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信息化条件下政府管理所处的新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社会信息化水平逐步提高，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府管理面临全新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和行政环境。

一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当前，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迅速兴起，为政府应用信息技术更好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能提供了有利的技术环境和条件。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是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概念。简单说来，物联网即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它有两层意思：一是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它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和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物联网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等，实现对任何需要监控、连接和互动的物体的信息采集，并借助互联网实现物与物、人与物的联结，方便管理、识别和监控。2009年时任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理念，自此物联网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目前，工业监控、环境监测、绿色农业、公共安全、城市管理、智能交通、远程医疗和智能家居等各个行业均已有物联网应用的成功案例。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概念由Google公司于2006年8月首次提出。日常生活中，我们肉眼所见的云是指由众多细小的水滴或冰晶胶体聚集而成的集合体。云计算就是这一自然界现象在网络空间的形象比喻，云计算中的云就是计算机群，每一个群都包含了几十万台甚至上百万台计算机。云计算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等传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不断提升“云”的处理能力，进而减少用户终端的处理负担，最终使用户终端简化成一个单纯的输入输出设备，并能按需享受“云”的强大计算处理能力。云计算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变革——由Google、IBM这样的专业网络公司来搭建计算机存储、运算中心（即“云”），用户通过一根网线借助浏览器就可以很方便地访问各类资料或应用，而将“云”作为资料存储和应用服务的中心。借助云计算，企业和政府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不必分散建设内部的数据中心和IT支撑系统，只需依据自身需求向云计算运营商按需按时定制，从而可以更加充分、灵活地利用各种资源，提升业务运转的效率，达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目的。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建等相继出台了各自的云计算战略。例如，2010年，北京发布《北京“祥云工程”行动计划》，将以“祥云工程”的实施为推进平台，在电子政务、重点行业应用、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等主要应用方向上实施一批不同层次和功能的云计算重大工程。上海市发布了《上海推进云计算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0～2012年）》，即“云海计划”。该计划指出，未来三年，上海将致力于打造“亚太云计算中心”，建成10个面向城市管理、产业发展、电子政务、中小企业服务等领域的云计算示范平台，推动百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向云计算服务转型等。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3G技术刚刚普及，4G技术已开始尝试商用。3G（3rd-Generation）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3G服务能够同时传输声音和数据信息，与2G相比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能够提供高速数据业务。借助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3G用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享受更好的无缝漫游服务，处理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享受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多种信息服务，促进各类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至2012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10.9亿，其中3G用户数达到2.12亿，已进入3G全面增长的时期。2012年1月18日，国际电信联盟（ITU）无线通信全会正式审议通过了IMT-Advanced标准（即4G标准），标志着第四代移动通信的脚步越来越近。4G是集3G与无线局域网（WLAN）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的技术产品。开发4G技术的目标很明确，即提高移动装置无线访问互联网的速度。4G技术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数据，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20Mbps，其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但价格与固定宽带网络相当。目前，已有不少通信营运商将目光瞄准4G通信终端产品，推动4G通信服务的应用与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提高政府管理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提供难得的机遇。应用云计算，政府不仅可以节省资源、减少重复建设，实现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而且可以加强信息资源汇集，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应用3G技术，可以发展移动政务，为政府日常办公和公众提供随时随地的信息支持。应用物联网技术，可在智能交通、快速通关等方面大大提高效率。甚至可以说，这三项技术构成了未来智慧政府的技术基础。

二 社会信息化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当前，以互联网发展为基础，社会信息化应用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8%。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规模和普及率不断攀升（见图1-1）。全球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2015年，我国网民数量将达到7.5亿。与此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3G技术的发展，我国网民实现互联网接入的方式呈现全新格局，截至2013年底，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5亿，手机已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伴随互联网快速普及而来的是各类互联网应用。如今，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微博、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等已成为网民最主要的应用方式。截至2013年12月底，即时通信在我国网民中的使用率超过八成，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应用。搜索引擎成为网民在互联网中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工具，用户规模达到4.90亿，网民使用率为79.3%。微博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量已经增长到2.81亿，网民使用率达到45.5%。网络新闻同样是网民的基础应用之一，并且随着微博、社交网站等社交媒体的盛行，网民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到新闻资讯，并在对新闻的分享和转发过程中提升新闻覆盖量。

