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全人类、全社会共同承担反贫困责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我们看到，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全球反贫困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改善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些成果本身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取得的，而扶贫开发工作本身对此贡献是有限的，一些扶贫开发项目不仅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究其原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帮扶为主的扶贫开发工作模式，其机制决定了贫困群体只是工作对象，难以成为对抗贫困的行动主体，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人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产业扶贫项目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精壮劳动力出现短缺，重视规模化的农村产业扶贫模式、扶贫开发项目的落地机制最后只能支持“能人”带动、“大户”带动，反而遮蔽了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群体。

（3）“小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格局和政府调控工作下的“菜篮子”“米袋子”工程，导致以大田作物、常规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对于户均几亩地的贫困农户而言，很难带来较大的收入增长空间；而产业结构调整，又由于其远离市场导致的市场成本高，信息、技术手段落后，而面临重大的市场和技术风险。

（4）全球共识下的贫困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反贫困工作是社会政策的重要领域，但过往的农村产业扶贫工作只指向经济成长目标，很容易将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约为经济成长问题。产业扶贫项目的落地机制形成路径依赖，忽略了农村社区发展和社会建设目标，相对均质化的小农经营的农村社会所需的合作与互助反而因此受到了损害，瓦解了乡村社会的能力和活力，社区福利生产能力因此减弱，加速了乡村生活的不可持续。

基于此，现阶段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必须进入新阶段，即由纯粹的经济成长支持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总体发展的方向推进，要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总体性视角推进反贫困工作。从贫困地区的现实出发，贫困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亦是经济、文化、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反贫困工作的可持续性问题亦可视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性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反贫困工作则是需要支持贫困群体的发展主体性成长的问题。

二

在全球范围内，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中开始并盛行的发展援助，为全球减贫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联合国所属各组织、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各种基金会在全球反贫困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有些发展援助和多边合作的反贫困项目，往往都是价值为先的工作，所以发展援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西方中心话语下的全球同质化改造的过程，反过来又对建构公平世界秩序带来一定挑战，形成发展工作的吊诡局面。

中国是全球反贫困工作的主战场，中国基于自己的现实和自身东方文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立足于回应本土实际的问题，其对贫困的认知和反贫困工作经验的发展，可以在较大范围对世界反贫困工作做出贡献，同时亦较易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共识基础。并且，它也将成为构建中国软实力、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及社会建立共识，实现共生共荣的重要基石。这对于全球正义目标而言，亦具有重大价值。

随着中国的改革工作进入深化阶段，反贫困行动机制创新不断涌现。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伦理，要求中国在全球反贫困领域担当引领角色。“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精神，也可以成为普适于世界的中国价值。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也可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中共“十八大”提出五个文明一起抓的重大战略，成为新时期反贫困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理念、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与反贫困的结合，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新贡献。

三

贵州是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区域之一。长期以来，贵州社会学、发展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公益组织进行合作，从反贫困的视野研究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并从行动研究的角度开展反贫困工作创新的社区实践工作，结合中国现实，学习国际发展援助经验并将之本土化，在创新反贫困工作理论、开发反贫困工作的工具和方法、结合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反贫困社区行动模式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形成了支持扶贫工作创新的“贫困社区反贫困可持续能力系统”的认识。

该能力系统包括：

（1）治理能力，包括社区组织能力，对内对外的协作与合作能力，社区公共事务参与能力，社区组织的可持续成长能力与社区动员能力等。

（2）经济能力，包括贫困社区及贫困群体的市场参与能力，技术可获得、更新及社区内可传递能力，信息的可获得能力，规模生产的可组织能力及生产过程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控制能力。

（3）福利能力，指贫困社区及群体可在团结和合作的基础上生产和分配社区福利的能力，除物质生活的改善外，社区福利能力还包括社区层面的最弱势群体的保障支持能力，社区经济及生活互助能力，社区服务的自我组织与供给能力，社区文化生活的自我生产能力等。

（4）环境能力，包括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社区改善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的能力，社区行动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等。

（5）文化与学习能力，包括社区的文化反思能力，社区学习能力，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与发展运用能力等。

反贫困工作需要以贫困群体为主体，支持贫困群体各项能力的可持续、系统性提升。从反贫困能力系统的建设角度出发，反贫困正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支持贫困群体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视角和途径，也是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创新极具希望的进路。

反贫困能力系统建设，是整体上推进贫困地区社会建设的过程，也是支持贫困地区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态文明的过程。在以山地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贵州甚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其作用将更为明显。相比于“扶贫开发”概念，“反贫困”更强调贫困群体在对抗贫困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更强调政府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强调贫困群体在自身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从社区福利供给、社区经济收入增加、社区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到乡村生活价值提升和文化认同增强的过程。也是从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可持续乡村生活的本质转变，而这本身就必然是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这一方向的转变，不只是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根本性的支持，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解放和激活社会发展活力，构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也将做出重要贡献。

四

2013年1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正式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举办，成为国内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论坛。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作为国内唯一的生态文明大型论坛，成为中国与世界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沟通对话的重要平台，也是助推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阵地。

2014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扶贫办、贵州财经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与贵州从事反贫困工作的一线社会工作团队，共同讨论筹划了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方案并提交论坛组委会，得到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组委会、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014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会议年会之“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于2014年7月中旬在贵阳顺利召开，开幕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远坤主持，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作了主旨演讲，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现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到场祝贺，联合国机构代表、亚行代表及国内知名专家受邀作了发言。论坛设置了“反贫困：三位一体建设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全球反贫困中国责任承担”“反贫困与可持续产业发展”及“反贫困——贫困群体的行动主体重构”四个主题，邀请了全球反贫困领域内的重要专家学者，联合国所属机构、国际反贫困非政府组织，中国政府机构、本土专家学者及反贫困工作的公益组织，就相关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重新审视了反贫困工作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关系，以生态文明建设对话全球环境可持续、以反贫困能力系统建设对话西方学术及反贫困工作的赋权工作机制，以中国经验对话发展援助，发布了“生态文明与反贫困2014贵阳共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国际国内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

我们将参会代表的会议贡献与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于2014年12月23日联合召开的“创新精准扶贫机制体制研讨会”专题发言录音进行了整理，同时征集了本土有代表性的参会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论文与案例，形成了本书，留此存照。同时，也希望本书的出版，为各地反贫困工作决策者和一线工作者提供一些支持。

基于对与会代表与各位作者的尊重，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提请作者审校，文章观点并不代表编辑团队的立场和认识。由于水平有限，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错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

“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编委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