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这部论著基于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已经通过答辩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属于专题性的学术研究著述，现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有心人可以看出，在“正统”的西方音乐史论研究中，这个选题的角度比较“另类”。记得当初之所以如此选题，我作为导师和夏滟洲博士在讨论、斟酌的过程中，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个选题与作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兴趣偏好有关。不可否认，研究课题的设置与研究者自己的素质及兴味往往存在着隐蔽但又切实的联系。夏滟洲博士属于那种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的学人类型。本科阶段他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音乐创作和实践作为毕业课题，硕士阶段又从音乐美学的学科角度研究20世纪现代音乐的聆听问题，从中已经显现出他在学术探求中的某种“跨学科”倾向。因此，我们在商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达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不妨再度尝试“跨学科”的策略，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西方音乐历史进程的特殊问题，由此便有了这样一个有些“另类”的课题选择。
其次，选择这一课题也与我本人和夏滟洲博士近来希望拓宽西方音乐研究的取向和面向有某些关联。众所周知，西方“艺术音乐”的基本研究路径是“作(曲)家作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西方音乐中有众多卓越的大师杰作，为了理解和诠释这些至今仍“活”在当下音乐生活中的作品，我们应该对其语境文脉和内在特质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与探究。然而，貌似悖谬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我们就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音乐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因此，“音乐外部”的研究和“音乐内部”的研究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要梳理和认识“作曲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业”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从社会学角度入手的“音乐外部”研究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个选题的背后其实有某种“中国关怀”，尽管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明确表露。由于音乐这门艺术在中西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文化社会功能非常不同，“作曲家”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角色，在中国实际上是随着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进程才得以逐渐建构成形。而为了更清晰和透彻地认识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将目光回撤至西方的作曲家“同行”并进行学理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这个论题虽然讨论的是有关西方音乐的话题，但其隐含的问题指向具有中国人自己的旨趣。我一贯主张，在中国研究西方，需要带着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西方，反过来也需要从西方和全球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
我曾在一篇题为《作曲家的自我意识》(载《文汇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笔会”)的文章中，对夏滟洲博士的这一研究做过如下评述：“(该研究)在选题上试图有所突破，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显而易见，作曲家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生成和确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音乐艺术在西方从“功能性”到“自律性”的演化，也是音乐艺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缩影。近十余年以来，“现代性”问题(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后现代”现象讨论)已经成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相信夏滟洲博士的这一论著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给人们带来启发，并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是为序。
2013年6月2日于上海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