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序言 多维文化视野中的阿来小说

对于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来说,阿来毫无疑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和他的文学之所以成为学界颇为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解读的研究对象,就因为他的文学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从多种角度观察和阐释的可能性。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父亲是一个在川西北藏区做生意的回族商人的儿子,他母亲是藏族人,而他自己出生和成长在大渡河上游川藏高原的嘉绒藏区。可见从血缘和成长环境来说,阿来的文化身份具有多种文化属性,再加上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他选择了多元文化视角切入其所聚焦的文学领地。

杨艳伶的《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选取新时期藏地汉语小说这样一个视野,来观察和探析阿来文学书写的文化内质和美学意义,实际上是她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兴趣使然。2006年,这位在西北求学之后在东部沿海就业的河西女子,又兴致勃勃地回到西部的家乡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就选定了《藏地的尘埃与诱惑——阿来与马原作品比较》这样的题目。接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很少有人关注的藏地汉语小说创作领域,试图从更为宽阔的学理视域中解析阿来这样一个特异的文学存在。

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写作确实是穿行于汉藏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作家细致缜密的思维与开阔开放的视野,阿来通过汉语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将对故土尤其是嘉绒大地的叙写与思考放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大格局中;而藏族文化尤其是藏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寓言、英雄史诗、部族传说、人物故事,又为他提供了自由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使阿来的创作呈现出别样的形态与色彩。借用人类学中的“文化并置”命题,即把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并列后,人们方可从相辅相成的对照中看出以往不易察觉的文化特色。《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从多维文化视角入手,分析汉文化与藏文化对阿来的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揭示汉藏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的藏地社会面貌如何在阿来的创作中得以呈现,阐述了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的作家从两种文化之间汲取了哪些营养,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阿来与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确定其在藏族文学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和价值。这一选题当然是有新意的,也有学术价值的。

从多种文化角度观察阿来及其小说,当然必须注重阿来自己所确认的民族身份。阿来一再地表示,“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内心某种固执的声音。当我个人的心境与情绪与青藏高原的大地,与这片大地上众多同胞特别契合的时候,这种声音就特别地清晰,并在灵魂深处冲突不已。我只是领受了命运的安排,把这些声音固定在纸上……”阿来:《获奖感言》,《民族文学》2000年第1期,第55页。可见,藏族血脉、雪域文明早已渗透进阿来的灵魂,是他确认了自己的族群、定位自身的文化视野与创作视角的重要支撑点。强烈的族群认同感与归属感、久远深厚的部族记忆都是阿来小说自始至终贯通的主线,正因为如此,部族故事、民间传说、征兆占卜、煨桑祭祀,以及宗教仪轨等对阿来来说既是创作的素材和来源,更是其小说的重要构成和意蕴载体。

但阿来对这一特殊地域的文学书写,并不只限于藏族文化的视野。由于后天学习经历和个人文化选择,使得他的文学叙述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意蕴。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阿来的创作不仅仅是单一民族文化的体现,还是多种文化的杂糅。儒道的“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以及佛教的“缘起性空”观念早已渗透进他的血液,他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等强烈的生态关怀意识融入《信札》《大地的阶梯》《蘑菇》《遥远的温泉》等作品中,坚信人类的利益在大千世界中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而在《生命》《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中,又有他对中国传统儒学中“仁义礼智”及佛教“众生平等”等重要命题的思考与阐释。