互联网时代，社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高，加速了人际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增强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网络话语权。一是，民众的知情诉求、参与诉求、监督诉求都比以往更为强烈，对政务公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据初步统计，关于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仅从2011年7月1日至8月15日，传统媒体的报道有2034篇，相关新闻网络转载量约16600篇，微博讨论数逾20万条，论坛帖文约11100篇，其中涌动着旺盛的公开需求，重点公开“群众关心的事项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是，合理的、正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共需求。各地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在线访谈、政风行风热线、政策意见征集等，成为广受民众关注的政民互动渠道。民众的网络问政行为也更趋理性化，据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统计，截至2012年8月底，该平台总帖数达58万余条，其中“建言谋策类”占近36万条，比例高达61%，网络问政收到的信息已经由投诉举报为主转为理性谏言为主。三是，基层民众对与家庭生活、个人发展紧密相关的政务服务需求迫切。婚姻、生育、户籍、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公共安全等成为民众普遍的公共需求。据统计，宁波“81890”呼叫平台每天受理3000余件市民服务求助需求，“81890”服务网站日均点击量达到2万余人次。对于广大农村居民来说，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浙江省“农民信箱”日点击量达200万次左右，广大农民依靠该平台获得了各种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农产品买卖信息。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五年多来受理农民咨询电话1100多万个。

对政府管理而言，社会信息化应用水平的提高对政府权力运行公开、舆论引导以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新时期下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对信息公开提供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应对公众越来越苛刻的公众信息公开需求，需要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进行密集、坦诚的信息公开；面对公民维护民主权利和参与行政决策的民主意识的增强，需要政府依托互联网积极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面对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解读”、“内幕”甚至谣言和谩骂信息，要求政府部门及时公开正面、权威、可控信息，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面对突发的各类公共事件，要求政府及时响应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以防各类消极情绪的迅速累积发酵。

三 “大数据”时代悄然而至

技术创新和数字设备的普及，使得大量的数据从各种各样的数据源头通过不同渠道定期产生。一方面，数据的产生和传播具有快速化和频繁化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来源多种多样，数据又具有大量化和多样化的特性。例如，2011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达1.8ZB，并且预计将每年翻番。这一数据量相当于2000亿部时长2小时的高清电影，一个人要连续看4700万年才能看完。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据量日益变得“巨大”的时代。

“大数据”是一个用来描述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流行短语，体量大、类型多和速度快是大数据的显著特征。对日益扩大的数字化数据进行分析，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Big Data）技术。利用大数据，不仅可以在产生、收集和传递信息方面减少人力投入并缩短时间，而且在分析和解释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还可以根据数据做出正确的、有效的、有依据的决定。如今，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车联网、手机、平板电脑、PC以及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使得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类数据得以被轻松记录。通过数据挖掘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喜好，从凌乱纷繁的数据背后找到更符合用户兴趣和习惯的产品和服务，并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已经成为很多企业普遍采用的营销手段，例如，沃尔玛（WMT）和Kohl's等零售商已经开始对销售额、定价以及人口统计学和天气数据进行分析，借此在特定的连锁店中选择合适的上架产品，并基于这些分析来判定商品减价的时机；我国的京东、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根据对用户搜索行为和购买行为的分析主动向用户推介产品。

2011年5月，信息存储及管理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EMC的年度大会以“云计算相遇大数据”为主题，展现当今两个最重要的技术趋势，提出了“大数据”概念。同年6月，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2012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大数据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论坛发布的一份题为《大数据，大影响》（Big Data, Big Impact）的报告，宣称数据已经像货币或黄金一样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2月，《纽约时报》刊载文章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行为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非基于经验和直觉；在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和经济预测等领域中，“大数据”的预见能力也已经崭露头角。在重要机构和媒体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国家政府很快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作用。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推进从大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中获取知识和洞见的能力建设，这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进入美国国家战略。2012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办公室发布了《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报告，全面分析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运用大数据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并系统给出了在应用过程中正确运用大数据的策略建议。同年11月，我国广东省政府先试先行，研究起草了《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要求在广东省推进大数据战略，并准备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重点通过互联网开放数据，以开放共享推动大数据应用，以开发应用带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社会创新。

