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洋的海岸——逐步迈向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世界社会学

〔澳〕瑞文·康奈尔著　詹俊峰译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殖民及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心国/边缘国关系如何构造了19至20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实践，指出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互关联以及存在差异的整体，主张社会学研究应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关系框架中理解多元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差异化方式必定会涉及权力，或者权力斗争和特权的延续。

关键词：现代性（后）殖民　中心国/边缘国关系　南方层级国家　世界社会学　文学创作实践

Abstract: Through exploring how metropol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s of colonization and post-colonization that have structured Australian literary practic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modernity has always been a connected and differentiated whole, and that sociology needs to underst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on a world scale, because the lines of difference in modernity necessarily involve power, or struggles for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inuing privilege.

Keywords: modernity（post）colonization metropole-periphery relations southern tier countries world sociology literary practice

丑陋、低矮、布满礁石、寸草不生、尖角且贫瘠的海岬如蝎子一般，蜷曲地躺在令人炫目的海天之间。入夜后，房屋中的灯火和船上的照明灯燃烧着撩人的光芒，汽车的前灯扫过渔人湾。白日里，村里的车流沿着地平线缓慢行进，越过灯塔和信号站，在岩石裂口和火山沟壑处稍作停留，造访那座建在海湾边缘光秃处的古村落。那里曾是一个军事和海事基地，现在依然如此……

凌晨，透过敞开的窗户，人们可以听见锚坠入海湾的咔嗒声。小孩子们奔走相告，辨识着那些正在等候港务医生的邮轮，这些邮轮分别来自新加坡、上海、长崎、惠灵顿、夏威夷、旧金山、那不勒斯、布林迪西、敦刻尔克和伦敦。邮轮面前尽是些石头房子，衰败的檐板小屋，破败的篱笆、船坞和渔人的棚屋。

导言 理解差异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现代性的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均以欧洲和北美的经验作为出发点，无论它基于进步或经济发展等宽泛概念，还是基于世俗化、阶级社会、工业化等具体观点。人文科学通常认为，现代性是处在关于变化的连贯叙事中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或一种风格。现代性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承袭了之前的时期、阶段或风格；人们假定这种承袭发生在某个地理范围之内，无论该地理范围是否有具体名称。

即使是那些经常操弄阶段性概念的思想家，如《后现代状况》一书的作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他们依然把各自叙事的不同阶段定位在欧洲和北美范围之内。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形成于该范围的内部，只有当它们蔓延到该范围之外时，世界上别的地方才会出现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特征。其他国家追求现代化，试图模仿欧洲和北美（这就是现代化理论）。换句话说，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从这个中心出发，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全世界（这就是全球化理论）。全球差异本质上就是数量问题，是别的国家想要追赶上这个独一无二的现代化中心，还需要走多远的问题。

对于过去30年间兴起的各种后殖民批评来说，这一直是一种颇具影响的思维框架。它不时地更新换代，这从世界银行的经济模型或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逐年发布的国家排名表格中便可见一斑。它对经济学之外的其他思想领域也有影响，性别分析就是一例。爱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曾经指出，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目标，如发起反对女性割礼的运动，无疑重现了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非洲之间的殖民对比。

不过，在社会学和其他领域，已经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此书建立在这些批评的基础上。显然，承认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对于超越现代性论述的单一框架来说相当重要。聆听各种声音，而非局限于全球中心国（globalmetropole）的单一声音，这关乎社会学的未来。这一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可，一批强劲有力的研究成果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理论思维而摇旗呐喊，并为该实践提供研究材料。

尽管我们很有必要增加各种不同的声音，但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询问为什么它们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的维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式，思考关于社会的不同视角是如何产生的。仍然以爱森斯坦的性别分析为例：性别问题的某些视角影响全球，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诞生自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中枢，蕴涵了中心国社会言之有理的观点，掌控了全球交流的渠道，并响应了在全球精英中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过，其他视角被当作对立面，甚至被鄙弃，这也并非偶然，因为这样一种区分形成并产生于世界规模的权力结构之中。

