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维护“党国”政治统治为主导的新闻传播教育（1951～1973年）

第一节 新闻传播教育为“党国”统治服务

一 台湾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背景

根据绪论中所述社会变迁理论中所包含的PEST要素，影响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变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的革新、媒介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等。国民党政府从迁台后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风雨飘摇到逐渐站稳脚跟的过程，在政治上建立起“党国”威权统治政权，经济发展逐渐稳定、复苏并为腾飞做好准备。

（一）政治背景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喜悦很快就被失望、仇恨所笼罩。国民党官僚把在大陆的腐败作风带到台湾，贪污的数额和手段创下台湾50年之最高纪录。除了贪官横行之外，国民党政府在用人政策上明显是以外省人士为主。光复后，迁台的大陆人员取代了之前日本人的地位，占台湾省高级公务员的大部分。台湾本省政治精英在政治上的甄选管道完全被阻塞。这自然使台湾有心仕途的精英大失所望，产生不满。再者，国民党政府与本省籍人士语言隔阂，甚至对之有歧视心理，加上各地回台的十七八万“台湾人前日本兵”也没能安顿好，这些因素加剧了省籍矛盾和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敌对情绪。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事件表面原因是查缉私烟的纷争，但背后隐藏的是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地方政府的腐败专横和对台湾人民的残酷压制。“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政治和社会造成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对媒介来说，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民党政权对媒体态度的转变。国民党政府追究责任时认为，报业宣传是造成“二二八”的祸源之一，拥有言论自由的台湾新闻业与事件扩大有相当的关系，于是大举整肃，控制言论，为此后的“报禁”埋下伏笔。

在“外交”方面，台湾国民党政府也遭受了沉重打击，1949～1950年，许多国家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说：“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任何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杜鲁门的声明，似乎表明美国已决心从此不再干涉中国内政，不再介入台湾问题。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重新改变策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1950年6月27日，美国政府作出了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为此，“国府才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但是，美国为了避免卷入中国内战，并没有给予 ‘国府’长期而稳固的承诺，更限制国府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的支持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待战事平息后，国民党政权可能再度陷入岌岌不保的状态。”

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蒋介石在台湾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典型的“党国威权政体”, “党国威权政体不同于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有一个由政治强人控制的强力政党，实现一党政治，党的组织高度穿透政府、军队和社会部门，并且有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由政治“强人”“两蒋父子”主导的威权体制，一方面确立国民党在台湾的绝对权威地位，利用其“戒严”体制和一党专政体制，严厉打击岛内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实施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民意基础，树立较为民主的形象，对内缓和与台湾人民的矛盾，对外争取美国的支持。这种制度反映在新闻传播教育上，体现出其指导思想要为“反共复国”服务，但实务教育又比较能尊重新闻规律的做法。

（二）建立“反共复国国策”，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迁台后，立即在台湾确立了“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其大陆政策主要以“反共复国”为奋斗目标。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巩固台湾，反攻大陆，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在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中，特别强调要对民众进行“反共抗俄”的文化宣传，“以争取 ‘全国’人心”, “开展三民主义的文化运动”, “团结一切反共抗俄的人士”和“海外及敌后反共青年”；强调要开展“心理作战”。

针对岛内混乱局势，国民党发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台湾人民进行严密控制。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凌晨起台湾全省实行“戒严”，从此台湾地区进入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1949年5月27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颁布“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并十分注意对舆论的控制。在对媒体的管制上，国民党政府牢记“二二八”事件的教训，1950年颁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理办法》规定：“凡诋毁政府首长、记载违背三民主义、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散布失败投机之言论及失败之报道，意图扰乱人民视听，妨碍戡乱军事进行或诲淫诲盗之记载，影响人民秩序者皆查禁之。”1951年6月，国民党政权开始实施“报禁”政策，通过“五限”方针：限纸、限价、限张、限证、限印来牢牢控制新闻界。台湾当局用限制申请登记证和限制纸张的方式保障既有报纸经营者的利益，抬高准入门槛，从而保证将市场利益分配给既有的报纸经营者；对既有的报纸经营者，则以“限张”“限印”为制约，确保其不越雷池，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拉拢。报禁的实施，对台湾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经济发展情况

