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不检举的后果及备案制度是否存在

在上文提及一些强制检举及任意检举之情况，法律亦规范了不作出检举行为的后果。

一 不检举的后果

第一，视乎是否有检举义务；第二，视乎刑法、行政法有没有相应的处分后果。在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负有检举义务的人将会在下文提及，在此不再详述。在澳门刑法中，澳门《刑法典》第332条规定公务员袒护他人、第333条第1款有关渎职的制度，针对公务员不作为而不能展开刑事诉讼程序作出处罚；同时如涉及违纪行为，根据第87/89/M号法令核准的《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第313条第2款c项，不作出检举的公务员将会被科处罚款，在第314条第2款i项的情况下更会被科处停职等处罚。

有一些市民向有权限当局检举一些属告诉或自诉才处理的犯罪，但最后他又没有明确表示追究犯罪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只表示保留追究权利。这时，刑事警察当局和检察院就处于两难局面，因为已知悉有一犯罪存在，但根据刑法规定，检举时效有6个月，如无告诉权人明示放弃诉权或其他行为显示出告诉权人会放弃诉权，如接受犯罪行为之道歉、与犯罪行为人握手等，那么，是否应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如又出现另一种情况，假使市民作出检举后，刑事警察没有立即展开侦查程序，有关证据已经灭失，在告诉期结束前，有告诉权的人提出告诉，这样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使犯罪行为人逃避了法律责任，原因是当时没有搜集有关证据；二是使刑事警察可能受到市民、社会，甚至上级的责备。

例如，一宗在街道上的盗窃案，被害人甲当场向刑事警察乙检举，说丙偷了价值澳门币1万元的财物，乙立即向丙的逃走路线进行追捕，并拘留了丙，但当乙回来时找不到甲，这时，刑事诉讼程序是否能展开？还是需要将证据保全？然而，乙应立即释放丙，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个例子，情况如上，但找不到丙，甲又没有明示或默示放弃告诉权，只告诉刑事警察他的损失是澳门币1万元，他只说“我现在向警方备案”，但被问到是否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他不作任何表示，那么应如何处理？处理上述情况是否可以按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232条第1款紧急介入以保全证据至6个月追诉期结束？甚至可能经侦查后，有关犯罪行为人可能符合澳门《刑事诉讼法典》198条第1款h项以盗窃为生活方式而进行刑事诉讼程序，那么便不需要取决于告诉，并可以在6个月后仍能够展开刑事诉讼程序。所以，笔者认为“备案制度”是有存在价值的。

二 告诉权

因刑法保护的法益有轻重之分，对于一些相对较轻的法益或一些只会对被害人造成较大影响的法益，刑事政策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司法资源的适当使用；二是把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主动权交予被害人，由被害人决定是否展开程序。后者再分为两种：一是当被害人要求展开程序之后，司法机关必须依职权展开刑事诉讼程序，这就是澳门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之情况；二是不但要求被害人提出展开程序的要求，更要被害人声请成为辅助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行为，连同检察院一起作出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就是澳门刑法规定的自诉。

如属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之情况，只要法律没有另外规定，被害人有告诉权，有提出告诉的正当性。

如被害人未满16岁，或不具理解行使告诉权所及之范围和意义之辨别能力，则告诉权属其法定代理人。

被害人未满16岁或不具理解行使告诉权所及之范围和意义之辨别能力，而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被害人死亡，在死亡前未提出告诉，亦未放弃告诉权，则其告诉权按顺序属以下的人，但为了保护被害人，当下列人士曾被怀疑参与该加害被害人之犯罪行为则不具告诉权：

（1）未经法院裁判分居及分产之生存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被收养人及与被害人在类似配偶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

（2）直系血亲尊亲属及收养人；

（3）兄弟姊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

如因在案件中告诉权仅为犯罪行为人所享有而不能被行使，则检察院可基于公共利益之理由，开始进行程序。

自告诉权人知悉犯罪事实及知悉作出该事实之正犯之日起计，或自被害人死亡时起计，或自被害人成为无能力之人之日起计，经过6个月，告诉权消灭。如有数名告诉权人，则行使告诉权的期间各自独立计算。

对任一共同犯罪人提出告诉，将使刑事程序延伸至其余共同犯罪人；若对任一共同犯罪人不适时行使告诉权时，其余共同犯罪人亦因此而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