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世纪的再交锋——“重新理解”还是“随意阐释”？

时间把这场论战带入了新世纪，2006年，新一轮交锋再次在俞吾金与段忠桥之间展开，阵地仍然是20多年前的《学术月刊》。

俞吾金推出《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段忠桥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一，‘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第一个问题，完全是约距今一个世纪前的；第二个问题是19世纪40年代《巴黎手稿》首次发表之后添加的。

俞吾金发表在同一期《学术月刊》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作为对段忠桥的回应。俞吾金认为：“恩格斯的研究视角的出发点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实践。”“恩格斯是主张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即从对自然界的直观出发去探索哲学问题的。然而，这种在本体论上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对自然界的直观出发的探讨方式，岂不是以某种方式退回到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立场上去了吗？”这里提出的问题显然并没有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半个世纪之前要把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甩出去的基本理路。

段忠桥指出俞吾金“重新理解的马克思”已经不是“马克思的本来面目”，俞对马克思文本的诠释方法是“相对主义”的，这导致在阅读文本时“失去客观依据”，而“随意描绘马克思”。

俞把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说成“直观唯物主义”有什么理由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直观唯物主义以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恩格斯不仅把这个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还指出，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是认同而是批判的。此外，俞的文章中作为论证“在对自然的理解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的依据是一段批判费尔巴哈著名的关于樱桃树的文字——“……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能够的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这段文字正是出自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俞所说“恩格斯是主张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即对自然界的直观出发去探索哲学问题”因而“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立场”是没有根据的学舌式臆断。

俞吾金的所谓“重新理解马克思”最终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说成是“人本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其实从我们以上对有关学术史的简单回顾便可以知道，这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的东西，在中国改革开放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在各种哲学教科书中也屡见不鲜，几成共识。

2006年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的文章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确切的概括。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个话一点也没有夸大。我们不妨看看近年的几个例子。

2007年，《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一文中说：“长期以来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然而，在这种‘推广和应用’的解释中，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的……并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年，《实践人学：马克思哲学的最终归宿》一文写道：“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新唯物主义’的表现形态，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对传统人学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和提升，是深刻体现了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践人学。”同年还有《整体视野下的马克思哲学观》一文也认为：“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有许多类似的文章不看内容仅从标题就可看出它说的是同样的意思，如《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更有人提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既不能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也非“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其之“新”集中表现在“实践”上……如此等等同一论调的反复不胜枚举。

以上所列仅为近年发表于同一权威性核心刊物上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学报中，同一水准、同一论调的哲学论文数量如山。如果我们顺势追踪下去，同一观点或许还会重复几年、几十年，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的这场公案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会至此戛然而止呢？然而，即使它再重复几个世纪又怎能改变人类思想史的既成事实呢？

“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否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接近真理性的认识呢？当然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的直接文本依据是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许多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改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论文和教科书都引用了这句话。其实，不需要多高的语言修养便很容易识破这种误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指当时以立足于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从事革命的实践以改变世界的共产主义者。而他们所说“实践唯物主义”却是用来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一是指人，一是指哲学，这两种不同指涉能混为一谈吗？段忠桥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该段文字德文和英译从语法结构进行分析，并根据该书对“共产主义者”的多处论述指出，“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概念就等于认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从句法、逻辑到理念的极其有力的反驳。然而这个问题却又是如此简单、肤浅，确实偏见比无知离真实更远。

俞吾金还说：“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理论……”果真如此吗？

诚然，字句虽然简单，问题却是极其复杂的，这里不能不提到斯大林在193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其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个说法在哲学上没有大错，然而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相联系，把这样的话千篇一律地写入哲学教材，是产生如杰姆逊所说“东正教”式东西而令人生厌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上列举我国的相应观点表达了一种逆向心理效应的思维方式。由于同一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框住了理论创新，以此为主题的论著实为学术理论界多年诟病的“同一水准上的重复”，形成了一种新的“东正教”，使这桩旷日持久的公案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实质的进展。

无论创新意识如何强烈，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基本性质作出判断总不能置马克思本人的陈述于不顾。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明确写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又重申：“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对黑格尔体系的颠倒，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头足颠倒），因此“截然相反”的辩证法，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难道“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区别么？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任何其他的人，而是马克思自己的意思。《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中文版）对“辩证唯物主义”条解释为：“一种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研究现实的哲学方法，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现实可以归结为物质”。无论该词条的撰写者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条目正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写的。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铁板一块”之相互包含融合的“一体化”关系，决不等于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从中甩出去，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孤立起来归之为“本质上的人本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正如2005年杰姆逊一针见血指出的：那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也带有许多反辩证的成分，它本身就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反辩证法的偏见”。