因此，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不够充分。我们需要把多元现代性放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量；或者更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并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互关联以及存在差异的整体。对于那些一直主导社会学想象的人来说，他们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根本视界来看待世界近代史。现在有关全球史的不同视界正在持续涌现。

基于上述考虑，我提出一种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研究的框架，亦即构建一种远南地区现代化社会的关系框架，来探讨现代性经验。

南方层级（the southern tier）

关于文化区域或者全球地区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及远南地区。人们通常这样划分国家或地区：根据所在的大陆（如我前面的做法），根据富裕程度（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做法），根据地缘政治（尤其是冷战期间），根据语言和宗教/文化遗产（例如：阿拉伯世界、波斯社会、儒家文化、“文明冲突”理论），或者根据经济功能（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些划分方法均未提及远南地区的那些国家。

但是，我认为以下国家构成的群体相当有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美洲的“南锥体地区”（southern cone），尤其是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南部；非洲南部，特别是其最大的国家南非。我将这个群体称作“南方层级”。我不想穷尽比较，只想指出这些地处被南大洋冲刷过的海岸上的国家，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

这些国家具有共同的地质和生物遗产，它们都曾是超级大陆冈瓦纳（Gondwana）的一部分。其生物群，尤其是植物，拥有共同的祖先，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南非的地貌会令澳大利亚人觉得似曾相识，而加拿大或者德国的地貌却不会引发其同样的感觉。

这些国家也存在显著差别。西班牙帝国主义者来到智利的时间，比英国人占领新西兰早了将近300年。从殖民初期至今，南非的白人移民人口一直是少数，当地的不同移民群体为了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曾经大打一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错过了成为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机会，当然，土著居民们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现代性从根本上受到了移民殖民主义、占据“新”领土，以及欧洲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这些国家均形成了种族等级森严的社会，土著群体被扰乱、被掠夺和被边缘化。

19世纪，所有南方层级国家都在英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影响下，发生了经济和人口结构的重组，特别是那种依附伦敦的资本而进行的发展，比如在整个帝国殖民地之内修建铁路，这涉及新西兰、南非和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如阿根廷和智利等地。在这个大背景下，所有南方层级国家均形成了以面向中心国的畜牧、农业和矿产出口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它们在这些经济领域和相关城市都迅速发展出所谓“现代化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自以为很先进的）劳动就业体系。

20世纪中叶，这些国家全部转向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策略，试图使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全球中心的依赖。20世纪70至90年代，它们基本放弃了这一路线，改用新自由主义制度，追求一种发挥相对优势和融入全球市场的策略，但是这个全球市场目前正受到美国的霸权影响。这些国家距离全球中心国的确很遥远，这一点非常关键。距离和运输是其经济和文化中的重要问题。19世纪帝国主义确立的种族等级制度中，南方层级的那些土著民族，如霍屯督人（Hottentot）、火地岛人（Tierra del Fuegan）、澳大利亚土著等，被中心国的科学定义成最原始、最边缘的人群。在所有的南方层级国家，知识和学术生活已经变得非常外倾化，现在依然如此，也就是说，它们以全球中心国为导向，沿袭移民者所确立的殖民主义路线，但是因为距离以及原住民文化受隔离的缘故，情况变得愈加复杂。

因此，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自己距离中心国的意识太远，或者在中心国的意识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忧虑，开始进行集体抗争，试图定位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1931年，阿根廷发行了一本名为《南方》（Sur）的杂志；1932年，澳大利亚也发行了一本叫《南风》（Southerly）的杂志。一位澳大利亚批评家创造了“文化自卑”（the cultural cringe）一词，用于形容1950年前后澳大利亚人对于英国的通常态度。1954年，左翼文学杂志《横跨大陆》（Overland）创刊，刊头上的口号是“协调民主，影响澳人”。

现在，我想稍加深入地谈谈文学知识分子的变化过程。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会探讨殖民和中心国/边缘国的关系如何构造了创作实践，其中第一部分关注19世纪澳大利亚知识阶层的形成，第二部分关注20世纪澳大利亚的一个文学创作高峰，即现代主义小说。

