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香港身份认同的重要成分

一个“民族”，只有在一个人群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时才真正存在(Tajfel 1981: 22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分析民族认同的基础。安德森将民族描述为一个由其拥护者主观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宗教和时代的想象而形成的构建。这些价值观由资本和通俗语言——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扩张而不断巩固和修正 (Anderson, 1983)。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领土性的共同体以及某种形式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如前文所讨论的，身份认同的定义永远不是固定的，多种不同的标志被相应地用以定义某一种特有的集体认同，并使之区别于他者。无论如何，在多数情况下，某些认同标志倾向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相对稳定。这些标志包括族群起源、语言、本地文化和依附领土等。

大约95%的香港人在种族划分上属于华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广东人(Hong Kong statistics, 2008)。其余5%的人口包括南亚的信德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和越南人。也有一定数量的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人，主要在香港的商业和金融部门工作。尽管香港具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但最为主要的两种语言是粤语和英语，代表着来自中国南方的绝大部分移民和殖民地统治。这种双语状态使得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并在某种程度上将“香港语”与广东省所通行的粤语区别开来。香港的特殊性使得其通用语言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语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混合”语言 (Abbas, 1997: 28)。语言融合的特殊性被视为“香港族群”在语言学上的统一。粤语的变异形成于“二战”之后，主要由几个原因造成：第一，香港与中国内地边界在战后关闭，这使得绝大多数香港居民无法再与内地进行日常接触。第二，以殖民地和精英为基础的英语经过几十年的英国统治逐渐与本地粤语混合。第三，香港在这一阶段经历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革，而其发源地——广东在当时则基本完全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从1963年到1991年，香港经历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快速扩张，其间8所具有学历授予资格的教育机构得以建立，而粤语正是授课的主要语言 (Hong Kong Yearbook, 1996)。直到香港回归之后，由于来自中国内地移民数量的增加，以及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汉语普通话才逐渐进入香港。

现代工业经济、共有语言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都对香港的文化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语言的融合也反映在通俗文化之中。香港具有多种亚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混合。这一融合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熟，彼时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运动的繁荣提供了空间 (Chan, 1994)。本地媒体通过粤语进行传播，加强了共同体意识及其独特文化，通过一种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和参与的形式巩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 (Chen, 1995)。20世纪80年代，科技和大众传媒发生了重大变革，年青一代也开始从本地文化中吸取新的因素。“当香港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它就与中国文化逐渐脱离……并开始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化认同”(Johnson, 1994: 674)。香港电影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就是这种独特文化认同的象征 (Lou, 1995)。这一阶段香港电影的特点之一就是港式粤语的表达方式。而这些电影多以香港为对象，或者电影类型本身就产生于香港，比如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电影。这些本地制作的电影可以被视为是香港认同的一种表达(Abbas, 1997)。

尽管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自移民，在最初并不能形成以领土为纽带的认同基础，但当居住在本地的移民数量逐渐增加，社会和家庭网络得以重新建立。当社会网络更加根深蒂固，属地认同也得以增强。社会稳定性的增加也得益于高度的经济稳定，这与彼时中国内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属地关联在下一代人在香港出生之后得以进一步加深。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尽管与内地出生的父辈或祖辈的家庭联系仍然存在，但香港是他们能够认同的唯一属地 (Miners, 1998)。这种属地认同又被香港所处的地理政治学位置所加强。“资本主义”对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我们”对比“他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