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亚斯命题”与拉美的发展

江时学

内容提要：阿里亚斯认为，拉美文化中的四个特征是阻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抵制改革、缺乏信任、民主准则脆弱以及崇尚军事实力。我们不妨把阿里亚斯对拉美发展问题的分析称为“阿里亚斯命题”。该命题的以下几点可取之处对于我们认识拉美的发展是颇有启发性的。一是充分肯定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二是指出了信任在拉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是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四是揭示了军费开支上涨对拉美的消极影响。但是，“阿里亚斯命题”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即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而忽视经济因素。相比之下，经济因素的作用似乎比非经济因素更加重要。这些经济因素包括：能否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产业结构的关系，能否改善基础设施，能否加快农业发展，能否维系宏观经济稳定。

关键词：“阿里亚斯命题” 拉丁美洲 非经济因素 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Oscar Arias Sanchez）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曾在1986年至1990年和2006年至2010年两次担任总统。在他当政期间，哥斯达黎加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调停中美洲冲突，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须知，持续近十年的中美洲冲突，使有关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他当政期间，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立了外交关系。自中国在1990年中止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以来，哥斯达黎加是唯一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其政治意义之大可想而知。

同样值得我们敬重的是，阿里亚斯对拉美的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一 “阿里亚斯命题”的含义

2009年4月17～19日，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勒比海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19日的议程之一是与会者发言，这也是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会面。

在阿里亚斯发言之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都已作了或长或短的发言。他们在讲话中都提到了美国，并将拉美独立以来近两个世纪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美国。

阿里亚斯在发言中说：“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每次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我们总是把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他说：“哈佛大学和威廉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创建的大学。我们不能忘记，早在美国建立这两所大学以前，拉美就已经有了大学。我们也不能忘记，在1750年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很贫穷。”他继续说：“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时，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都搭上了这列火车。但工业革命像流星一样掠过了拉美，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我们肯定失去了一个机会。”他指出：“50年前，墨西哥比葡萄牙富有。195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60年前，洪都拉斯的人均收入高于新加坡。……我们拉美人肯定做错了什么。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拉美人的受教育时间平均只有7年，拉美的征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拉美的军费开支则高达每年500亿美元。他强调说：“这些错误不是人家的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阿里亚斯进一步谈道：“我经常问我自己：谁是我们的敌人？正如科雷亚总统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不公正，是缺少教育，是文盲，是我们没有把钱花在人民的健康上。”他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不是拉美世纪。他赞赏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使5亿人摆脱贫穷。“我们还在无休止地辩论意识形态问题。在我们讨论哪一种‘主义’最佳的时候，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好、自由主义好还是新自由主义好的时候，亚洲人却已经找到了一种符合21世纪的‘主义’，那就是‘实用主义’。”

在2011年第1期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阿里亚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因素：拉丁美洲发展的真正障碍》的文章。在这一文章中，他再次问道：“拉美国家独立200年以来，没有一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拉美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其他地区原来落后于我们的国家，如今却取得了我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成效？”“我们中的许多人用阴谋论或自我怜悯的理由来回答上述问题。他们指责西班牙帝国在过去掠夺了我们的财富，也指责美利坚帝国在今天榨取我们的血。他们说，国际金融体系设法阻碍拉美的发展，或有意通过全球化来把拉美置于黑暗中。他们把拉美的欠发达归咎于其他人，就是不在拉美自己身上找原因。”

阿里亚斯写道，1820年，拉美的人均GDP比美国高出12.5%；今天，拉美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9%。他认为，拉美文化中的四个特征是阻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障碍。

一是抵制改革。阿里亚斯认为：“拉美人对自己的过去如此引以为豪，对现状如此知足常乐，以致他们根本不想变革。拉美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也很少有耐心或技能来引导他们的人民走完改革进程。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领导人应该像校长那样，善于对各种疑问和问题作出回答，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增加一门新的课程，增加这一课程的好处在哪里。但在拉美，领导人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说的。’”

二是缺乏信任。阿里亚斯说：“拉美人是世界上最不信任其他人的人。‘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在2000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在回答‘你相信大多数人吗’这个问题时，55%～65%的丹麦人、芬兰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回答‘是’；但在拉美，只有16%的人给予肯定的回答，在巴西这一百分比仅为3%。而在全球化时代，缺乏信任是不利于发展的。拉美人不仅不信任周围的人，而且还不信任政治家，不信任国家的法律制度。在过去的175年中，拉美国家颁布的法律可能多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颁布的法律，但拉美的法律很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三是民主准则脆弱。阿里亚斯在《文化因素：拉丁美洲发展的真正障碍》这一文章中写道：“在最近几十年，拉美的民主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胜利是不完整的。为了构建一种充满自由和进步的文化，拉美人应该抛弃政治上的僵化，对公民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对富人征税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毫无疑问，如果拉美的民主不能满足民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求，专制主义就会死灰复燃。”