构建澳大利亚的现代性：殖民地的意义

英国从18世纪末开始占据澳大利亚，当时荷兰人仍统治着好望角，西班牙人仍在南美洲当权。新南威尔士州是英国人试图统治的最遥远的殖民地，此外还有新西兰，它大概也是最为遥远的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动机，史学家尚未有定论。这涉及一些战略问题，包括在太平洋建一个海军基地作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前哨，在与法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先发制人，寻找原材料（包括捕鲸、猎海豹、采伐木材），以及解决英国刑罚制度的危机，因为最初送去澳大利亚的劳力都是罪犯。但是，以上计划均未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纳入其中。殖民者把首都建在东海岸最好的港口，并以一位英国贵族政治家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悉尼。另外，他们还在该地区的其他港口上建了几块小殖民地。

当笨重迟缓的英国政府机构认定其刑罚实验失败的时候，移民殖民地已经兴起，殖民资本主义已经建立，毛纺行业蓬勃发展，放牧者和缺少土地的农民对土著领土的侵占已经深入腹地。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使殖民者人口增加了两倍，此时这块大陆上的殖民者人口已经多于土著居民。这种不平衡随着土著社区被破坏以及更多移民的到来而进一步加剧。19世纪后期，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殖民国家兴起了，它受到商业资产阶级的控制，以土地销售和从伦敦进口的资本作为财政来源；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者当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探讨英国社会在澳大利亚的本质和意义。有人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向空白领土的扩张。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威廉·查尔斯·温特伍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他是一位青年激进分子，是鼓动殖民地自治的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在他发迹初期，他发表了一本描绘殖民地的书，里面包含这首赞歌，献给这块即将发展成为南部海域新大不列颠的殖民地：

对于慈善家而言，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前景：他会看到如今那一片广袤而悲凉的荒野，将变成工业和社会艺术那令人欢颜的所在；他会看到丘陵与山谷将遍布着咩咩的羊群，哞哞的牛群和摇曳的庄稼；他会听到牧人欢快的音符和农夫活跃的呼喊取代了野人可怕的呼叫和狼群哀怨的嚎叫；他会见证这个作为大自然杰作的国家，最终实现普施恩惠的造物主的仁慈心意，为大众提供所需和带来福祉。

这段诗意的文字有个有趣之处，那就是它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有可能创作于世界上任何一处殖民地。（澳大利亚可没有狼）它真实地体现出一种对于当地现实的不适感（“一片广袤而悲凉的荒野”），它认为幸福和进步有赖于更进一步地模仿欧洲。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温特伍斯成为悉尼大学的创办者之一。该大学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教学活动，教授均来自英国，连课程表也只局限于中心国的古典和专业文化教育。

此时，温特伍斯已经放弃激进主义，转而与那些商界和畜牧业的精英亲密为伍。实际上，这些人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式微，确实已经开始掌权。在这个保守的环境中，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像温特伍斯一样，对于以暴力掠夺土著人的现象志得意满。由维多利亚州殖民地的议会官员撰写的、首部试图全面展现历史的《澳大利亚史》（History of Australia），对于殖民者的兽行及其对土著生活的荼毒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但是，其他人对于殖民地前沿并不关注。这一点从新兴的墨尔本大学中一位多才多艺的教授所撰写的、澳大利亚殖民地的首部重要社会学思想著作中可见一斑。《雅利安人家庭》（The Aryan Household）是一本专著，探讨“我们远祖”的社会机构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探讨欧洲历史上的社会发展这一中心国的文学体裁无疑作出了贡献。该书写于墨尔本，但它跟写于海德堡或者爱丁堡的著作并无两样。

有些知识分子来自大众，他们与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阶级斗争中汲取力量的工人运动结盟，正是他们首先描绘出殖民地社会的清晰景象。他们有时被称作“公报学派”（Bulletin school），因为他们在以悉尼为大本营的《公报》（The Bulletin）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作品。《公报》构建了一种澳大利亚的国民身份，这不仅是一种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身份（它的口号是“澳大利亚是白种男人的”），同时还是一种反帝国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身份。它发展出一种社会现实主义的、趣闻逸事的文学风格，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书面语言，使之变得更加口语化和幽默风趣。它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一种政治运动，该运动把澳大利亚想象成工人男性的天堂，这里没有欧洲的阶级僵化，盛行的是团结和体面。

