅在中世纪对欧洲有很大影响，还通过唯名论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积极影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道主义、泛神论以及经验论、感觉论及其他方面的自由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与伊本·西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伊本·鲁士德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注释》《驳哲学家的矛盾》《论柏拉图共和国》《古代科学问题》《哲学问题》《逻辑导言》《灵魂问答》等。他的著作大约在公元13世纪用拉丁文出版，在西欧广泛流传，形成阿威罗伊主义，统治西欧思想长达数百年。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巴杜亚大学将他的著作定为哲学教材，著名诗人但丁在《神曲》第四篇中，赞扬伊本·鲁士德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最伟大的注释家。勒南在《西方的阿拉伯文明》中写道：“把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介绍给我们的是阿拉伯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功绩。他们对基督教的哲学复兴也有恩德。而伊本·鲁士德是亚里士多德思想观点中最伟大的翻译家和注释者。因此，不管在基督教徒中，还是在穆斯林中，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通过他的注释，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不能忘记，是他创造了自由思想的观念。”总之，黑暗时代的欧洲人，从伊斯兰哲学中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才开始研究哲学。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有过重大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哲学家们的先进哲学思想，犹如一把火炬，照亮了西欧昏暗的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坎坷道路。”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阿拉伯语成为帝国内各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和国际性的语言，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阿拉伯文学中脍炙人口的名著《一千零一夜》，以其独有的文学魅力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中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公元9世纪末～957年）游历亚非各国，对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风俗、文物、典章等都作了深入调查和翔实的记述，他把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30卷本的伟大著作，叫做《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地著作，其中第一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各国的历史概要。在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成果目前依然是研究远东、中亚、西亚、非洲和俄罗斯草原的重要史料。
（三）自然科学领域成绩斐然。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过程中，科学曾被诬以恶名，科学家迭遭迫害。当时，新柏拉图派必须离开雅典，数学、医学、炼金术和哲学等研究中心也转移到了阿拉伯帝国，并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生，开始了科技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由此，阿拉伯人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希腊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力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并创造了一些新学科、新理论。
著名学者有拉齐（公元860～925年）、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花拉子密（公元780～850年）和白塔尼（公元858～928年）。拉齐是阿拉伯医学的泰斗，他20卷本的《医学集成》包括外科、解剖、药物、饮食疗法及卫生学等学科。他的《天花与麻疹》是这方面最早的著作。拉齐的著作对西方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据李约瑟博士引用有关阿拉伯古籍中的记载：拉齐在巴格达遇到过一位中国学者，此人在巴格达住过一年左右，两人成了朋友。该人回中国前，特意请拉齐将有关医学知识传授给他。“中国医学在北宋初期对天花和麻疹一类疾病的认识有了重要转折，其中很可能就部分受到阿拉伯医学的启迪。”
伊本·西那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最负盛名的穆斯林医生。他的名著《医典》是公元12～17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
花拉子密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制订的《花拉子密天文表》，代替了希腊和印度的各种天文表，成为东西方各种天文表的蓝本。他的数学代表作《积分和方程计算》，论及一次、二次方程的算术解法和初等几何，为阿拉伯和西方代数学奠定了基础。