实际上，早在1967年，卢卡奇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版序”就对该书进行了总结式的自我检讨，指出这本书落入了20世纪流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中，所有这些思潮“不管它们是否喜欢，不管有什么样的哲学根据与政治效果，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冲击了马克思的本体论根基……这种思潮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理论，因而忽视或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正是唯物主义自然观造成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真正的根本分歧。不把握这一点，就弄不清哲学上的争论，例如有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做出清晰的阐释……缺乏真正的实践的基础，缺乏具有本源形式和模式的劳动的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也会走向其反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思辨之中”。卢卡奇的“检讨”是否迫于政治压力违心写下的呢？正如杰姆逊2005年转变的立场那样，卢卡奇在1960年代与他40多年前的《历史与阶级意志》判然相反，他最后未完成之遗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把本体论分为自然存在（也称为“第一自然”）本体论与社会存在（“第二自然”）本体论两大块，前者为后者的基础。这表明他的思想转变也像杰姆逊那样是自觉的、由衷的。也正如当年马克思历经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从这一点论，我国当前某些追随者们完完全全是大倒退。

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以上的争论涉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哲学思想究竟是“等同”“差异”还是“对立”的关系。这个问题同样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古老的公案紧紧扣在一起的。

俞吾金指出，在对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认为两者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差异的“等同论”，另一种是“对立论”，他提出第三种见解是“差异论”，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都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却存在着差异”。应该说他提出的“差异论”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等于俞先生所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差异的内容是正确的，并且在具体论述中俞已完全背离了“差异论”而走向了“对立论”。俞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说成“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不仅批判了恩格斯也旁及马克思。马克思能够同这种唯物主义合作终生岂不表明他自己也“以某种方式退回到《提纲》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立场上去了吗”？这种差异论掩盖下的对立论使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一方面在那里批判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同时又与另一个直观唯物主义者在同一战壕作战；另一个，一方面称批判直观唯物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同时又在那里搞直观的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两个“伪善者”在那里共同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运动。我们不禁要问炮制者是否也会对这样一幅漫画之荒诞无稽感到可笑呢？

恩格斯不仅在马克思在世时始终与他并肩作战，并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大量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包括《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1892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德文版书名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精到的总结与阐发。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已经开始盛传关于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的流言。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思想界许多人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妄加评说，加之一些无知文人及幼稚大学生的起哄，但主要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哲学思想界斗争的激烈，如杜林分子的推波助澜，等等。纵观这场思想斗争，1868年1月到3月间，在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已经开始酝酿对杜林的批判。在1876年5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不学无术和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1876年到1878年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摩根的《古代社会》，其间他俩通过书信商讨对杜林的论战，马克思特地为《反杜林论》写了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在这中间，1873年恩格斯还批判了毕希纳等的庸俗唯物主义思想，这个动机发展出的一些篇章后来在苏联被整理为《自然辩证法》一书。1886年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版，其中关于自然科学对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意义与以上著作都是一致的，这些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马克思熟知并大加赞许。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详细地谈到了他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他写道：“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马克思在1876年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恩格斯正在进行的比批判杜林的“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正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时特劳白博士声称制造出“人造细胞”，马克思关注此事，1877年在信中向弗罗恩德索取有关著作的目录，称：“这对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写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然而，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们不顾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硬是要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19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党内和党外的唯心主义以及庸俗唯物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一如既往站在同一战线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方面忙于整理他的遗著，同时站在捍卫马克思思想第一线，继续与错误思潮斗争，所以自然会给自己招来大量的攻击。这些攻击的重要策略之一便是在他与马克思的哲学之间制造对立。188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那年，恩格斯正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4月28日，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就写道：“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

直到1910年，波兰人斯·布尔楚维斯基出版了一本《反恩格斯论》，把“实证主义”的恩格斯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加以区分，并提出应批判恩格斯以保卫马克思理论的纯洁性。所谓恩格斯的“实证主义”也正是以恩格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揭示自然界本身辩证规律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次问世，由于该书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气息使“反恩格斯”论在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之“重新发现”中达到新的高潮。在这桩旷日持久的公案中，一个世纪以来“多得不胜枚举”的小品文，乃至像布尔楚维斯基这样一些无名之辈的造势逐渐沉寂了下去，他们的遗产又以“重新理解”“思想开拓”“学术创新”等名目在中国浮出水面。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发现”和“重新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以类似“清君侧”的战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把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中甩掉，以将马克思人本主义化和实践本体论化纳入唯心主义轨道。

我们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没有写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没有写《法兰西内战》，等等，如此差异可以举出很多，但不是像俞吾金所描述的那种“直观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对立式“差异”。马克思没有写过恩格斯那些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著不等于他没有同样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立场，这在我们前面引述的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关于对立统一原则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的论述就证明了这一点。反言之，如果我们要求马克思也完全像恩格斯一样地关注自然科学，也写一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那不就“等同”了吗？那不也就意味着不“等同”就“对立”而不存在“差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