该文学运动最著名的成果可能包括：《这就是人生》（Such is Life）这部反映农村工人阶级经历的鸿篇巨著；《我的璀璨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这部由“荒野小女孩”（a little bush girl）写成的喜剧成长小说；还有该运动最著名的人物（及“荒野小女孩”一词的发明者）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短篇小说。

劳森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创作了一些富于力度但被公众低估了的小说，也写过很多平庸乏味的作品。其中一些短篇小说，包括《联邦埋葬死者》（“The Union Buries its Dead”），《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和《浇灌老鹳草》（“Water Them Geraniums”），简要而又深刻地刻画了农村人的贫穷和忍耐力，同时又异乎寻常地认可了女性的劳动和中心地位（劳森的母亲曾是一位女性主义先驱）。

劳森题材广泛的作品从社会底层描绘了一幅殖民者乡村社会的宏大图景：无法稳定拥有土地，采矿不安全，工作不稳定；贫寒的住房，与富人斗争，流动的散工，酗酒，厌女，欺诈，伙伴情谊，结婚，恶作剧，感伤，受伤和自杀。这是一片永恒存在的土地，尽管环境恶劣，伴随着火灾、洪水和干旱，但它绝不是“一片广袤而悲凉的荒野”。劳森笔下的人物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劳动，有时它很美好，有时施人以财富（劳森在金矿上长大），而且还满怀深情：

高高的木麻黄遍布溪边，巨大的树丛掩映着交叉路口上的一处深水坑。溪边的木麻黄有着粗皮的树干，就像英国的榆树，但是树杆更高更挺拔，树叶细长。澳大利亚诗人肯德尔（Kendall）称它们为“木麻黄版的风鸣琴”。这些树总是叹息，叹息，又叹息，与其说是瑟瑟声或是橡胶树（即桉树）的嗖嗖声，不如说是叹息声。你总是可以听见它们在叹息，哪怕是当你觉得风停了的时候。（劳森：《布莱顿的嫂子》）

不过，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位更加年轻的资产阶级作家，尽管她从未完全摆脱劳森在此处以寥寥数语加以讽刺的生硬的诗歌语言，但恰恰是她写出了关于澳大利亚独特地形的最著名的宣言：

我爱这日炙的国土，

地上有连绵的平原，

有参差不平的山脉，

有干旱和暴雨漫延。

我爱她遥远的天际，

我爱宝石般的海洋，

还有辽阔棕色土地：

那是她的美与震撼。

无论是这首《我的祖国》、劳森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还是《公报》描写的乡间天堂，它们均未提及原住民。这种对澳大利亚特性的诠释需要掩饰殖民征服这一事实。

这些诠释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不妥之处。她的作品以乡村社会为主的形象一直不够现实，因为澳大利亚的白种人一开始就主要居住在市镇和城市里，并随着城市的扩张而变得越来越集中。20世纪的制造业转向需要巨额资本、官僚国家和产业工会主义，工业统治阶级因此得以形成。劳森所描绘的简陋的小农民主便成了怀旧之物，而非当务之急。连公报学派的叙事技巧，亦即嘲讽的趣闻逸事和流浪汉故事，也都变得过时了。

现代主义转向和关于地点的协商

1934年，一位新作家的首部小说以《悉尼的七个穷汉》（Seven Poor Men of Sydney）为名发表，在这之前，她仅有一部短篇小说集为人所知。这部作品也与工人阶级角色相关。正如劳森的杰作那样，这部小说对于澳大利亚的环境有种生动的感悟，这从小说开篇对于悉尼港南端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来。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就是这段文字。在我读过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比这本书更好地再现了沿海的新南威尔士州的陆上和天空的景色。

