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综述
一 关于产业集群的概念
产业集群现象与产业发展相伴相生,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历程,都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现象。最早对此给予关注的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这种产业区中相似的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现象,并分析了其所具有的竞争力来源,即由于存在“劳动力池、中间产品投入和知识外溢”而在产业区中形成了外部经济——有赖于此工业的总体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才能得到(马歇尔,1920)。马歇尔在讨论地方性工业的起源时认为,“导致工业地区性分布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在分析英国制造业的起源时,发现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庇护。其实是说明市场需求吸引了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集聚到一个地域。“当一种工业已经这样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时,就会长久设在那里。因此,从事需要同样技能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获益匪浅。因此,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似乎公开散发在空气中,连孩子们都不知不觉地学到很多。……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会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又成为更新的思想的源泉。要不了多久,辅助性行业就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辅助行业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主流工业提供原料、工具等中间产品时,也能获得外部经济,提高生产率。“除了最早的阶段之外,在一切经济发展阶段中,地方性工业因不断为技能提供市场而获利很大”(马歇尔,1920)。比如,“劳动力池”效应下,雇主和寻找职业的人都能够各取所需。在这里,“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共同发生作用。马歇尔关于产业集群的外部经济理论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马歇尔并未对产业区产业集聚的过程、产业集群的发展演化等予以关注。
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地区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这些区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一产业具有上下游关联性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起发展。意大利学者贝卡提尼(Becattini, 1979)在产业部门与产业区的讨论中复兴了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之后这个概念日益得到重视。
Becattini(1979)把意大利的产业区看做是一种新型的工业组织形式,也是大规模生产模型的一种替代方式。产业区概念获得新的生命力,主要用于解释意大利某些区域的特殊工业化路径。当时的意大利产业区的主要特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高度专业化分工并依赖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改变了传统的强调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理论(Marco Bellandi, 2007)。关于产业部门的讨论中,他还论述了一些成熟制造部门的重要性,如纺织、服装、制鞋、家具、陶瓷等;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常常与这些传统部门联系紧密。总之,意大利传统产业的出口大幅增加并获得贸易平衡,“意大利制造”形成(Becattini, 2000)。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是相辅相成的,与后来Porter有关产业集群起源的讨论中,新产业的形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于这些地区在除了具有马歇尔产业区类似的特征之外,还具有某些新的特征,因此,人们一般将这种产业区称作“新产业区”(李小建,1997)。皮埃尔和赛伯(Piore and Sabel, 1984)强调新产业区内采取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宗生产方式的弹性生产系统,将新产业区看成是弹性专精区域,认为新产业区的共同特征在于:专业化小企业之间广而精细的合作;手工业技术和现代微处理技术的混合使用;公共和私立部门广泛提供的商业服务;强有力的非正式或制度化的结构,以强调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与区内外的大企业发生长期合作关系。布兰第(Bellandi, 1999)观察发现,新产业区经济源于小企业群与当地社区间紧密的人际网络,因此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一个社会与经济相结合的整体。贝卡提尼(1990)认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斯科特和斯多波(Scott and Storper, 1992)认为新产业区是以贸易导向的经济活动为主体,在空间范围上有界的区域,它存在独特的经济专门化特征,或者以资源相关型产业为主,或者以制造业为主,或者以服务业为主;在新产业区中,基于合理劳动分工的生产商在地域上结成了网络(生产商和客商、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等的合作与链接),这些网络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紧密相连。
Marco Bellandi(2007)把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以下简称ID)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ID看做工业演化的种子或工业化的开端,并复兴了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第二阶段是始于20世纪后半叶,在发达国家大规模生产的黄金时期之后,重新讨论ID;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的新型工业化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还在讨论的ID。