白塔尼修正了托勒密天文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修正了月球和某些行星轨道的计算法，证明了太阳环食的可能性，更准确地确定了黄道、黄道斜角以及回归年和四季之长，第一次提出了决定新月可见度的独创理论。
三 中阿人民通过丝绸之路获益良多
任何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多渠道的。中国的文化经阿拉伯人传播到了西方，同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在交流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中国，并以融合中国文化为特色，兼取吸收各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习俗，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各族穆斯林的信仰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也扩大了中国思想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毫无疑义，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一支独特的文化元，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阿人民在丝绸之路上的交往，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在政治上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思想上实行的是“兼容并包”的政策，在外交关系上采用的是开放政策。因此，各种文化思想得以广泛交流，促进了唐代文化的发展。当时，阿拉伯人来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帝国哈里发遣使来华朝贡。仅从唐永徽二年（651年）到唐贞元十四年这148年中，就通使多达30多次。二是穆斯林商人来华。唐朝时期，我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开放程度举世闻名。阿拉伯商人陆路经由丝绸之路上的驼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水路经由广州、泉州等港口登岸。
《旧唐书》卷198记载，“开元初（713年），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等方物”；《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七月，大食国黑蜜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各一”。其实，这些使节大多是商人托名，向唐朝贡献货物换取丰厚的回赐，并从事贸易活动。一些贡使或商人作为住唐商贾，获准侨居中国，史称“住唐”。他们在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商业和政治中心，有的一住就是十年甚至数十年。唐朝时，称这些人为“蕃客”。这些蕃客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他们在华生的子女被称为“土生蕃客”。长安是当时唐朝的首都，也是大食和波斯蕃客居住最为集中的城市，据说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特别是随其来华的大食、波斯妇女，戴着珍贵的耳环，穿着鲜亮的衣服，被中国人称为波斯妇或菩萨蛮，据说中国古诗词的词牌名菩萨蛮就与此有关。在长安城内的西市、东市，蕃客们开设的胡店或胡邸林立，他们不仅把从西亚非洲带来的象牙、犀角、香料、珠宝在此出售，而且也把大食、波斯的生活习惯带进了长安。当时，长安“胡风”流行，胡食、胡服、胡帽，以及相应的胡妆、胡乐、胡舞等，随处可见。唐朝著名僧人慧超在他的《往五天竺国传》中说，唐玄宗时，大食、波斯的商贾除了贩运本国的商品外，还向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收购宝物，向昆仑国（今马来西亚）收购黄金，转运到广州换取绫绢丝锦等货物。在华的“蕃客”因仰慕中华文明而悉心学习，在融入到中国当时主流社会的同时，也把异域文化带进了中国。如唐朝时来华的一位大食贡使，因向往大唐盛世而定居中国，并且取汉名为李彦升。他认真学习中国儒道文化，深受宣武军节度使卢钧的喜爱。唐大中初年（公元847年），卢钧把李彦升推荐给宣宗皇帝，公元848年李彦升考取了进士，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蕃客”进士。此外，一些蕃客和后裔还成为中国的文学家、药物学家等，有的甚至当了朝廷高级命官。
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贡献，是带来了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领域。
（一）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元代是中国天文学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与其代表作《授时历》代表了当时世界天文学的最高水准。而这一切，都与阿拉伯天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元代天文学家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已拥有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及的先进仪器。而这些先进的天文仪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由阿拉伯人传入和受了阿拉伯影响的。”在郭守敬之前，回回人扎马鲁丁对元朝的天文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元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将其制造的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7件天文仪器及其撰写的历法著作《万年历》呈献元朝政府，忽必烈深感其“阴阳星历”精妙，便委任扎马鲁丁任职回回司天台提点（台长），并担任执掌收藏皇家历法图籍和阴阳禁书的秘书监官，同时将《万年历》颁行全国。《万年历》一直沿用到明朝初年，在中国历法史上影响久远。公元1276年，郭守敬制造的13种天文仪器中，在天文观测中起主要作用的圭表、简仪、仰仪等，就是起源于扎马鲁丁进献的7件天文仪器。