目前，大数据已在政府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2011年4月，在美国中西部发生了一系列毁灭性的龙卷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开始监测微博，注意到部分区域被龙卷风波及。局长立即列出一长串的位置派遣救援物资，虽然有一些地区预测不准确物资被退回，但很多受灾地区得到了及时救助。美国纽约警方已经开始利用电子地图以及历史犯罪记录、发薪日、体育赛事、降雨天气、假日等变量对比分析，预测最可能发生罪案的“热点”地区，并提前在这些地区部署警力。联合国“全球脉动”项目与SAS机构合作，通过社会媒体的数据分析美国和爱尔兰的失业率后发现，在官方报道失业率增加前三个月，公众博客上关于就业的话题就大量增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多种来源的信息汇集至政府机构，政府部门需要设法管理不断增长的海量的数据。可利用的数据激增，但政府机构过时落伍的信息管理能力却极大地限制了其应对能力。政府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收集、管理和利用大量的实时数据；如何有效保护和控制数据；如何提高组织间的信息共享度，以获得更加综合且相互联系的情报；有哪些先进的可视化技术、工具和格式可用于表达信息，从而实现快速分析，并提出新的深刻见解和管理决策。大数据促发展，关键是需要用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实现数据的收集、存储、分配、管理和分析，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另外，对于拥有全社会主要信息资源的政府部门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产生更为强烈的推动力，对政府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创新等都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 大部门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大部门制是指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达到加强国家宏观战略管理与综合协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执行力、加大问责与监督力度的目的。

实行大部门制现已成为当代政府改革的共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目前，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政府机构设置中已普遍采取大部门制的模式，对政府部门（国外通称内阁部门）进行合并，通常是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减少部门数量，政府主要由精干大部门组成。一般来说，实行大部门制后，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普遍在20个以内（如表1-1所示）。英国是较早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发达国家，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大部门有文化、信息与体育部，商务、企业与规制改革部，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等。德国联邦政府20世纪70年代形成大部门制基本框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对一些部门进行跨度较大的整合，形成了大交通、大农业、大保障和大环保的部门模式，例如交通、建筑和城市事务部是由原来的联邦运输部、联邦土地规划、建设部、联邦房屋部合并而成，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统一负责食品、农业、渔业、林业、可再生资源、动物保护、农村发展、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事务及相关国际合作事务。日本的大部门制改革始于2001年，此次改革将内阁部门由原来的22个省厅调整为12个省厅，在中央政府改革的基础上，日本各地方政府也配套推行大部门制改革。此外，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阿根廷等，也都开始实行大部门体制。在俄罗斯，代表性的大部门有卫生与社会发展部、交通部等，阿根廷政府中最典型的大部门为经济与生产部和外交、国际贸易与宗教事务部，其中经济与生产部主管国内外经济事务，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随后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新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新的部署，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2008年3月15日，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通过，被称为政府机构改革突破口的大部门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从2008年开始，在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机构内，先后推行了大部门制改革。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思路，归并政府的职能，尽量做到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管理，避免职能交叉、重叠，遏制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

在中央层面，2008年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新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5个大部，至此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为27个。此次行政体制改革，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其应有的责任联系起来，强调政府公共行政体制的服务职能，是改革的极大进步。

在地方层面，继国务院大部门制改革后，省、市、县地方政府相继推行了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2009年9月14日，《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获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顺德大部制”正式出台。根据方案，全区原有41个党政机构，按职能“合并同类项”，职能重叠、相近的党政部门合署办公，最终精简为16个。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将其总结为三句话：“党政统筹的组织架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以及党政一体的高效运转机制。”2009年，广州市启动大部门制改革，围绕建立“大城管、大文化、大交通、大建设、大水务、大林业”以及“统一城乡规划、统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统一科技与信息化”，通过组建和职责划入的方式，在九大领域建立大部门制，将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将从49个精简为40个。2010年，成都市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新组建政府部门4个，调整政府部门4个，合并政府机构3个，更名政府机构3个，撤销政府机构6个。改革后，成都市政府部门由51个减少到41个，减少了20%。此外，上海、浙江富阳、湖北随州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大部制试验。