综合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下述这些特征成为鉴定新产业区的重要标志:区内小企业的密集,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包括正式的合作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Lazerson,1988; Brusco, 1990; Zeitlin, 1989; Hirst and Zeitlin, 1989)。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跨国公司引领的经济全球化的关注,学者们发现了由大量中小企业集聚在一个地理区域形成的地方生产网络——产业集群,由于其能够与那些全球性跨国大企业相抗衡,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深入认识这些产业集群,研究这种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的起源、发展模式、竞争优势所在及其生命周期等。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在对“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学者们称其为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还被一些学者称为“专业产品区”“地方生产系统”“地方企业网络”。在中国浙江,则被称为“块状经济”,广东省称之为“专业镇”。
集群(cluster)指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Porter, 1998)。范迪克(Dijk, M. P. van, 1997)在对欧洲各国集群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认为集群可以被定义为是由专业化的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专业化的网络,它们的价值链通过产品、服务或知识的交换而相连。并总结了集群具备的一般特点:①企业彼此在空间上的接近,根据在欧洲各工业区的实际调查,企业之间相距从1公里到500公里不等;②由于许多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在该区域内的相对集中(大约每平方公里50家企业),经济活动因而高度密集;③该区域内的企业从事相同(竞争性)、相似和辅助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④由于上下游企业间的转包合同(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合作(横向合作),该区域内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紧密联系;⑤一定程度的专业化;⑥企业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上有相互联合的历史和背景;⑦该区域内生产商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其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并完善成为企业网络;⑧外部经济性的出现;⑨当地机构在集群中扮演一定的角色;⑩当地政府在集群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范迪克还指出,除此之外,集群的特征还可能包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一个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支持集群的发展。范迪克理论对集群特征的描述是对前人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但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在一个集群案例中同时发现以上所有特征。范迪克自己也指出,对于一个集群而言,前五个特征是至关重要的。
施密茨(Schmitz, 1995)认为,集群是指同一类产业内的企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而这种聚集实际上包括了企业之间存在的分工协作联系与缺少这种联系的两种情况。王辑慈(2001)指出,集群是指在一些地方的相关企业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王珺(2000; 2002)用“专业镇”来描述广东省镇区中的产业集群现象,认为专业镇经济,就是指建立在一种或两三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联系基础上的乡镇经济,也就是说,在一个镇区内,大多数企业都是围绕着一个或少数几个相关产品而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一概念是从地域角度以镇为单位来概括企业聚集特征的。在现阶段,广东的专业镇经济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第二,以中小企业为主;第三,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第四,以适用、简单技术的应用为主。
二 关于产业集群起源的理论
除了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起源之外,很多学者又对此做了具体阐释。归纳起来,分为下述七种。
第一,“生产成本”的推动。“孤立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将会围绕一个城市中心的圈层专业化或集中。运输成本节约理论解释了特定生产部门在特定区域内的聚集现象。根据19世纪末期经济学解释工业化活动的产业区理论和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当一个地方聚集很多公司时,这些公司就会获得很多公司集体行动才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即经济的外部性,这是集群的动力。20世纪前半叶,学者意识到地理聚集与规模经济的关系。韦伯(Weber, 1909)解释了一个孤独的制造商选址的时候总是受到生产与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推动,制造商会选择集聚在一个生产地点以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
第二,“市场需求”的推动。Christaller(1933)描述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应逐步中心化,而且技术诀窍溢出的形成要通过大家聚集在一起才能完成。中心区域周围由不同较低市场活动的圆圈边界所包围。
