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生态”到“心态”的学科边界扩展
无论是心理史学还是心态史学，关注个体的社会学还是关注整体的社会学，关注个体的社会心理学还是关注群体、社会的社会心理学，都是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支撑，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各学科的成果，才能形成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外，社会心态研究还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之上，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灵魂。
在对中国社会学30年重建的回顾和反思时，社会学家苏国勋指出了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局限，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们行动造成的结果，他除了具有自然现象的表层实体结构之外，还具有自然现象不具备的深层意义结构，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不同动机驱使做出的，因此要对人的行动做出因果说明，必须首先对人们赋予行动的动机—意义做出诠释性的理解方能奏效”。他批评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经验事实，完全排斥宏观理论，并贬低社会研究必然包含的预设层面中的形而上问题。他认为，“社会学研究是一架由因果性说明和诠释性理解双轮驱动的车子，两个轮子犹如人的两条腿，其中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二者缺一不可”。（苏国勋、熊春文，2010）
苏国勋提到的从“生态”到“心态”是指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要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费孝通指出社会学研究不应该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起来，这二者是融为一体、互相包容的。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也要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意识能力”的“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虽然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对于社会学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从而进一步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除精神世界外，他认为“意会”在社会学的“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但没有研究。他指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是更多地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他还提及“讲不清楚的我”，以及“心”的问题。（费孝通，2003）无论是苏国勋所讲的人们行动的动机和意义，还是费孝通先生的“精神”“意会”“自我”这些“心”的方面，特别是费孝通晚年对于和“心态”相关的两个概念的追问表明，中国社会学学科边界的扩展包含着向社会心态的扩展。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在研究民族认同意识时，重新思考老师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的ethnos和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两个概念。（费孝通，1994）他指出，“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他意识到自己原来并没有真正领会史禄国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费孝通，1997），这也正是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作用过程。费孝通解释了把Psycho-mental Complex翻译为心态的原因，“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ychic, Ps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费孝通，1994）
赵旭东认为史禄国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群体传承，这些传承是知识、实践以及行为，它们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可以从周围的人群中借得，甚至还可以由某个群体的成员自发地创造出来，其根本是指一个动态适应过程，并通过心理层次的复合传递下去，史禄国因此将之称为Psycho-mental Complex，另一方面为了强调这一动态适应过程，又称之为ethnos。”他认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于心态的忽视是费孝通提出扩展学科边界的原因，“对于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个词，社会心理学家本来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一些贡献，但由于过度地将心理与精神的内容还原成生理和大脑层次的解释，对于身体、意识和精神整体性的关注被排斥在正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外，而社会学又因为过度追随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分析，无暇顾及个体心理层次的精神世界，而这些被忽略的应该就是费孝通所关注的人的精神世界范围。”（赵旭东，20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心态研究和社会学扩展学科界限的主张在目的上是相同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社会心态研究可以看作是从社会心理学传统边界的扩展，实现和社会学的对话和对接，这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是全面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