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就在南京设立了回回司天监，将原来在元上都司天台工作的阿拉伯天文学家黑德儿阿都剌、监丞迭里月失、郑阿里等20多人召到司天监工作。洪武二年（1369年），鲁穆人马德鲁丁、马沙亦黑、马哈麻、马哈沙等父子4人来华，前3人以所学专长被推荐到回回司天监工作。洪武三年，改回回司天监为回回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漏刻、大统历、回回历。马德鲁丁父子分别被授予钦天监博士、钦天监监正、钦天监监副等职位。马德鲁丁父子在钦天监工作期间，开始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校订和改进了一系列天文数据。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命令马沙亦黑、马哈麻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洪武十六年（1383年），马哈麻翻译出了《天文书》。洪武十八年，马沙亦黑翻译出了《回回历法》。《回回历法》是有史以来阿拉伯天文学著作第一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对明代乃至清代的天文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明代学习回回历法并成一家之言者竟有六七家之多，可见回回历法的影响多么深远。”《回回历法》所使用的许多天文数据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它所作的交食预报也很精密，“参用二百七十余年。”
（二）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们不仅希望富有，更希望健康，统治者的这种愿望促进了帝国医疗水平的提高。赖世德哈里发时期，在帝国首都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医院，后来整个帝国也都纷纷仿效成立了医院或诊所，并建立了门诊制度。对医疗水平和质量的需求，促进了药物学和医学理论的发展。糖浆、酒精等药品被广泛地运用，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在随后的许多世纪里一直是欧洲高等学府的基础教材。
唐朝时期，阿拉伯人在开展对华贸易的同时，也把医药方面的知识带到了中国。据史料记载，唐代时，阿拉伯药物如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金钱矾、绿盐、石硫黄、琥珀、炉甘石、巴旦杏、胡黄连、河黎勒等就已经通过贸易渠道流传到了中国。唐代的药物学家段成式凭借宰相之子的特殊身份，获得了十分丰富的药物知识，在其所撰写的《酉阳杂葅》中，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数十种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动植物药物的名称、性能。该书是唐代及其以后中国人认识伊斯兰药物的重要参考书。五代时期的波斯人后裔李珣所著的六卷本《海药本草》，记录了上百种阿拉伯、波斯药物的名称、产地、用途与功效等，丰富了传统中医药的内容。
宋朝时期，随着贸易量和范围的扩大，乳香等可入药的物品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据资料显示，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竟多达数十万斤，种类也扩大到了数十种。以至于《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证类本草》等宋代医药书籍都记载了不少以胡药为主的阿拉伯医药方剂。在这些医书中，还借鉴阿拉伯医学，大量地增加了丸、散、膏、酊的处方，一改中医以汤药为主的传统。在医术方面，阿拉伯的麻醉药开始在宋代的医疗中使用，其中剧毒的麻醉药曼陀罗花的根都是从阿拉伯进口的；阿拉伯的药物蒸馏法也开始传入中国，并为民间所掌握、使用。
“明代是伊斯兰医学在理论上的归纳、总结时代，也是传统中医大量吸收伊斯兰医学的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时代。”著名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那的代表作《医典》（中文又翻译为《忒毕十三经》），是集伊斯兰医理与方法之大成的巨著。自元朝开始流入中国后，到明朝时已经有了完整的译本，被称为《回回药方》。该中文译本的出现，是伊斯兰医学输入中国的里程碑。《回回药方》原书36卷，现存残本4卷计485页，约20万字。该书体系完备、门类齐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皮肤科、神经科及制药学，有相当高明的医疗方法和诊断技巧。该书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而且以一种全新的、与中医风格完全不相同的医术，给中国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成就。
（三）对中国建筑学的贡献。阿拉伯人大量来华，对中国的建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元朝时期的著名建筑学家也黑迭儿丁贡献最大。