第三,“企业能力”推动。Harris(1954)和Pred(1966)指出集群形成过程是起源于企业自身能力加强的过程,企业选择一个接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反过来这些供应商也在这个地方为其他企业提供便利,结果是共同进化。
第四,“技术变迁”推动。Schumpeter(1934, 1939, 1942)强调工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产品生产过程和管理或组织等通过技术变迁而创新,反过来,也是创新的阻碍因素,因为一旦出现垄断市场和企业规模,内在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加大,进而影响到进一步创新的发展,企业家在技术变迁中的先锋作用,新关系和新设备等都需要企业家尝试并慢慢完成整体工业结构的变迁。
第五,“政府政策”推动。丹麦产业集群作为一个获取区域或国家的竞争、创新和增长点,集群发展被提升为政治的议事日程。政府相信成功集群的路径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和技术诀窍,并大力吸引新企业和高等教育结构进驻。丹麦南部的区域委员会,强调集群发展在区域经济增长的战略地位,但是集群不总是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式,而且也不一定达到其所期望的速度和范围。为了支持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并发挥它们的潜力,公共政府传导者不但着重培育集群内部的网络,也要发掘它们的要素特征,集群发展区域委员会在集群布局计划中精确地规定集群的数量,并按照区域集群活动描绘的蓝图发展。
第六,“外商投资”推动。意大利罗马的西北部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企业家,投资带来新的资本和技术流动,到现在都是最有竞争活力的区域。投资者迁移的动因主要有两个,即“成本驱动”与“市场驱动”(Dunning,1993)。然而,地理靠近性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文化相似性,经济特征,语言和文化价值观帮助这些中小企业适应新的环境并开始在区域内聚集。此外,本地生产企业的集聚也吸引了服务部门(贸易和物流、银行和财政等)向产业区集中。
第七,“私人机构和政府”共同推动。集群创始者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行动者创造和加强集群发展的有意识的行动。相关行动者相互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机构是主要的集群创始者,尽管这里有不同的地理差异性。例如,美国的私人创始者更加普遍,然而,很多案例表明,即使集群创始者在建立或管理方面由私人机构完成,但是这些集群仍然依靠某些公共基金的支持(SÖlvell et al.,2003)。
总之,产业集群形成之后才可能具备由于专业化分工、知识外溢、集体创新等推动的外部规模经济。集群与聚集或共同地方化的概念不同,产业集群是灵活专业化的弹性分工体系的形成过程,与大规模制造不同,集群是企业和其他行动者在一个集中的地理区域内的共同地方化(Co-locating)的过程,他们围绕一个特定功能的领域相互合作,建立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伙伴共同提高集体的竞争性。这种定义超出了聚集或共同地方化(agglomeration or co-location)的相关活动。而且共同地方化可能与期望的外部效应(非本意的偶然性因素)联系在一起(Mishan,1971)。对相互获益的期望推动的集体战略和行动在集群中非常重要(Whitebook)。
集体行动推动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集群开始的时候通常是诸多市场化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集群一旦有了雏形,它的进一步发展通常需要政府的支持,因此,集群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很多集群不同程度地依赖公共或私人行动者是否可控。集群过程的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集群政策是失败的。集群过程的核心是单个企业与机构的互动。集群的进化路径对于集群创造有高度的变异性,公共部门的决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集群发展轨迹,尽管这些公共政策的影响是难以预期或者无意的(Wolfe and Gertler,2010)。政府的集群政策通常围绕创新展开,因为大多数集群依赖当地的产业传统,甚至是存在几个世纪的传统技术和乡土结构,是政府后天难以改变的。
Marco Bellandi(2003)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区的起源,认为:一是历史文化特征。意大利东北部的很多地区都有以传统小农场主为特征的农业生产传统、手工工艺与贸易的产业传统,当地有大量的区域制度支撑网络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征和较高的学者参与程度。二是工业化的推动。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发展,使得大量的年轻农民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他们从乡村来到产业区,成功地吸收了大量的农民移民到新的产业区。三是高度专业化与区域嵌入性的劳动力分工体系。
通过观察转轨经济中广东产业集群的形成,王珺(2002)、符正平(2003)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源于专业市场驱动,他们将市场需求看做集群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存在着专业产品市场,厂商能够直接面对大量的采购商与购买者。这种供求之间的大量信息聚集以及面对面接触,极大地增加了厂商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并加速资金周转的机会。
