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90年代与2008年危机：全球社会巨变与理论发展新动向

我们的现实出发点是与资本主义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是个风云激荡的世纪，其中，世界社会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在世纪初大规模地展开，到了世纪末则进入低谷。“社会主义问题”曾是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问题”的一个辩证的立足点，而苏联、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全球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谷，这种“辩证结构”的崩塌，使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弹冠相庆、欢呼雀跃——但是，法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居伊·德波1992年在其《景观社会》第三版序言中指出：

 

1991年人们感受到的景观现代化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苏联的彻底解体……在《景观社会》里第111节中，我们仅仅证明了最终将被爆破的苏联衰落的第一个征兆，并展望了总有一天将会在计算机芯片记忆中被抹去的这一世界社会的早期消失 (正如我们现在所指出的那样)，并提供了一种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明显的、精确的战略评估：“归根结底，建立在官僚政治神秘性之上的伪社会主义全球联盟的碎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是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一切似乎都正在印证着德波的天才预测：“9·11事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等等，在欢呼资本主义似乎大获全胜的乐观主义者头上不断大泼冷水。加拿大学者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与德波有相近的分析：“那种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危机的假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资本主义必胜论盛行时期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程——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空间”。再如日本社会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也透露了类似的心路历程：“我写作《跨越性批判》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苏联圈崩溃之后。我曾经是对前苏联持批判态度的新左翼成员之一，但当它崩溃之际，却产生了复杂的心情。那时，我发现新左翼依存的正是前苏联的存在，这很有讽刺意味。它的倒塌不仅使旧左翼难以生存了，更使得以为只要批判前苏联就可以了事的新左翼感到了窒息”, “一直以来，我对共产主义或未来社会并没有做什么思考”，但是，“到了1990年前后，在后现代主义高呼一切理念已然终结的大合唱中，我开始感到有必要对 ‘共产主义’这一理念加以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中文版前言，页1) ——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挫折，这会激起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兴奋，但也会激发起另一些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新的批判热情——这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理论界所传达出的一种重要信息。

与全球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相伴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当代重要的理论潮流后现代主义、 “文化研究”也似乎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柄谷行人兼具自我解剖地反思道：

 

被冠以解构主义或者知识考古学等各种名称的上述思考——我本人也曾是其中的一员，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众多人和国家的时期才具有一定意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思考已然失去了冲击力，成了单纯为资本主义自身的解构运动而辩护的东西。怀疑论式的相对主义、多语言游戏 (共识)、审美化的“当下肯定”、经验论式的历史主义、重视非主流文化 (文化研究) 等等，已经失去了当初具有的摧毁力而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如今，这些思想理论在经济发达的各国其最保守的制度当中受到了认可。针对合理主义，这些思想理论强调的是经验主义思考——包括审美的优越地位。(日文版序言，页4)

 

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曾有的批判锋芒顿失，乃至由批判而转向维护资本主义——对此伍德也有相近分析：“然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了”, “左翼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受 ‘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也只是寄希望于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间大多为局部和特殊的反抗”, “‘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让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 ‘宏大叙事’的敌意。但是，如果把这种敌意扩展到那种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阻止这些思潮把‘市场’作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它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 ‘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 ‘宏大叙事’—— ‘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后现代解构主义试图使一切碎片化，而作为资本主义的“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的市场体系却岿然不动、完整如初，因为后现代主义对话语解构乐此不疲，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市场经济规则熟视无睹——用后现代主义常用的话语来表述，抵抗、解构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本身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恰恰存在共谋关系：解脱了“所指”等一切压制、束缚的“能指”话语的无度蔓延，其实不过是解脱了一切社会制衡的“资本”无度扩张的绝妙镜像而已。伍德还指出，受后现代解构主义影响，左翼理论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 ‘身份’文化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即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那么，(以 ‘后现代’方式构思的)‘文化研究’和其他为后左翼所偏好的事业则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于资本主义各个片段的缝隙之间，尤其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页1~2) ——同为社会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整体性而以“物质生产”为立足点，而“文化研究”则反整体性并把立足点移向“学术研究领域”——这也正是“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主义”倾向的重要体现。