也黑迭儿丁祖孙四代供职于元朝的工部，其本人兼任工部尚书并执掌工部土木工程局，可以说是出身于工程世家。也黑迭儿丁本人，作为元大都（今北京前身）宫殿群和宫城的设计者、施工组织者而闻名。“北平城系由回教名工程师仿照巴格达、哈里法的皇宫所建成的。又说：天坛也出自伊斯兰工匠之手。”白寿彝先生也指出：“也黑迭儿丁在建筑工程上的贡献，是近代史学家陈垣第一次发现，他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和评论，可以补史书之缺。”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也黑迭儿丁，《元史》无传。《世祖纪》记修筑宫城事，只称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佑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而不及也黑迭儿丁。故自昔无人知有也黑迭儿丁也。辽金故城，在今城西南。至元迁拓东北，分十一门。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二门，至明乃大杀其北面，而稍拓其南面。东西各留二门。故至今九门，其面积已不若元时之大矣。然今人游北京者，见城郭宫阙之美，犹辄惊其巨丽，而孰知筚路蓝缕以启之者，乃出于大食国人也”，“《辍耕录》二十一有《宫阙制度》一篇，垂四千五百言，《知不足斋丛书》有《故宫遗录》一篇，垂二千六百余言，述元时宫阙规模宏伟极矣。吾人读欧阳玄文，既知为也黑迭儿丁所为，今日不能不以此光荣还诸劳力劳心之原主。”陈垣同时指出，也黑迭儿丁这位中国工程建筑史上的工程师，其事迹鲜有人知，在《元史》中竟没有记传，“非有所讳言，即从来轻视工程学者之故也”, “《新元史》一三一卷为之补传，宜矣，惟尚嫌未能发挥也黑迭儿丁建筑之精神。窃以为应置诸方技传之首也。”
（四）中国农业水利的贡献。随着中阿交往，阿拉伯人的农业水利技术也进入了中国，并在他们的聚居地推广使用。
在中国水利史上，元朝的赛典赤·赡思丁、赡思，以及明代的海瑞等，作为穆斯林水利学家，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赛典赤·赡思丁在主政云南期间，针对滇池地区现有的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而导致连年水患不绝的状况，把治理滇池水利当作其推行屯田制度的前提。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赡思丁在全面踏察滇池周围的水系和水利设施后，提出了疏六河、扩海口、建堤坝、缺则放之、治则蓄之的治理思路和方案。
在他主持下，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疏浚了盘龙江，建造了松江坝水闸，开凿了金汁河，以及宝象、马料等6条人工河，不但基本上解决了滇池水系的水患问题，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滇池水位调节问题，灌田万顷，为滇池地区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赡思丁主持下，各种调节水利的设施相当详备，遗制保留下来的，时至今日，还是粲然可观。”
自此，滇池地区屯田大兴，军民屯田迅猛发展，成为云南地区推行屯田制度的榜样和示范。整修滇池水系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的水利兴修工程，之后历代王朝和主政者治理滇池，基本沿用了赛典赤·赡思丁的治理思路和办法。
与此同时，随着元朝政府对云南的开发，保山、大理等地的穆斯林也主导或参与了当地水利工程的整修。“元代回回人进入云南以来……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兴建了系列水利工程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屯田区域的扩大”,“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达到12处之多，屯田面积达七万余双（约合40余万亩），民屯约一万五千余户，军屯二千八百余户及五千七百余人。军屯中回回人占相当大比例。”
元朝时期的另一位穆斯林学者赡思，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他的著作涉及儒家经学、周易象学、史学、地理学和水利学等多个领域，其所著的《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以及其他重要著作均已失传，唯有关于水利学的重要著作《河防通议》依然存世。该书系赡思精心钻研郭守敬等人的治河著述，并实地勘察后，历经数年编纂而成的。该书刊行于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分为河议、制度、功程、输运、算法等6门，是我国治河史上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被誉为当时的划时代之作，并以其实用而得以传世至今。清代《四库全书》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门有各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桩、下络、叠埽、修堤之法，条列品式，灿然咸备，足补列代史志之阙。昔欧阳元尝谓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壑，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是编所载，虽皆前代令格，其间地形改易，人事迁移，未必一一可行于后世，而准古酌今，规矱终存，固亦讲河务者所宜参考而通矣。”
海瑞是明朝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素以清官闻名于世。他在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六月调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其间疏浚吴淞，在水利功程方面颇有建树。应天十府包括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地区，多为富饶之乡。但是，该地区之富庶多借太湖水之利，而太湖水量大时又靠吴淞江疏泄入海。由于吴淞江年久失浚，淤积严重，在洪涝灾害来临时，太湖水入海不畅，泛滥成灾，太湖的水利反而变成了祸害本地农业的“凶手”。海瑞到任后，恰遇大雨，致使饿殍遍地。因此，海瑞上疏要求疏浚吴淞江，指出：“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所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同时他对疏浚所需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方案，“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海瑞这种“以工代赈”治理吴淞江的做法，得到了灾民的极大欢迎，劳力甚众，踊跃出工。到次年二月，完成了疏浚吴淞江的水利功程。隆庆四年、五年，又有大雨，没有造成水害，海瑞为本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随后，海瑞又主持疏浚了白茆河，为江南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农田水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数十年间虽有小灾，不为大害”。《明史·海瑞传》也专门记载说：“瑞锐意兴革，请疏吴淞、白茆，通疏入海，民赖其利。”