基于现有文献理论,岳芳敏等(2008)观察了广东传统产业集群的起源,认为:一般而言,产业集群需要以某些资源优势为基础发展起来。狭义理解的资源主要是作为生产要素的物质资源,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必要的自然资源;从广义角度看,资源除了包括作为生产要素的物质资源譬如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还包括特定的区位优势、特定技能、信息、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源以及地方性文化传统。西樵纺织集群的形成可以概括为“要素集聚—市场集聚—文化集聚”的一条主要演进路径。概而言之,西樵纺织产业集群的生成是基于一定的产业传统和社会创业文化基础,在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由民众的创新精神、政府的引导、特别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是上述因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内生性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内生性学习过程不仅表现为跟随者对成功的先行者的模仿跟进,设立企业,加工织造面料,从而使本地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形成集群规模,还表现为同质化的企业之间的信息知识交流与学习,企业近距离的面对面交流易于形成创新所需的缄默知识的转移,从而产生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等创新机制,并使产业集群因创新而形成竞争力、不断发展。但在中小企业聚集的传统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通常缺乏创新所需的人力、资金等创新资源,大多数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产业集群在形成之初,其创新机制需要外力启动;在转轨时期,启动集群创新的外力常常由政府承担。政府的管理模式和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变数。
三 关于集群竞争优势的理论
这是对集群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发现除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优势外,企业间主动的合作行为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产生“集体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Schmitz, 1995、1998; Steinle和Schiele, 2002)。库克(Cooke, 1997)认为,集群中企业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构成了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特征;卡玛格尼(Camagni, 1991)强调,是企业间集体学习的过程促进了当地的创造力;费舍尔和勃格曼(Feser and Bergman,2000)也指出,集群内企业间各种合作联系的数量和经济价值足以显示一个集群的实力。总而言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作为一种成功的产业组织形式,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就是企业间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Piore and Sabel, 1984;Pyke, Becattini and Sengenberger, 1990; Rabellotti, 1997; Schmitz, 1995、1998; Schmitz and Navdi,1999),这种联系通过提供一种知识和技术交换的机制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率(Porter, 1998; Schmitz和Navdi,1999),而且也改善了集群的集体竞争力,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学派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分析了集群的起源、竞争优势形成机制。格兰洛维特(1973)通过研究弱关系的力量发现,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这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对经济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洛维特(1973)通过研究弱关系的力量发现,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这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对经济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产业区中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说因为在一个地域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使企业之间产生合作关系,形成了地方性生产网络,并影响着集群的发展。而随着集群的发展,最初的非制度性因素作用下的集群发展机制会被正式的交易行为下形成的正式制度因素机制所取代(姚海琳,2004)。
四 产业集群具有创新效应优势
技术创新理论由线性模式转变为网络范式时(Kline and Rosenberg, 1986),学者们关注创新的视角逐步从国家创新系统转向区域创新系统(Freeman, 1987; Nelson, 1993; Lundvall, 1992; C. Edquist, ed., 1997),进而聚焦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中的技术外溢,学者们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本地网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最使中小企业受益的是企业之间、企业与区域内外的非企业组织(比如,大学、科研机构、标准制定机构、金融组织、学校、政府部门、政策制定部门等)之间的互动联系(Edquist,2000),在此互动联系和学习过程中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获取、转移扩散和利用。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尤其是知识组织)之间在互动中面对面的交流易于创新所需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和获取,创新由此而产生(Storper, 1992; Grabher, 1993; Nonaka et al., 1994; Saxonian, 1994; Cooke et al., 1997; Audretsch, Feldman, 1996; Breschi et al., 1997; Eriksson,2000)。地域集中的关联产业形成的知识临近性、地缘优势形成的关系临近性有利于集体学习的发生(Camagni, 1991)。集群因为具备这种创新机制而被看做是创新空间(王缉慈,2001;Lawson, Lorenz, 1999)、区域创新系统(Asheim, Isaksen, 2002;王珺,2002a; Philip Cooke, 2004)以及区域创新网络(Camagni, 1991;朱华晟,2003;魏江,2003;李青等,2004;盖文启,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