我们关注的另一个时间点是“2008年”。该年爆发了一场肇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与传统资本主义“物质化、实体化”的“剩余劳动时间”(Materialized surplus labor time) 所造成的“产品过剩”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可称为“符号化”的“剩余劳动时间”(Sym-bolized surplus labor time) 或剩余财富所造成的“符号过剩”的危机。“剩余劳动时间”的“符号化”治愈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饱胀症，却带来了新的饱胀症，即“符号过剩”所带来的饱胀症——这表明当代消费资本主义并未完全克服自身的内在对抗性。我们强调，这种“符号过剩”不仅发生在“金融领域”，而且也发生在“生产领域”即艺术文化符号生产领域——而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领域的“符号过剩”皆是建立在“剩余劳动时间”的符号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把物质生产创造出的“剩余价值 (剩余财富)”重新投入物质生产之中去，使“自由时间”重新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而这种“物质化”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成为“自由时间”的对抗性的存在形式——同样，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时间”的“符号化”并不就意味着“自由化”，或者说并不就意味着转化为真正的“自由时间”了，存在于商业化文化生产中的“符号化”的“剩余劳动时间”依然是“自由时间”对抗性的存在形式，就是说，这种“符号化”的“剩余劳动时间”，依然不是供人自由发展的时间。因此，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符号化”的“剩余劳动时间”所体现的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性。

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经济危机突出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主流经济学只从金融、信用的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我们则强调包括艺术在内的所谓“文化”对当代经济也有虚拟化的作用，所谓“文化产业”或所谓“符号经济”其实也是一种“虚拟经济”。金融、信用领域的财富游戏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创造的剩余财富的基础上的，金融、信用等会使这种剩余财富虚拟化，而虚拟化对剩余财富又会进一步产生“放大”的作用——我们认为“文化符号”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所谓艺术文化符号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就与此相关。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追逐在“量”上尽可能“大”的财富，至于这种财富在“质”上是虚拟性的还是实体性的是无关紧要的，而虚拟化无疑可以使财富在“量”上之增“大”的速度更快，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地就存在着试图脱离实体性的物质生产的倾向——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揭示：

 

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本身就存在虚拟化的倾向：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 =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虚拟资本的，该卷指出：银行利息、地租乃是对实体性企业的利润 (剩余价值、剩余财富) 的分割，而在金融领域流转的剩余财富又存在被不断放大的倾向，反过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把物质生产、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财富更多地吸附到金融领域、虚拟经济中来——回到一切价值的最初源泉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结构中来，处在物质生产中的“剩余劳动时间”可以说是一种“物质化”或“实体化”的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财富，而流转到金融领域的“剩余劳动时间”则是一种“虚拟化”的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财富——我们强调：在当今世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企图不用生产过程 (实体经济) 作媒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已传染到文化精神生产领域，当代高速扩张的“文化产业”“符号经济”具有与传统金融业同样的功能：越来越多地吸附由物质生产、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财富，并使之虚拟化进而在虚拟化中被过度放大——而这种剩余财富最终的根本源泉依然是物质生产中的物质化的剩余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将这种流转到文化产业、符号经济中的“剩余劳动时间”称之为“符号化”的“剩余劳动时间”(Symbolized surplus labor time)，当然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剩余价值、剩余财富，而这种符号化跟金融业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虚拟化一样也具有流转、分割财富的功能，比如所谓“品牌”经济：产品的包括品牌、设计、技术标准等文化性部分由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而产品的实体性部分由不发达国家生产，然后各自获得各自“应得”的利润——西方资本主义会竭力宣扬这种国际分工的合理公正性，而只有从“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才能揭示西方发达的“符号经济”对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财富的分割这一现实。“符号经济”挤压“实体经济”的剩余财富主要是这样实现的：产品所谓的“附加值”不断提高，相对地，产品实体部分的价值不断降低。附带要强调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早就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随着中国国内文化产业、符号经济的初步发展，国内一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认为要对劳动价值论有所调整、修正乃至完全抛弃——我们强调：坚持劳动价值论 (“价值”首先由直接的物质生产创造，然后向其他领域流转等等)，对于认清当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等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归根结底，建立在官僚政治神秘性之上的伪社会主义全球联盟的碎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是不祥之兆”——2008年由美国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德波20世纪90年代说过的这句话已成谶语。从现象来看，危机以来，据说马克思《资本论》在西方再度热销，欧美许多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被许多人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或“金融社会主义”色彩，如此等等——或许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现象太当真，但是显然一些人因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所产生的兴奋劲儿受到一定的抑制。