但是，在其他方面，该书和公报学派的作品却鲜有不同。由于完全以都市为背景，《悉尼的七个穷汉》是一部充满观点的小说，人物角色不断地争辩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小说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包括生动的词汇，非凡的意象，意识流的段落，突变的叙事角度，以及戏仿。它引入了性欲、梦境、超越和记忆等主题。这完全不属于现实主义，而是对现实的多层次批判。这是澳大利亚作家所写的首部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同时也是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的标志性著作，她被某些评论家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令人吃惊的是，《悉尼的七个穷汉》在伦敦和巴黎写成，在伦敦和纽约发表，但在它所刻画的国家里却无甚影响。在之后的30年中，克里斯蒂娜·斯特德几乎完全被澳大利亚文学界所忽略，连这部小说也直到1965年才得以在澳大利亚发表。1928年，斯特德离开澳大利亚，直到她的写作生涯结束后才回国。不过，当她在1969年终于回国之后，她得到了认可甚至赞扬。她的职业生涯突出反映了中心国的遥远距离以及与中心国的关系问题。

这种关系问题并非只关乎她的职业生涯，还深深蕴涵在她的文本中。《悉尼的七个穷汉》中所展现的杰出技巧得益于斯特德曾经深入接触伦敦和巴黎的知识分子文化。她尤其受到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一书的技巧影响，这本书当时在悉尼买不到，因为它被当作含有淫秽内容的禁书。斯特德的自传小说《只为了爱》（For Love Alone）关注女主人公在悉尼遭遇的挫折；她对于逃往伦敦的渴望，因为她那富有魅力的大学老师去了那里；以及她被他辜负时的失望之情。

斯特德最著名的小说《热爱孩子的男人》（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刚出版时遭遇滑铁卢，30年后却被企鹅当作“现代经典”而重版。这部小说无情地剖析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及其自私的男性家长。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市和乡下地区，并详细地再现了这个大环境。

但是，该小说同时也是斯特德对自己童年时的家庭的描述，并以她父亲，一位知名生物学家和公务员为焦点，此外，小说的背景是悉尼的风光。当时斯特德住在纽约，在其出版商的催促之下，出于商业的考量，小说的地点被换成了美国。澳大利亚读者在阅读该小说时会产生非凡的阅读体验，因为这部小说同时存在着中心国和边缘国两种现实，这种矛盾张力始终未得到解决，直至小说结尾时，那个女儿才有一瞬间的解脱。

斯特德的杰作出现的前一年，恰好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作家发表首部小说的时候，这位作家后来所取得的财富和声望都超越了斯特德，他就是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怀特拥有显赫的背景：统治阶级的家庭，拥有土地，环球旅游，英国私立教育，剑桥大学。但为了寻找爱情，他摆脱了原本计划好的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生活。他在英国建构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其发表的两部小说依次与澳大利亚和中心国相关。

但是，这两位作家的故事也有所不同。二战期间，怀特在驻扎中东的英国（而非澳大利亚）军队担任军官，他的写作生涯出现了短暂停顿。后来，他怀着满腹创意回到澳大利亚，这个举动被他的传记作家恰如其分地称作“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博”，因为他回到了一个仇视同性恋的、冷战的、褊狭的文化中。不过，他的回归是对的，因为怀特在克里斯蒂娜·斯特德逃离的地方，创作出一系列成熟的小说，从《人之树》（The Tree of Man）到《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他和恋人马诺利·拉斯卡里斯（Manoly Lascaris）在悉尼附近的小镇买了一处地产，试图把它经营成一个小农庄，但是不大成功，后来他们搬到了城里。

怀特在这几十年创作的作品异常复杂，以至于我无法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只想说明其作品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怀特重新深刻描绘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人之树》的故事进展缓慢，讲的是一个小殖民者把荒野变成了农庄，地点就设在怀特所在的小镇。这部作品从早期澳大利亚作家以轶事和闹剧的形式加以处理的材料中，提炼出一个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故事。《沃斯》（Voss）则以不同的方式出色地再现了这片土地，展现它如何抵抗探险家的欲望，以及这位探险家如何在尝试了解和征服这片土地的过程中，死在僻远的内地。后来，这次探险的唯一幸存者对沃斯的精神伴侣，也就是那位将可能是沃斯女儿的抚养人说道：