1945～1949年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因战争破坏处于萧条状态，工业生产停顿，产量仅及战前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农业产量也不及光复前最高水平的一半。随后由于大陆通货膨胀以及岛内物资短缺的影响，台湾又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在1947～1949年上涨了1056倍。到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又增加了台湾人口的压力，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更加严重，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陈孔立先生在《台湾历史纲要》中这样描述：“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经济方面，由于受到战火的摧残，工业厂矿、港口、船坞毁坏过半，电力设施处于半瘫痪状态；农田水利、交通运输体系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关民生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匮乏……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不敢启用抗日台胞中的人才，所依赖的是从大陆调来的官员和从大陆回台的 ‘半山’（有大陆经验的台湾人），所以，台湾民众所面对的是他们所陌生的新统治者……双方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台湾人民与从大陆去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就很难避免的了。”

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经济逐步由混乱状态走向稳定与复苏。促使台湾经济摆脱困局的关键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它直接遏制了台湾的通货膨胀，为台湾的民生消费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提供大量的物资；第二个因素是土地改革，它使农村生产力摆脱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从1953年开始，台湾开始实行四年“经建计划”，重点发展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食品、轻纺等进口替代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求，使台湾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3%的中速增长，实现了台湾经济的初步扩张。从1961年至1972年，随着岛内市场趋于饱和，台湾经济开始转向，以加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力密集型轻纺工业获得大幅扩张，使台湾经济达到10%的高速增长，实现了战后台湾经济的第一次飞跃，促使社会经济形态由以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工业为主导。

（四）高等教育发展方针

二战结束后，台湾属农业经济，十分落后，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的工业也多是一些替代进口型经济，效益很差，对人才需求很少。但由于从大陆到台湾有大批高校教师和学生等原因，台湾地区当局为稳住阵脚，把发展高等教育视为“救亡图存”的策略之一，当局在将日据时期5所专门学校改革更名为专科学校的同时，相继建立起一批公立、私立大学。为发展高等教育，从1954年起台湾“教育部”在当时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批准设立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等高校，允许他们首先发展研究生教育，后增设大学本科教育。并特别注重发挥高校“建教合作”的生产教育。全面模仿美国高等教育，引进“通才教育”的概念，争取学术认同，对这一时期台湾高等教育起到强心剂的作用。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台湾高校从1950年的7所增加到1955年的15所，在校生从1950年的5374人增加到1955年的13460人。这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更多的是为用人补缺而办。

在美国的经济支援和技术指导下，台湾先后在1953年至1957年开展第一、二期“经建计划”，随着现代化农业、工业产业的发展，技术人才逐渐缺乏，于是当局开始有目的地推动农业教育计划及工业教育计划的实施。当时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施政方针指出：“充实专科学校，配合经建计划，增育各种专门人才。”这一时期，为配合政府经建发展计划，台湾高等院系数量急遽扩增，“但政府经费不足以支应过多的公立大专院校设立，遂改而鼓励私人兴学，专科学校于此时期大量增设”。成舍我先生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

总体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台湾较好地抓住经济调整机遇，经济开始进入初步起飞阶段，加上学龄人口激增，由此刺激起越来越强烈的人才需求，发展高等教育的要求日益紧迫。台湾当局适时推出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全面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形成了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 树立为维护“党国”统治服务的新闻传播教育宗旨