我们关注的是美学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的交汇：作为美学研究重要对象的艺术具有符号化、虚拟化的特点——而与所生产出的“物品过剩”危机相比，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很大程度是一种“符号过剩”的危机，或者说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过度符号化、虚拟化这种“财富流转”方式的新变化密切相关，这场危机表明：由高速的“符号流转”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及“财富流转”依然不能摆脱内在的对抗性——这为我们从审美文化哲学展开研究提供了契机。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其间在各种传媒上高速流转的也是经济学专家们相关分析的话语，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也是短期的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说这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层原因的话，那么，那些深层原因就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应该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坏事转化成好事的关键是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没有这种反思，头疼治头，脚痛医脚，仅仅仰赖金融、经济上的短期刺激策略，或许经济发展会重新复苏，但全球经济如果还只是回到原有的旧轨道上高速发展的话，危机早晚还会重蹈覆辙，而人类对全球经济震荡的承受力绝非无限的。从中国的本土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的复苏希望仅仅寄托在美国人重拾过度消费的信心以拉动我们的出口，我们将只会回到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或者我们艳羡美国消费社会的“符号经济”，把我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定位为美国式的“符号经济”，我们同样也将重蹈美国之覆辙。

深刻的反思要求拓展反思的历史长度，即，将2008年危机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加以审视，在已有相关分析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场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 有密切关联。经济学专家们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在全球蔓延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经济危机 (所谓“大萧条”)，并分析了那场危机与当前危机的异同。一般地说，20世纪的那场危机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生产过剩”有关。从资本主义的生长史来看，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必然产物，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巨量的剩余物品而又将其重新投入物质生产之中——吞咽下它不该吞咽的东西，这会撑破资本主义的肚皮并最终使之彻底崩溃——但这为什么并没有发生呢？因为尽管非常不情愿，资本主义还是把剩余物品从物质生产中部分地游离出来用于消费，并使文化符号消费取代物品消费成为消费的主导方式，从而成功治愈了生产饱胀症——也正是通过推行消费主义而把工人大众也纳入享乐主义的符号化的消费体系中，资本主义不仅艰难地躲过了毁灭，而且似乎被注入了一剂强效兴奋剂，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了。摆脱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又一黄金期——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少是暂时中断了这一黄金发展期，资本主义克服了过去的“物品生产过剩”，而今天的“符号过剩”或许正是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一种新表现——这是对这场金融、经济危机进行反思应注意的一个着眼点。

深刻的反思也需要一定的现实广度，而在这方面，审美文化哲学可以有所作为。肇自美国的2008年危机源自美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所触发的金融创新所产生的过多的金融衍生品的危机，这种产生自“虚拟经济”的危机又祸害全球“实体经济”，大致说来，这场危机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经济的过度“虚拟化”相关，而这种过度“虚拟化”当然首先与过多的金融衍生品相关——但是从更长的时段与更广的范围来看，显然金融衍生品、信用投机并非使经济虚拟化的唯一因素，从审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包括艺术在内的所谓“文化”也是使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尤其明显。因此，使当代经济虚拟化的力量，不仅仅来自金融，同时也来自所谓的“文化”，而使经济虚拟化乃至泡沫化，似乎成了当代“文化”非常突出的功能——这对以“文化”或“符号”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人文学者或许应有重要启示乃至刺激：对于艺术文化符号融入经济而形成所谓的“符号经济”“文化产业”“奢侈品牌经济”等等，我们的人文学者抱有过度高涨的热情，现在是否应停下来作一些冷静地反思呢？在全球金融风暴中，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竟然由“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迅速跃升为“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这种现象难道对我们毫无刺激？在一个过度“文化化”的时代，除了批评种种社会现象外，以研究“文化”为职业的人文学者还应有充分的自我反思乃至自我批判的能力。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但是，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更需要一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人文学者应该有所作为。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经济与文化交融进而经济过度文化化、符号化及图像化等特点，我们后面再作讨论。我们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与经济虚拟化密切相伴的是财富的流转，或者说“虚拟经济”具有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当美国虚拟经济处于正常运转中时，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及各种贸易规则等把全球所创造的很多实体财富“转移进”美国，而当如虚拟经济碰到问题如2008年危机时，美国同样通过美元等金融、贸易规则把危机“转移出”美国而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实，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所谓“文化”的转移财富的作用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欧美许多大跨国公司的产品，其“品牌”“技术标准”“设计”等具有文化性的部分之生产属于欧美，而产品的实体部分之生产则往往被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实体财富就通过“品牌”等而被转移到发达国家。再比如，中国的一些富人往往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财富，他们获得的可以说首先是“实体财富”，而通过购买西方国家的所谓文化性、符号性特别强的奢侈品，这种实体财富就被转移到西方国家——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通过“文化”进行的财富流转，绝非只是一种经济或文化现象，同时还产生非常重要的“政治后果”。据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4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统计显示，中国曾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在金融危机中竟然提前跃升为第二奢侈品消费国——以此来看，中国会成为文化符号之“消费大国”，但不是文化符号的“生产大国”——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尖锐指出：