此外，中国的穆斯林们不但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的水利学理论，如清代的蒋湘南曾著有《九河既道解》一书，详细陈述了治理黄河的见解，他的《中州河渠书》《江西水道考》等著作，也是水利学方面的重要文献。同时，遍布全国的穆斯林们，从中原到边疆，或屯戌、或驻防、或垦殖，兴水利，勤耕耘，为当地的农业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中曾描述过：“金积为回民最密之区，他们处处表现不一样的精神。金积境内的道路和水渠没有不是井然有序的。农地阡陌整齐，荒废之地绝难发现。对于农事之耕耘除草，也能工夫实到。”
（五）对中国航海业的贡献。阿拉伯人精于造船，早在公元1世纪时，他们已经能造出用棕榈纤维捆扎而成的马达拉塔船（MADARATA）。中世纪早期，安曼和阿拉伯南部沿海的船工们，使用产于马尔代夫的椰索制造缝合木船，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卡布（MARKAB）、赛发纳（SEFINEH）单桅船。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曾提到：“桄榔树实似桳榈，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藤埠船》中也写到：“琼船之小者，不油灰，不钉鎝，概以藤扎板缝，周身如之。海水自罅漏而入，渍渍有声，以大斗日夜戽之，斯无沉溺之患。其船头尖尾大，状如鸭母，遇飓风随浪浮沉，以船有巨木为脊，底圆而坚，故能出入波涛也。苏轼云：‘番人舟不用铁钉，止以桄榔须缚之，以橄榄糖泥之，泥干甚坚，入水如漆’。盖自古而然矣。”这种船与阿拉伯单桅船相似，显然与唐宋时期居住于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阿拉伯移民们的造船术有密切关联。经过宋、元数百年的发展，到明朝时期，我国的造船业已经高度发展，技术也日益完善。造船业的高度发达，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
郑和作为明朝政府使团的正使，既在造船术方面建立了殊勋，又在航海方面建树卓著。在接受使命后，郑和的首要任务是督造能远涉重洋的海船。他选择南京下关三叉河的龙江船厂作为造船主基地，同时在清江、太仓、福州等地设立造船的辅基地。在明政府的支持下，郑和依靠当时雄厚的国力和精湛的造船技术，建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先进、种类齐全的海船队，为成功下西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据《明成祖实录》统计，仅永乐年间，建造和改造的船只数量就达2000余艘，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规模可见一斑。明永乐三年（公元1409年），郑和按照明成祖朱棣的命令，率领包括水手、官兵、医生、翻译等27800人浩浩荡荡出发。郑和依托庞大、先进的远洋船队，先后七次到访过35个亚非国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
郑和远航的船队数量每次都在百艘以上，最多时竟至200艘左右，这与后率3艘船进入印度洋的达·伽马、后率1艘船进入印度洋的麦哲伦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航海记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郑和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航海图，该图标记的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暗礁浅滩、港口等，对后人远航西洋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郑和七下西洋，行程10万余里，与亚非30多个国家进行了广泛而长期的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明政府“昭示恩威”、“示中国富强”、“怀柔远人”的战略目的；郑和随行人员的著述，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克尔白图》、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到国家的风土人情、风俗礼仪、山川地理、物产气候、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成为世人了解亚非各国的重要史料，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郑和及其随行马欢、哈三等在近30年的出访活动中从伊斯兰国家带回不少伊斯兰教典籍经书，为后人胡登州、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汉文译经活动提供了蓝本。”此外，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也都曾经撰文著书阐述了郑和在南洋诸国传播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华人伊斯兰文化社区的史实。