“沃斯，他是个奇怪的家伙。黑人们至今还在谈论他。他还一直待在那里，他们很多人都真心这么觉得。他就在那个国度，而且将永远待在那里。”

“怎么会呢？”特里维廉小姐再次问道。她有着一副男人的声音。她不惧怕任何人。

贾德正用双手摸索着道路。

“呃，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和受苦够久的话，你是不会彻底离开它的。你的灵魂会一直在那里。”（怀特：《沃斯》）

我认为，怀特的用意是让这一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劳拉·特里维廉，甚至可能更广泛地适用于整个白人殖民社会，因为他们在苦难中和这片土地建立起一种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沃斯死时，他并非在殖民者之中，而是在一群土著人面前，被一个土著仆人所处死。怀特并不是第一个关注白人与土著之间密切关系的澳大利亚小说家。众所周知，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Katharine Susannah Pritchard）也曾经这么做过，她的小说《库娜图》（Coonardoo）探讨跨种族性爱这一禁忌话题，而且她不仅仅谈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还谈论跨种族的爱情。

触及这个话题之后，怀特并未就此放弃。在《乘战车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中，四个主要角色之一是一位土著艺术家。《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基于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19世纪30年代，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在昆士兰港的海难中生还后，在一个土著部落的帮助下存活下来，她在该部落生活了很久，直至被一个逃犯带回殖民地。

就这样，怀特通过描写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殖民者在适应这块土地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将中心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但是，这种与中心国的关系依然具有决定意义，从非物质的层面来说亦是如此。怀特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纽约出版商，也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胡布什（Ben Huebsch），他们在1940年就认识了。

胡布什不仅出版了怀特所著的全部小说，还帮他找了一个伦敦出版商。他坚定的支持是怀特获得商业成功和文学声望的基石。怀特的作品很少在澳大利亚首发。出版业的信誉系统建立在帝国主义路线之上，所以，作品在澳大利亚首发是无法获得国际声誉的（现在也很少有作品做得到）。胡布什帮助身处澳大利亚的怀特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斯特德只有靠离开澳大利亚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胡布什无法帮他赢得澳大利亚本土的赞誉，因此，怀特很晚才勉强获得国人的认可。

这种关系问题也体现在文本中。在《树叶裙》开篇处，艾伦·罗克斯堡（Ellen Roxburgh）登船逃离殖民地，要回到中心国，但是这片土地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挽留了她。在《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中，西奥多拉·古德曼（Theodora Goodman）从澳大利亚乡村迁到欧洲，又迁到北美，但都无法定居下来，除非她进入到另一种精神现实，实际上就是发疯的状态中。

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怀特的最后一部小说《特莱庞的爱情》中，女主人公欧多西亚·伐塔提斯（Eudoxia Vatatzes）就像怀特自己年轻时一样，从殖民地迁到中心国，又搬回殖民地，最后又回到中心国。但是，因为性别的缘故，这种迁徙具有了双重意义，并得到强化。《沃斯》中身份的模糊（“她有着一副男人的声音”）在这里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特莱庞的爱情》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跨性别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英雄。她无法调和自身的矛盾。每次当她准备要定居下来时，一知半解的旁人便开始进行令人不安的刺探，她的信心因而被削弱，迫使她继续逃亡，最终，她被卷入伦敦空袭的致命旋涡中。

如果以这两位著名作家作为判断依据的话，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现代性并非像墨渍一样，从欧洲氤氲到地球的末端。它是写作技巧和主题的变迁，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作家们对于中心国和远南国家之间关系的协商。前文引用的《悉尼的七个穷汉》的开头部分，列举了进入悉尼港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地。小说有意在同一处结尾，恰好在出入口，也就是港口的海岬处。《只为爱》讲述了通过海岬逃生的故事。《特莱庞的爱情》可能是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最强有力的宣言，它说明，这个出入口并不代表最终的逃离，那种关系、张力和矛盾才是根本意义上的最重要的东西。