国民党退台初期，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岛内一片混乱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陷于风雨飘摇的黯淡境地。回顾反共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认为主要失败在宣传和教育。蒋介石在1950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指出：“最可痛心的就是这四年中间，国际共产党，宣传的毒素，铸成了一般社会的错误观感……这些错误观念，在国内则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妨碍了剿匪法令……在国际上则混淆了民主国家的视听……。”蒋介石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宣传毒素”，显然是不找自身失败根源的无力托辞，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媒介控制的决心。为此，他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中，特别训诫党政军干部，要讲求政冶作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注重心理作战，研究宣传技术。在《对第二次新闻会议训词》中责成“中央第四组”“在新闻文化方面，需要决心继续肃清一切黄色，诲淫诲盗和造谣讥谤，扰乱视听，妨碍反攻工作的报刊，歌舞和影剧”。并指示传播事业：“当前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发挥大众传播力量，强化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蒋介石多次在回顾反共战争失败的原因时，都认为教育失败是一个重要因素。1950年6月，台湾“教育部”颁订《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要求要遵照“反共抗俄”的最高“国策”，以“复国建国”为中心任务，而居于首位的教育重心就是“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在反共的政治目标下实施的。对于这段时期的教育政策，有研究者认为是国民党有计划地推行党化教育以巩固其统治的正当性。

韦伯（Weber, M.）说，统治的正当性也可能是建立在人民是否相信统治权力为正当的。国民党政府迁台后要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正当性，第一是着手建立戒严体制，用强制手段维持社会的稳定；第二就是建立威权一党制，压制党外势力，实行一党独裁；第三就是建立一套文化道德理论体系，宣扬其统治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在获取政权之后，文化道德体系霸权的建立，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便是学校和媒介。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活动异常纷杂，不利于统治者的控制和指挥，于是，统治者就设立学校，培养专门的利于维持或夺取统治权的知识分子。学校所通行的主流思想理应是唯统治者为上，其目的是“通过养成坚定的和不动摇的道德与社会责任的意识”来驱使受教育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接受和实践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在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类型、规模、程度、管理模式、级别的学会、学社、学校、学院、研究所、研究院，但是，它们的宏观指导思想和微观的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则是内在一致的，即始终不渝地践行统治者的思想，维护统治者的政权。

除了学校之外，在国家机器中，传播媒介负责文化、观念、知识和话语等的生产。事实上，国民党对媒介作用的认识以及对媒介的控制也是由来已久的，蒋介石在1940年3月23日发表《今日新闻界之责任》的演讲词中说：“故新闻记者应为国家意志所由表现之喉舌，亦即为社会民众赖以启迪之导师。我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事业，其由萌芽而发展而成熟，皆与新闻界有极深之关系，其消长进退之机，亦视新闻界之认识与努力以为断，凡新闻界之努力与建国方针相适合者则革命之进展必迅，反是则必迟滞而多阻。”迁台后，面对岛内外风雨飘摇的局势，国民党政府更是把媒介视为“革命的重要武器，具有传播主义思想，发扬文化，贯彻 ‘国策’，打击敌人的重大功能”。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新闻教育机构和专业人才都十分匮乏。新闻教育肩负培养宣传人才的重任，由此受到特别重视。国民党“痛感过去新闻宣传的失败，必须从头训练青年新闻人才”。因此1951年政工干部学校成立之后，首先设立的就是新闻组。1952年“改造委员会”教育机构所通过的《本党当前宣传指导（草案）》也指出：“为辅导新闻事业并运用新闻宣传力量，以贯彻反共抗俄之 ‘国策’，完成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之任务……政府应注意新闻人才之培养，开设新闻学系或新闻专修科以造就新闻人才……设立新闻学奖金对新闻学术有贡献之机构或个人，给予奖助以促进新闻学术之进步。”1954年，台湾政治大学复校后，又率先成立新闻研究所。以上学校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早期新闻教育主要为“反共复国”、巩固国民党政权服务。虽然在其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开始发展与转型，但新闻传播教育的资源始终掌控在政府手上，“反共复国”、维护“党国”的统治仍然是教学指导与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