（六）对中国数学的贡献。阿拉伯数学的发达，得益于印度数学、欧洲古典数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扬光大。“元王士点、商企翁在《秘书监志》中记载了上都回回司天台中所藏的回回数学典籍有《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卷，下同），《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撒韦那·罕达西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十七部，《兀忽烈的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另外，还有数学用具‘拍儿可儿谭定方圆尽（圆规）’。”“元朝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法。中国人在数学上使用阿拉伯数码也始于元代。”
公元13世纪，是中国数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在被誉为13世纪的世界五大数学家中，中国数学家秦九韶、李治榜上有名。而这个时期，正是阿拉伯数学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传统数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期。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现在我们通用的0～9这十个数码的后9个，是古印度闻名的成果，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并增加了至关重要的“0”数而得名“阿拉伯数字”。从公元13世纪40年代起，中国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02～1261年）在其著作《数学九章》、李治（公元1192～1297年）在其著作《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0”数字，并开始使用代表“0”的数码。“0”以外的其他阿拉伯数字，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也在中国得以流传。据考古发现，1956年在西安市郊元代安西王遗址、1980年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分别出土了5块铁板和一些玉质佩挂件，上面就以阿拉伯数字刻划了六行纵横图（幻方），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事实。
二是土盘算法。这也是古印度的一种算法。它是把沙土撒在地上或盘中，以尖角器书写，所以被称作土盘算法。这种方法传入阿拉伯地区后，被他们广泛使用。回回历法传到中国后，土盘算法也一并输入，并在元朝时期成为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的算法。明朝建国后，土盘算法深入中原地区。洪武年间“历官元统去土盘译为汉算”，从此汉人将其称为“汉算法”。但是，在钦天监任职的回回官员们，却“类以土盘布算，仍用本国之书”，保持了阿拉伯地区的演算方式和特色。由此，一些汉人，如隆庆时代的钦天监监正周相，得以学习、掌握这种古老的算法，唐顺之曾称赞周相“沙书暗译西番历”。
三是六十进位制。六十进位制是随回回历法一并传入中国的。纳忠先生也曾经专门指出：“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阿拉伯的进位制传入中国。”在现今存在的各种回历版本中，都可以看到1度60分，1分60秒，1秒60微，1微60纤等六十进位制换算法。
此外，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学，还有弧矢割圆术（球面三角法）、写算铺地锦等。弧矢割圆术是指将圆弧线段化为弦、矢等直线段来计算的一种方式。写算铺地锦最早见载于明程大位《算学统宗》（公元1592年刊行）卷十三中，“写算铺地锦为奇，不用算盘数可知”。这是一种筹算法，据传在公元13、14世纪流行于阿拉伯地区，并传播到欧洲。因此，数学历史学家李俨认为，明代程大位记载的写算铺地锦，也是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七）对汉语言的贡献。法国著作家勒南（公元1823～1892年）说过：“人类史中，最令人惊诧难解者，莫如阿拉伯语的传布。阿拉伯语在当初不过是一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后来竟变为最丰富、最完美而容易学习的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完美，使之历代并未经过多少改革”, “在各种语言中，我没有见过比阿拉伯语的传布更迅速者。阿拉伯语已普及于世界各方，是一种伟大的语言，又是一种宗教和政治的语言”。勒南的话虽然有些激情化，但也算讲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发展和扩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吸纳了被征服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又通过百年翻译运动，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等文化的精华，很快发展成强势文化，并在亚、非、欧许多国家大范围渗透，阿拉伯语随之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入了大量的词语。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近100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不同程度地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其中37种语言曾采用或仍在使用阿拉伯字母；波斯语日常用语中从阿拉伯语借入的词汇约占25. 5%，马来语从阿拉伯语借入的词汇约占16%，斯瓦希里语中源自阿拉伯语的词汇约占30%，西班牙语中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有4000多个，“英语中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有1000个，并由此派生出数千个词汇，其中最常用的为260个左右。”此外，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并不比英语中的少。