这本论著也注意到这样一些被定位为“边界写作者”“边际人”的藏族作家,在进入创作后需要面对跨文化、跨语言、跨族别、跨地域的身份不断转换之痛,也需要适应在两种文化中无法完全归依之苦,但阿来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资源、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精神体悟,既充实与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丰富与延展着藏族文学史,又能够巧妙运用“文化游离”带来的距离感进行自我反思和本土省察。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和清醒认识的阿来同时也接受着汉族文化的滋养与渗透,尽管我们无法判定汉族文化在其文化人格构成中占到多大比重,但源远流长的汉族文化确实充实与丰富着阿来的文化积淀,使他的视野更加宽广,也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点。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阿来叙写着嘉绒部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命运,进而将这种思考提升到对人类生存进行体悟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将阿来及其创作放置在藏地汉语小说的阵列中进行审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扎西达娃、梅卓、央珍、江洋才让、尼玛潘多等藏族作家,以及马原、马丽华、杨志军、范稳、宁肯等汉族作家,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宁静悠远、旷达高邈的西藏大地。他们中有的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范式记述雪域的所见所感,有的是真实再现多民族区域的文化冲撞和融合的历史情景,有的是展示外来写作者所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藏地奇观,有的是借藏地书写呼唤拯救信仰和振奋精神的时代命题,毋庸置疑,阿来是这一阵列中的重点作家。但与诸多藏地书写中的“他观者”想象不同,阿来的藏地书写则是“自观者”的反思。他的创作更多的是致力于还原真实的藏地、呈现藏人真实的生活图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的故事,包含了更多藏民族原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的世界上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阿来:《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第153页。用非母语进行的跨文化写作,又关注的是长期被主流视野所忽略的阿坝故乡,双重边缘使得阿来在表现本民族文化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能够深刻地把握民族文化的每一次脉息与悸动,也能站在异文化的角度体察其弱点与不足,展示和表现、审视和自省复杂而有机地构建他独特的文学世界。“没过多少年,机村周围的山坡就一片荒凉了。一片片树林消失,山坡上四处都是暴雨过后泥石流冲刷出的深深沟槽,裸露的巨大而盘曲的树根闪烁着金属般坚硬而又暗哑的光芒,仿佛一些狰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阿来:《空山:机村传说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509页。这一段用汉语表述的文字里,背后隐含着的则是作者所说的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将对“人”的关注放在首要位置,藏民族并不是藏地想象者或猎奇者眼中永远的宽大的藏袍、黑红的脸庞、凝滞的眼神,他们也与其他人一样有幸福、欢笑、获得、泪水、酸涩、苦闷、压抑以及失落等,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他们同样也在经历痛苦的撕心裂肺式的蜕变和艰难的调试。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嘉绒之子阿来将笔触直抵藏人灵魂深处,从形而下的生存状态到形而上的精神诉求,通过藏地一角书写着藏民族的发展史、生活史和心灵史,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希望藏地、藏民走上稳健、快速的发展道路,不希望雪域藏区成为保留人们原始文化记忆的“博物馆”。与此同时,阿来又在“藏族生存”与“人类生存”之间找到了某种共鸣,在嘉绒、西藏、中国及世界的交融中探寻着文学的情感深度和精神价值。

总的来说,这本论著能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将阿来及其创作放置在新时期以来藏地汉语小说的大格局中进行研究,深入探析汉藏文化对阿来小说产生的影响,细致地考察了阿来在汉藏文化交流碰撞中藏地风貌的文学书写,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穿行于两种文化的阿来所汲取的双重文化营养,比较分析了阿来与其他同类作家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而阐发了阿来在藏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著者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创作的深入解读和细致研究,视野宏阔,论述精当。尤其在汉文化的渗透、藏文化的浸润以及汉藏文化的融会贯通等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和独到的分析,既不乏新见,也有较强的说服力。

我总觉得阿来作为一个穿行在多种文化之间的创作者,他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一种异于寻常的文本,这些独特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实际上还有继续深入开掘的空间,这实际上也为更多地像杨艳伶这样的年轻学人准备了研究话题。无论是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还是非虚构作品《瞻对》,阿来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努力呈现出一个传统的少数民族区域,在每一次历史变革的浪潮袭来之时缓慢转身过程的忐忑和艰辛。反顾阿来的每一部重头之作,似乎都在努力寻找着一次新的突破,从《尘埃落定》对历史风烟的真实还原,到《空山》对生态危机的深重忧患,再到《格萨尔王》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觅,这些作品无论是思想蕴涵,还是艺术内质都显示出作者有着处心积虑的探求目标。

新近出版的《瞻对》也是这样一部着意为之且颇为引人关注的作品。“瞻对”是康巴地区的一个民风强悍的区域,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铁疙瘩”。为了真实地呈现出瞻对200余年的历史风云,作者十几次深入藏地,翻阅数百万字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经过5年的删改后才有了这部文学化的地方史,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历史传奇。200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瞻对这康巴一隅不仅展现了汉藏交会之地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也揭示了藏区问题复杂性,藏区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留下的不只是历史的风烟,同样也留下诸多令后代思索的经验和教训。选择这种历史化写作方式,实际上也是选择了“非虚构”的文体,这一写作范式的新变,一方面表明阿来文学创作一直在寻找着切近对象的文学方式;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针对这样的敏感题材,阿来选择了一种让历史本身说话的方式。拒绝虚构,并不是没有态度,作家的态度就寄寓在文本之中。

最后,让我们引用阿来早年创作的诗歌《颂辞》里一段,结束这篇拉拉杂杂、意犹未尽的序言。


心回到坚实的土地

眼睛从流水上升起

宽广盛大的夏季啊

所有生命蓬勃而狂放

太阳叩击湖泊的水晶门

赤脚的笛声在星光下行走

无依无凭,朵朵百合悬浮

是飞翔于水中天空的鱼群的梦幻

而我们站在时间的岸上

彭岚嘉

2015年1月于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