四是崇尚军事实力。阿里亚斯指出：“增加财政收入是必要的，但拉美国家的政府必须理智地使用资金，即不应该大手大脚地把资金用于扩充军火，而是要把推动人的发展置于财政开支的首位。除哥伦比亚以外，没有一个拉美国家面临着武装冲突。这些军火用来打击谁？拉美人民面临的敌人是饥饿、无知、不公平、疾病、犯罪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问题都是拉美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军备竞赛，而是实施正确的公共政策。拉美信奉的‘军事主义’是一种倒退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应该被‘和平文化’取而代之。”

二 “阿里亚斯命题”的可取之处

我们不妨把阿里亚斯对拉美发展问题的分析称为“阿里亚斯命题”。毋庸置疑，该命题的以下几点可取之处对于我们认识拉美的发展是颇有启发性的。

第一，充分肯定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的反映，文化体现了大众的价值取向、观念、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的行为又必然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美国学者哈里森认为，拉美文化是拉美国家遇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在其《欠发达是一种精神状态》（1985年）一书中，他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以及反劳动（反劳动这一特点至少在上层社会中是可以找到的）”。在《谁之繁荣——文化价值是如何决定经济和政治成就的？》（1992年）一书中，哈里森再次指出，正是文化，才能解释为什么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着不稳定和不公正。他坚信，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是该地区不能实现多元化、缺乏社会公正和经济不繁荣的根源。在《泛美之梦：拉美文化是如何使它难以与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的》（1997年）一书中，哈里森分析了同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和加拿大早已成为发达国家，而拉美却仍然是第三世界的原因。他认为，尽管资源禀赋、气候、政策、体制、历史甚至运气，都是南北美洲差异的根源，但最为重要的根源则与文化的差异有关，即与两种文化对工作、节俭、教育、功绩、社区和公正性的不同态度有关。在他看来，深受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影响的拉美人轻视上述价值观。拉美决策者制定的错误政策以及采纳的软弱体制，也与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影响有关。拉美文化仅仅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甘愿牺牲未来。因此，这样的文化鄙视劳动，轻视创造力，忽视储蓄。“正是拉美文化，才能说明为什么当我们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拉美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而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功则主要是因为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与拉美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立场和体制。”他问道，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邻国，而且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墨西哥的发展为什么不如加拿大？他的答案依然是文化因素。

哈里森的观点无异于“文化决定论”，但他对拉美文化不足之处的分析则是入木三分的。通过比较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东亚的儒家文化，我们不难发现，拉美文化的以下两个特征委实制约了拉美的经济发展：（1）过于信奉享乐主义，导致储蓄率得不到提高，国内资本积累能力难以强化。其结果是，拉美国家必须引进大量外资，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脆弱性。（2）时间观念淡薄，办事拖拉或不守时的现象十分普遍。秘鲁总统加西亚说，秘鲁人习以为常的“秘鲁时间”（hora peruana）不仅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引起了许多外国投资者的抱怨。

第二，指出了信任在拉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企业及消费者之间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的制度安排。信任既与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关，也与文化因素或历史传统有关，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包括谈判的成本和执行合约的成本），从而使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变得更为有效。更多的学者认为，除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是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信任的缺失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在拉美，信任缺失司空见惯。许多人不仅不信任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等数据，而且还不信任经济合约；不仅不信任政治家，而且还不信任政党；不仅不信任警察、法庭，而且还不信任国家的法律。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题为《拉美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写道：“在英国，当我走过一个警察时，我不感到紧张。而在秘鲁，我经过一个警察时心里总是紧张，好像这个警察象征着一种危险。在英国，警察从不在我心里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或不安宁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英国警察没有武器，或是因为他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他们并不因为身穿警服、手拿警棍或带着手枪而利用这一特权。但在秘鲁，如同在其他大多数拉美国家，民众在经过一个身穿制服的公职人员时有理由感到恐惧或不安，因为这个人身上的制服很可能被用来欺压百姓，而非保护百姓的安全。民众惧怕警察，也惧怕国家的其他制度。其结果是，国家的制度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缺乏民众的信任，而信任则是民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三，进一步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年）一书中指出，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大大高于其他投资带来的收益。毋庸置疑，人力资源是国家财富的基础，因为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社会与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都必须依赖于人的能力，而教育则是提升人的能力最关键的手段。

概而言之，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教育能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和增加知识来改善劳动力素质。（2）教育能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工和增加劳动力的就业。（3）教育能普及科技知识，促进发明创造和新技术的使用。（4）教育能提高企业家改善经营管理的能力和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5）教育能使劳动者对经济变化的机会作出更快的反应，并消除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障碍和体制障碍。