汉语直接或间接从阿拉伯语中吸收了不少词汇。如中药名称没药（MURR）、葫芦巴（HALBA）、押不芦（YABRNH）、咱夫兰（ZAFERAN），植物名称蒜（THAUM），飞禽名称八哥（BABAGHA）等，都是直接从阿拉伯语中拿来的。此外，西方语言中使用的有关医药、天文学、数学、化学等专业的术语中，有很多都源于阿拉伯语，现在我们依然在使用，如医药术语中的芳香药水、糖浆、番红花、樟脑、酸角、大麻烟、麝香、檀香；天文学术语中的天蝎宫、河鼓二、天鹰座一、织水一、天琴座一等；数学术语中的零、不尽根、正弦等；化学术语中的酒精、苏打、蒸馏器、碱、锑、雄黄等。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些产生于阿拉伯语的词汇，也间接地丰富和完善了汉语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范围。
（八）对陶瓷业的贡献。周杰伦一曲《青花瓷》，名满天下，也使青花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青花瓷风靡神州大地，2009年12月份，联想公司甚至推出了以青花瓷装饰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机箱，有的手机公司也推出了青花瓷手机。青花瓷的出现，阿拉伯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人王世懋在其《窥天外乘》中就曾经专门写到：“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这种进口原料是产于索马里的钴料，含铁量高，含锰较低，又被翻译为苏麻离青，正德年间已正式称为回青。回青又从云南输入。
德国学者保尔·卡莱教授也说：“在正德皇帝执政时，在江西省的景德镇建立一个御用烧瓷厂，专门制造皇室瓷器。这个地方从明代就是中国瓷器工业的中心。当时中国穆斯林人口的中心在云南省，这个省的一位高级官吏从外国地区获得了伊斯兰青色，可以用来仿制宝石。装饰皇室瓷器也非常合适。这种比黄金还加倍昂贵的青色颜料，就是这时才引进的。”
永乐、宣德时期还出现了如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在元代没有的新瓷器款式。这些瓷器款式的出现，是郑和七下西洋时，受到伊斯兰国家的影响而形成的，有的还是为了外销而专门设计、制造的，瓷器上带有阿拉伯文或阿拉伯风格的图饰。这种风格的瓷器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中已经出现，到正德年间已经变得非常流行。
在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中，还有一个带阿拉伯字母装饰的中国正德年间制造的瓷盘插图。保尔·卡莱在《土耳其地理学家按伊朗资料描绘的中国》一文中，也说在慕尼黑收藏的一个16世纪初带有阿拉伯铭文的中国瓷缸。明朝时期瓷器大量出口，尤其是青花瓷享有盛名，有些瓷器也饰有阿拉伯文图案。近年来，在收藏界名声大噪的马未都先生，在其关于陶瓷收藏的书籍中，也收录了十余幅带有阿拉伯文图案的青花瓷器皿图片。
（九）丰富了中国的餐饮文化。阿拉伯人把西亚地区的饮料品种传入中国。这些饮料因其独特、珍贵、味道好而成为贡品，随后流入民间，如舍尔别就是代表之一。舍儿别是波斯人喜欢的饮料之一，是波斯语饮料一词（SHERBET）的音译。据元朝史料记载，公元1220年由撒马尔罕医生撒必进献给成吉思汗，遂成为蒙元时期的宫廷饮料。后来，元朝在都城设有专门制造舍儿别的机构，其负责人称为“舍儿别赤”。舍儿别的制造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将柠檬、杨梅、木瓜、葡萄等水果去皮、核，捣碎除渣，小火熬煎后加蜜、糖、香料等饮用。一类是药物香料宫桂、丁香、白斗蔻仁、五味子等，加蜜糖煎熬，有医疗效果。由于需求量大，后来元朝廷还命广州、泉州、云南、镇江等地设立作坊，生产各种舍儿别供应朝廷。《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土贡》就曾专门记载：“舍利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大兴国寺》也记载：“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薛里吉思）世精其法而有验，降金牌以专职。至元九年间赛赤典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舍里八。”
200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偶与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陆先生餐叙，他讲道，日本人声称其清酒是全世界度数最高的白酒。对此说法，笔者当时并不认同，因为我老家的螂铘台白酒度数就高达70度。后查资料，才知我国的白酒属于二次蒸馏后勾兑的，而日本人的清酒是没有经过蒸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人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的白酒蒸馏技术，是元朝时期从波斯传入的。元末明初的叶子奇曾说，“葡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关于答剌吉酒，《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说：“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吉（即答剌吉）。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记载，洪武六年“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并记载其特性说：“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从各种史料分析，答剌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蒸馏而取得的高纯度白酒。元人朱德润说：“轧赖机，盖译语谓重酿酒也”，并记录了其制作方法“观其酿器扃钥之机，酒候温凉之殊，甑一器而两圈，铛外环而中洼。中实以酒，仍械合之无余。少焉火炽既盛，鼎沸为汤。包混沌于郁蒸，鼓元气于中央。熏陶渐渍，凝结为炀。滃渤若云蒸而雨滴，霏微如雾融而露瀼。中涵既竭于连漉，顶溜咸濡于四旁，乃泻之于金盘，盛之以瑶樽，开醴筵而命友，醉山颓之玉人”。从以上可以初步判断，元朝时期阿拉伯或波斯人把蒸馏术带入了中国，也就造成了我们目前见到的度数不同的各种勾兑白酒。
