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理依据的变迭：冷战后地缘理论变迁的新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加快建立和日臻完善，进一步推动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跨越国界的沟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进一步提升了不同人群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力量多极的发展趋势，推动和构建着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社会，进一步增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人类也面临着诸如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生存和发展方面的共同压力，遭受到了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各类跨境公共危险的共同威胁。因应时代背景的更迭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地缘理论的学理依据也不断发生着新变化。

1．全球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越来越“网格化”和“密集化”，从而使“世界规模”的距离日趋的缩小和变短。它是各种过程的交叉和复合，其影响性是断裂式的，也是统一性的；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产生相反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并由此编织了规模更加宏大、体系更趋一体化的跨国金融网络体系，塑造了更加透明化和高效化的国际机制，见证了更加快速和便捷的交通物流发展历程。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三大制度平台为核心媒介，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汹涌浪潮，进一步湮没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边界。在联合国与国际法院的不断规制之下，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交叠也不断超越和覆盖了主权国家边界。在交通物流网络的不断升级与日趋普及的过程当中，愈加频繁的跨国界交流，进一步踏低了传统观念上“国界线”的门槛。

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边界在后冷战时期更加趋于“模糊化”，这为进一步丰富地缘理论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首先，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逐渐从传统的冲突性转向了新型的合作性。在一个地缘实体更不稳定、更加动态、更不单纯的世界当中，坚持认为地缘实体处于“永久性冲突”的观点显然十分的困难和不切实际。民族国家自然地理边界的更趋模糊化，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其次，国际社会的“去国家中心化”与“去领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在不断创新和超越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国内”与“国外”“东方”与“西方”的认知界域不断地被混淆和打破。当代世界出现了“地缘政治眩晕”的新局面，全球空间难以透视且混合色彩越来越浓厚，在主权国家的权力之上以复合多样并偏离中心的脚步不时摇摆。最后，民族国家自然地理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国家权力与资本运作的离心力逐渐增大，这在欠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很多欠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但是，它们因此遭受世界金融风险或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概率也在不断升高。危机和风险的存在，使得部分非西方国家民众开始抵制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更加强调民族或是地区的“本土化特色”。

2．信息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实际上，信息化主要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需要，其主要是培植和发展以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生产力，使之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冷战结束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通信技术的腾飞，通信由此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依托信息技术的巨大腾飞，大众传媒、冲突战争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大众传媒真正做到了全天候和全世界的覆盖。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兴起，一举突破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统局限，切实维护了公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另一方面，信息化带来的通信技术腾飞，也促使军事装备和战争形态逐渐向新的方向加快转变，诸如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系统、气象卫星等依赖通信技术的高新科技已经成为主导未来战争的“致命性武器”，浩渺太空和虚拟空间则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军事竞争的关键性战场。

通信技术的腾飞进一步压缩了地缘空间和时间，戏剧性地改变了当代国际社会的传媒性质和军事形态，从而为地缘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书写了新的发展背景。首先，因其在民众当中的信任度不断提高，大众传媒在影响国家外交决策、塑造国家间地缘关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某些持续性的电视画面可以制造强迫的责任和义务，广大网民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影响国家意志。有的学者就认为，地缘关系在信息化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发展为技术、传媒和领土相结合的三角稳定态势。其次，当代战争日趋依赖于主要由通信技术为支持的精确制导武器和遥感武器系统，辅助以渗透、干扰、压制敌方通信系统。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两次胜利均充分说明：伴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现代战争正在超越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固有限制。最后，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综合国力不均衡，地缘整合的表层之下掩藏着极大的信任危机。在传媒领域，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控制话语霸权、佩戴有色眼镜，将由全球化和信息化拉近的地缘距离再次拉大。在军事领域，当前一国武装力量的强与弱，由其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与低所决定，这必然会加剧国际力量对比的不均衡态势及趋向。

3．多极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所谓的多极化，是指在国际社会当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力量中心，由一个或是两个向多个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全球化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大国的权力开始不断向外转移和分散，多极化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在这一进程当中，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不断增多。首先，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力量的快速发展和持续成长，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不再局限于欧洲和北美大陆。人类文明、社会制度向着多样性方向发展，国际关系开始向着民主化方向进步。其次，随着“极”的概念向政治和军事支配性弱化的方向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在全球公共事务议程当中，诸如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公共危机，越来越多地受到民族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关注。

多极化带来的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增多，也为地缘理论勾勒出了新的发展背景。首先，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呈现着极强的发展活力，从而促使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不断发生“东移”。从老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的对外政策经过渐进式调整，最终将太平洋地区锁定为新的地缘战略着眼点。其次，世界地缘政治版图更加的混乱和复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其边缘范围可以扩散到中东、北非和阿富汗。与此相伴，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专家极大地克服了地缘限制，更多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扩散。最后，多极化进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为地缘理论的发展渲染了新的底色。当代国际社会告别了冲突与战争的时代，进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不再限于政治与军事领域，地缘理论也与之相适应，经济与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地缘研究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地缘理论发展背景，为丰富地缘理论内涵和全面认知地缘理论提供了新的重要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