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马戎

中央党校的赵磊老师完成了一部书稿《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范围很宽，不仅讨论了“民族”这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和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历史，介绍了各国在近代推动的“民族构建”进程，介绍了世界各国政府在民族（族群）关系方面设立的各种制度与法律，详细介绍了历史上各国“民族”构成演变和“民族冲突”的许多案例，介绍了许多国家的族群优惠政策如语言政策等，同时还汇集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涉及“民族”概念和相关制度、政策问题等的许多不同观点，这部书稿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文献、跨越历史与现实、结合抽象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综合型研究。在各类知识信息的综合梳理方面，这一研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近些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与民族和宗教因素相关的群体冲突、治安事件和暴力恐怖活动，引发了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发生了这些事件后，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盼望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和分裂。尽管中国与苏联的发展历史与基本国情不同，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政治风险，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具有危机意识。试问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的苏联研究机构，苏联自己内部也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有谁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个超级大国即将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发生解体？我一直在讲：“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自建党之日直至建国后的执政，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仍然在大量重复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论述，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因此，在苏联解体后，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非常有必要在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反思我国实践了60多年的民族理论、制度与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探索适应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21世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思考民族关系的引导思路和设计民族冲突的管理机制时，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第一，必须拓展我们的视野。世界各国的国情特点和历史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是自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譬如发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理念对各国“民族国家”构建就发挥了重要影响。所以，在各国的民族（族群）关系发展特点和管理方法方面，各国既存在各自特性，但同时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其他国家在对待国内“民族”认同、“族群”关系方面提出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不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我们都需要借鉴和参考，而不能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简单地排斥必要的比较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选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发明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社会矛盾。例如，新的通信技术（手机和互联网）使信息传播模式和速度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每个国家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管理思路和方法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态势进行调整，努力与时俱进。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放弃“凡是”类的教条主义思维习惯，广开言路，在开放式的讨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逐步达成共识，推动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回顾我们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也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指导下闯出来的。因此，今天我们面临中国国内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也必须采用这样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三，由于汉族在我国总人口中占90%以上，汉族地区在科技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占据优势，汉族干部在各级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调整我国民族关系的主动权、改善我国民族关系的钥匙掌握在汉族手里。在调整我国民族关系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必须在我们的内心时刻反省“大汉族主义”的余毒，对于这一点，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强调过多次。我们必须持续、坚决地反对一切事务以汉族为中心、反对以汉族地区经济模式和文化作为标准来衡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各级政府要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他们对于自己如何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愿。如果我们的干部和民众以汉族的“标准”来评价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落后”、“迷信”，看不起少数民族，这种偏见和歧视的态度必然伤害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并导致民族隔阂。如果有些汉族干部把当地少数民族视为“不可信赖”的人群，那么以汉族为主导的政府也就不可能获得少数民族精英和民众的信赖，我国民族关系的调整就无从谈起。因此，任何地方的民族关系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汉族干部首先要检讨和反省自己的观念、言行和工作作风，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众。

第四，我们今天依靠什么来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

近些年中央在西藏、新疆工作中一直强调“发展经济”和“关注民生”。发展经济可以改善当地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是何等强势，当时的红军、八路军在财政上非常困难，自己节衣缩食，也没有多少资金去帮助民众，但是我军所到之处仍然争取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建国初期，新的人民政权在财政上同样极为困难，但是我们在西部新解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争取了支持国家统一的部分政治和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少数民族大多数贫困民众的支持，摧毁了当地的反动势力，迅速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今天，政府的财政能力、建设能力绝非昔日可比，但是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反而在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真正关键，在思考民族问题时的“经济决定论”很可能会误导我们的努力方向。

民族、族群关系的核心是认同问题，我认为这些年我国民族关系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人们在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问题。人类学常用的一个词是与“我们”对应的“他者”，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是把彼此视为“自己”还是“他者”，这是在群体关系中理解认同意识的核心与关键。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人群不把另一个人群视作“他者”呢？毫无疑问，体质特征、语言、宗教、传统文化方面的差异，都是人们辨识“我们”与“他者”的标志和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把这种传统观点进行绝对和僵化的解读，那么不同的人群之间就是绝对不可能彼此认同的，只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民族之间的认同问题似乎就陷入“无解”的困境。

再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自己走过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和50年代，当时以汉族为主、不懂少数民族语言、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解放军和新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如何赢得各地少数民族广大民众的欢迎和爱戴的呢？因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宣扬共产党“消灭宗教”、“共产共妻”，少数民族当中有许多人一开始对共产党充满疑虑，所以在解放军刚刚进入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当地群众一度与解放军保持距离，不相信我们关于“民族平等”、“尊重宗教”的宣传。但是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们在积极学习当地民族语言，尊重寺庙和宗教人士，尊重地方民情风俗，积极为民众治病救灾，帮助民众进行生产，通过战士们的这些实际行动，最后逐渐打消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疑虑，为随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政权建设打下了群众基础。可见是否存在语言障碍、我们自己是否信仰宗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的是我们要在心里把这些少数民族民众真正当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来关心、尊重和爱护。话听不懂可以打手势，心中的真诚通过眼神和手势是完全可以被对方感受到的，我们所做的事，对方都是看得见的，只要我们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群众就会接受我们、认同我们，发现了问题会及时告诉我们，遇到难题会帮助我们出主意，支持政府推动的各项工作。我们把少数民族群众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群众也就会把我们的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政府”。

尽管不同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人们心灵之间的沟通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能够跨越“民族”、“族群”的界限，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将心比心，就能心心相印。对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在北京大学指导过的学生来自十几个民族，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在相互学习和彼此帮助中共同完成学业并建立起友谊。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这没有疑问，我们应当防止经济和民生因素与政治认同因素重叠在一起，使民族关系的恶化程度加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GDP和经济发展项目，而且目前许多政府推动的经济项目（如对口支援）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就业和收入改善的贡献有限。同时，在发生了一些恶性恐怖事件后，当地政府采取适当的加强防范也是必要的，这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类威慑活动（如“提高见警率”）对于当地民众也是有压力和副作用的，因此持续的时间不宜太长。从根本上来看，我们依靠什么来防范和打击恐怖暴力犯罪？还是必须依靠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如果我们希望少数民族民众把我们的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政府”，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干部是否把这些民众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问题甚至跨越了“民族问题”，因为即使在汉族地区，如果政府干部没有把当地民众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汉族民众同样会与政府离心离德。我们总讲“为人民服务”，说我们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政党和政府。这些话是需要落实在行动上的，而广大各族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就是检验这些口号是否真正落实的试金石。

我们可以从本书介绍的文献中读到各个国家在思考民族关系和管理民族冲突的许多案例，也可以从中努力借鉴他们的许多规章制度政策和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些知识都是我们需要了解和参考的，本书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无疑在学术上和应用方面都很有意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大致还是些技术性问题，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关键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主流社会和主体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时的立场和态度。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解放军在民族、宗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虚心地倾听当地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意见，把大多数群众是否能够接受和拥护作为政府判断事务的依据，这样做出的决策是有群众基础的，也以此赢得了少数民族民众的拥护。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无疑比60年前要复杂得多，但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和条件也要多得多。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不仅要解放思想、拓展视野，同时还必须端正立场，依靠群众，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排除民族群体之间的隔阂，逐步解决民众中的认同问题，争取早日把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冲突管理工作纳入到一个良性互动的正确轨道上来。面对21世纪国际社会中激烈的相互竞争与风云变幻，一个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全体国民的同心协力，才是这个国家最核心、最可靠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