此外，葡萄酒是阿拉伯半岛的特产，由阿拉伯人带入到了中国。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就曾记载过在中西亚的见闻说“酿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酿”。元朝时期，葡萄已经开始在华北地区广泛种植，每年都在冀宁路（今山西太原）酿造葡萄酒上贡朝廷。叶子奇曾记载：“每岁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往。伪者杂水即冰凌而腹坚矣。”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对山西能出产优质葡萄毫不奇怪，对太原出产的怡园葡萄酒能风靡全国，也就丝毫不感到匪夷所思了。
在阅读我同仁们所著列国志过程中，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算是从历史角度与大家分享自己对古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点研究心得。也是想说，古代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沿线、沿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一点一点建成的。直白地说，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条丝绸之路，是中外人民一浆一浆划出来的，是赶驼的商人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时间的冲刷下，桨声已不再，驼印湮于黄沙之下，但丝路精神却顽强地流传下来。这种精神简言之，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追求。具体来说，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得益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携手共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是中国文化精髓“和”的体现和载体。“观当今宗教、文化、社会领域之现状，一方、一国、一域的长治久安，其根本之策在于含和、履中，即一方气候中和、国家气候中和、世界气候中和。由此，才能实现一方无灾、国家安乐、世界太平。”“一带一路”的哲学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和”字的时代体现和要求，是中国智慧化解当今世界戾气的药方。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世界各国正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基于睦邻、安邻、富邻的道理，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公共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我们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但会汲取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丰富内涵，而且一定会顺应时代潮流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在推进中不断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造福全世界。
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作为新型智库，理应倾其所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并将这项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本书的付梓，说明了我的同仁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在此，我非常期待大家能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和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院长的信任和督促，军令状下不敢懈怠的想法，使我们的工作团队体现出了很高的工作效率，在短短的23天里就完成了初稿写作任务。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室的姚冬梅主任、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祝得彬主任，他们不但为我们提供和开放了所有基础资料，而且在稿件的审核把关中，表现出了很高的专业水准。感谢执行主编许利平、钟飞腾、沈铭辉先生，没有他们的科学组织和亲力亲为，本书难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成稿。感谢参与本书撰写的所有作者们，在紧急任务面前，他们毫无怨言地放下手头既有工作，全力以赴地高质量完成了规定写作任务，表现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令人感动，且印象深刻。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本书各部分的责任者们非常尽力，但由于本书规定的写作时间极短，再加上涵盖的目标国家众多，且国情迥异，因此通稿的难度较大，且远远超出了本人的学识范围。故书中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位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十分重视大家的意见，并在再版时认真研究吸纳。
信笔至此，敲字为记。此不为序，只含敬意，与读者共勉，向同仁致谢。
2015年初夏于香山麓之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