关于社会学之现代性的几点看法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是以殖民主义的断层线（fault-line）为标记的。欧洲社会思想中常见的叙事是以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它却不适用于中心国之外的地方。被殖民社会的内部变化是无法预测殖民主义的，它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传承，极大地扰乱了文化秩序。

况且，殖民主义并非只是存在于一瞬间，它不是科尔特斯（Cortez）骑马到湖岸，或者菲利普（Philip）插上英国国旗，并为英国国王的健康祝酒。穆迪贝（V. Y. Mudimbe）在《非洲的思想》（The Idea of Africa）中写道：“为了确立自身的地位，这种新势力被迫要建立起一个新型社会。”它通过彻底改变教育、经济、宗教、当局、建筑、时尚，建立起一种“殖民结构”。这并不是把欧洲模式移植到非洲，而是在当地构建起一个隶属的现实。

断层线随之被带到后殖民地社会。这并非是在完整的本土文化和独立的西方文化之间划出距离，因为这种距离在殖民接触之后便不复存在；而是为殖民主义所塑造的未来世界设定基于社会层面的矛盾目标。社会实践的本体形成（ontoformativity）并非是同质化的。差异化的方式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工资制经济、国际语言（即殖民主义话语）的使用、土地的商品化、机器的使用、自动化武器的使用等。“杂糅”（hybridization）的概念在全球化话语中非常风行，但是却极具误导性。所有这些差异方式均涉及权力，或者权力斗争和延续特权。

南迪（Ashis Nandy）在《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一书中强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被帝国主义所改变。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在《拉丁美洲的依附性与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一书中，追溯了后殖民边缘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与中心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南迪的观点定位于心理学层面，而卡多索和法雷托的观点则定位在经济学和阶级结构的层面，但是他们的著作具有类似的含义。我们不仅要在殖民结构的语境下思考被殖民者，还需要把中心国的现代性看作同一种动力变化的后果。

我要把这种制度或文化的安排称作“中心国机制”，它允许中心国社会进行殖民，并通过殖民使整个帝国渗透到中心国的社会秩序中。显然，这一机制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投资殖民地的经济机构，以及生产帝国主义劳动力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学校、教堂、大学和媒体等。

随着20世纪40～60年代正式殖民统治的结束，中心国机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未消亡。实际上，随着冷战和“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世界经济秩序”的创立，中心国出现了许多机构方面的创新。比如：中心国大学培养了许多后殖民精英；援助计划得以详细制定；覆盖全球的电子媒体得以设立；联合国组织尽管阻碍重重，仍稳步增长；多国公司日趋增多。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离岸资本市场。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中心国机制开始了新一轮重构，解除管制后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增长，跨国公司持续增加，广告和娱乐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构，中心国的金融组织开始发威，提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结构性调整。许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令全球化理论家印象深刻，实际上它们正是这个机构综合体的产物，该综合体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心国机制逐渐摆脱了旧的帝国主义中心，进入了跨国空间。在新殖民主义世界中，它依然保持着影响力，以及维持自身利益的能力。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信息通信技术（ICT）迅速发展成为日常管理的一部分，为中心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曾出现过这样戏剧性的一幕：一家著名英国银行的经理在新加坡的办公桌上毁掉了自己的公司。但是除去这类戏剧性事件，去中心化、电子媒介化的管理实践在诸多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日常现实。

因此，为了思考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我们无需重新陷入全球化理论的混乱状态中。多明戈斯（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所说的“现代化攻势”（modernizing offensives）发生在结构化空间里，如果我对于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现代化攻势”还涉及关于结构化空间的协商。这既是因为中心国机制内部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也是因为边缘国的发展策略存在矛盾。

南方层级国家为这类话题提供了一种不为当今社会学所熟悉的视角。征服的暴力，移民殖民主义，与中心国的遥远距离，外倾型文化，先进的劳动制度，财富的集中，土著的存在等，这种模式人们很少谈论，但却值得关注。在后殖民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统治阶级获得了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他们与这一历史经验可能存在着重要的交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