十七大提出大部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的行政管理经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一个新举措。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及大部制，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2013年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微调为主，不涉及全局性调整，重在解决职能交叉、重叠以及不合理的管理机制问题。此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按照方案，新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铁道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铁路局；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如图1-3所示）。此次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正如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评价：“这次机构改革是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出的，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

大部制改革不只是简单的部门合并问题，其核心问题是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权限，使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自运行其职责。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因此改革能否有效遏制部门利益，能否有效防止改革后将分散的部门利益转化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能否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都将会对政府管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信息化条件下的一种全新政府管理模式，电子政务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将更具有生机与动力。一是大部门管理范围增加，对管理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必然要通过各类电子政务平台和应用系统来规范业务运作、提高运行效率。二是大部门内部各司局之间业务协同更紧密，对信息共享、业务流程优化提出内在需求，这种自发的需求将有利于促进电子政务诸多难题的解决。三是决策难度加大，例如大交通管理要求能够综合公路、水运、铁路、民航等交通行业资讯，这对数据整合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电子政务支撑决策的要求持续提高。

五 “省直管县”改革稳步推进

所谓“省直管县”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领导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在当前新形势、新环境下，“省直管县”改革成为我国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发展方向。

从改革背景来看，“省直管县”改革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第一，做强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省直管县”改革的最大动力。截至目前，我国内地共设有2860多个县（县级市），县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县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是宏观和微观工作的结合点。如果这2800多个县和县级市的经济得不到较快的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治理环境的变化，“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方面，增加了行政层级，提高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各种管理权限集中于市级，县级政区的自主权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市、县争利严重，市要求县域经济发展服从于市区经济发展，把各种资源、要素和精力都集中在市级经济发展上，不断从县里“抽血”，从而限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强化省级政府对县的直接管理和加大扶持力度，有利于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省直管县”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缩短”了省与县之间的空间距离。电话、电视的普及，特别是计算机、远程通信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政府间传递信息的时间明显缩短，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增强。交通的便捷、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为政府的“扁平化”管理提供了工具上的条件，增强了省直管县的能力。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早在2005年6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就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 ‘省直管县’的试点。”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上要“减少行政层级”，财政管理体制上“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第26条明确指出：“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2009年7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这标志着试点多年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开始提速并有了下一阶段的时间表。2011年3月颁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要“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改革”。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多项政策从不同决策层面指出，中央把县域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这将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三农”问题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从省直管县的改革进程看，浙江省是最早进行强县扩权改革的省份，1992年该省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从2002年起，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扩权强县”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直管县”的格局。目前，全国实行财政“省管县”的有河北、山西、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加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共有22个地区实行了“省直管县”。从实施“省直管县”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县域经济实现了加快发展。

“省直管县”改革中，财政改革是核心。省直管县后，中央和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更好地扶助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下放给县、乡的各种权益也不易被市级政府截留，使得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增加，使县里可以集中更多的财力发展县域经济。“省直管县”改革除了财政改革外，各类行政审批权力也会由省下放到县，从而有利于县级政府根据地区实际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然而，各地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也为政府管理带来一些难题。一是，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跟不上改革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管理层次减少，管理幅度加大，带来省级政府管理能力与管理半径不能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省直管县”后部分行政权力由省下放到县，但省对县的权力监管能力不配套，造成“放权”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二是，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跟不上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的壮大伴随着县城人口快速增长和企业市场行为的增加，县级政府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工商管理、税收管理、应急管理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服务对象不断增加，服务业务量快速增长。但目前县级政府公务人员总量有限，公务员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手段落后，公务员管理水平相对也较低，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无法有效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实际上，上述两大行政管理难题的本质都是“信息管理”问题。放权后的监管问题主要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政府为企业和公众提供办事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大多是“信息服务”问题，如政策法规、办事指南的发布，各类表格、证照的办理、发放等。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提供信息服务问题是最能够发挥电子政务长处的领域。可以说，“省直管县”改革为县级电子政务发展带来了契机。在“省直管县”体制下，我国县级电子政务的发展应选择“投资集约，平台共建；资源集聚，信息共享；管理集中，系统共维”的集约高效推进模式，即在建设和运营中力求尽可能节约财政、人力和设备的投入，通过“信息共享、优化流程、集成服务”创新，推动县级行政的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升；通过电子政务推动政民互动，为公众及时排忧解难，将社会矛盾和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