在拉美，小学入学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完成中学学业和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事实上，拉美已基本扫除了文盲。但是，拉美的教育质量有待提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计算，国际学生评测项目（PISA）的数学得分，乌拉圭为422分，墨西哥为385分，巴西为356分，而芬兰、日本和爱尔兰均在500分以上。PISA的阅读得分，芬兰、韩国和爱尔兰分别为543分、534分和515分，而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和墨西哥仅在400～434分之间，秘鲁只有327分。美国《迈阿密先驱报》（2007年11月18日）的一篇文章认为，2006年，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学生和中国学生分别增加了10%和8%，而拉美学生则减少了0.3%。该文章认为，除非拉美的父母亲能像亚洲人那样重视教育投资（包括将其子女送到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留学），拉美的竞争力将继续处于落后地位。

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认为，要解决好教育问题，拉美国家必须彻底改革教师培养机制，采用国际级的课程设置，同时将学校管理者的表现与学生的成绩挂钩。

第四，揭示了军费开支上涨对拉美的消极影响。除哥伦比亚近半个世纪的内战以外，拉美人几乎不再耳闻枪炮声。虽然一些拉美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尚未彻底解决，但该地区爆发边境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的军费开支仍在不断增长。在2008年的巴西财政预算中，军费开支的上涨幅度高达53%，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涨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8年出版的有关年鉴表明，自2000年起，南美洲国家的军费开支增长了33%。2007年，南美洲国家的军费开支高达400亿美元。该年鉴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军费开支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78%、53%和49%，墨西哥增长了15%。2008年，南美洲国家的军费开支高达50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约30%。

可想而知，这些军费开支如能被用来改善基础设施或建造医院和教室，拉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会受益匪浅。

三 “阿里亚斯命题”的不足之处

应该指出的是，“阿里亚斯命题”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即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而忽视经济因素。

诚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阿里亚斯所说的非经济因素。但是，相比之下，经济因素的作用似乎比非经济因素更加重要。

影响拉美发展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是能否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产业结构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拉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一种“恩赐”，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诅咒”，甚至会导致“荷兰病”。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道：“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是（经济上的）毁灭……石油是魔鬼的兴奋。”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处于较高的水平，拉美经济受益匪浅。但在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需求不振，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明显下降，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急剧减少。

根据2012年10月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的《2011年～2012年拉美和加勒比经济概览》，2012年拉美经济增长率仅为3.2%，低于2011年的4.3%。该报告认为，拉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因此国际市场上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

拉美经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如何处理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产业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难题。然而，可以断言，虽然一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是能否改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港口、机场、供水及排水、电力供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不仅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对生产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世界银行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的基础设施如能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高出1.1个百分点至4个百分点。

近几年，随着国际市场上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许多拉美国家扩大了生产规模，但大量初级产品无法及时运送到港口。巴西食用油生产者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食用油生产者能获得销售额的89%，而巴西生产者只能获得79%，因为美国的运输费用仅占销售额的9%，而巴西则占17%。这一调查还发现，巴西大豆的主要生产基地离最近的港口一般为1000公里。由于铁路线无法到达产地和矿区，运送大豆的卡车不得不在崎岖不平而又十分狭窄的道路上行进，既费时，又增加了运输成本。因特网上的一篇题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十次交通堵塞》的文章列举了世界各地10次最可怕的堵车。巴西圣保罗市的一次堵车雄踞榜首：2008年5月9日，堵车的长度达291公里。

基础设施的落后甚至还制约了拉美国家其他资源的开发。例如，许多拉美国家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既有闻名全球的历史古迹，也有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景色。但是，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影响，许多旅游胜地无法吸引更多的游客。

再次是能否加快农业发展。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农业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品。根据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世界上约有1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7%）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而拉美的这一数字为5300万（占总人口的6.6%）。第二，农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可以想象，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拉美国家的城市将变得更加拥挤，“城市化病”也将更为严重。第三，农产品出口是许多拉美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第四，在拉美，47%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由此可见，如要解决拉美的贫困问题，必须重视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拉美的农业发展始终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政府在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制定的价格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客观上歧视农业发展。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道路不畅，运输设备缺乏，农业机械陈旧，灌溉体系老化，仓储设施匮乏。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丰收年份，农民的收入并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三是农产品价格偏低且波动幅度较大，从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的农业严重依赖少数几种农产品，因此价格波动的危害性更为明显。四是土地所有制不合理。少数大地主拥有万顷良田，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耕作技术较为先进；而大量小农则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

最后是能否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有助于克服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大落，有助于强化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同样是增加就业机会、实现价格稳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上述目标中，拉美国家追求的是加快经济增长，较少关注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很不稳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的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越来越稳定的态势。未来拉美国家能否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既取决于一系列外部因素，如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外资流入量的大小以及初级产品价格的涨跌，也取决于政府能否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制定并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阿里亚斯对拉美的发展问题作了精辟分析。诚然，他的观点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但他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独特的，提出的许多观点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