 

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状况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从而产生了一股把消费者需求引向高价商品或奢侈品的强大引力。这是一种特别具有潜在危害的倾向，因为许多高价商品或奢侈品都是发达国家的常见商品，并且也已经成为贫穷国家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习惯。由于高收入少数群体把发展资源引向了特权阶层消费，因此社会差别会被扩大，而且与贫困相关的紧张关系又有可能会因为与明显的福利差别相关的紧张因素而进一步恶化。人民很快就会意识到经济发展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少数人。

 

对于文化性的奢侈符号 (品牌) 消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急速扩张，总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辩护词，比如会拉动经济发展等等——但是也让我们听听加尔布雷思上面的分析吧：即使承认扩大奢侈符号消费有积极的“经济后果”，我们也不要忽视奢侈符号消费无度扩张造成的“财富流转”及其负面的“政治后果”！

再从中国内部来看，所谓“文化”在“财富流转”中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重组，首先表现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相对退于次要位置，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则相对日益凸显出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双向交融过程，即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而“文化”在90年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中更突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文化化”过程中：首先在生产环节中体现为工业设计的投入和产出的增加，其次在营销环节中突出地体现为广告投入的迅猛增长 (央视每年不断攀升的广告标王上亿的广告费可以充分显示此点)，最后在消费环节中体现为非实用性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增加——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工业设计技术的落后，中国经济的文化化恰恰主要体现在广告营销和消费两个环节中。改革开放以来广告的发展史，可以说最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经济文化化的发展历程：今天再回想80年代凡广告皆以“实行三包，代办托运”结尾的情形，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当今中国广告业大概是已与国际接轨的重要行业之一。而且在经济的文化化过程中，中国人还颇多独创性，据研究世界当代艺术的学者称，中国房地产业中设计越来越精美和艺术化的“售楼处”就颇能显示中国人的独创性。经济的文化化总体来说是经济向更高层次转型的重要标志，其总体意义也因此是积极的，但是从全球化背景并充分考虑中国当下的实际来看，其产生的消极后果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包括广告费在内的促销投入的增加，相应地就压缩了实体经济直接从产品制造获得的利润，从整体上看其重要后果就是在使经济“虚拟化”。另一方面，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消费者凭直觉就能意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额的广告费最终是由消费者埋单的，投入颇大的近乎艺术品的“售楼处”最终只会加重“房奴”们的负担。以此来看，在经济的文化化过程中，“文化”实际上拥有了使经济“虚拟化”及财富再分配等新功能，并会衍生出一定的政治后果——这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

进入成熟消费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已高度文化化、符号化，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颇艳羡西方的符号经济，也不加分析地鼓吹、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符号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我们要追问的是：符号经济的飞速膨胀在发展中的中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符号经济确实已在为我们GDP的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基本现实是：我们现在是产品贸易顺差的大国，同时也是文化贸易逆差的大国——而且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有明显的改善，比如发达的欧洲国家都自感在“文化产业”上很难超过美国，难道我们中国真的就可以创造奇迹？这种状况的后果，用极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国文化产业赚的主要是中国人的钱，总体上还没有赚到外国人的钱，并且外国的文化产业还在更多地赚着中国人的钱——说得尖锐一些，我们的许多文化产业不是在赚钱而是在烧钱，而烧钱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由“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财富的攫取过程——前已指出，这其中“文化”具有了财富再分配的功能。经济的文化化、符号化同时也是经济的“虚拟化”，而“文化”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就表现为：使社会财富由“实体经济”及其从业者更多地流向“虚拟经济”及其从业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必然带来社会各阶层关系的重组：营销环节中广告费的极速增长，相应地就会减少生产领域利润的增长，并且尤其会阻碍生产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这实际上最终也对贫富分化有重要影响。“虚拟经济”不直接消耗自然资源，但通过对“实体经济”的控制，“虚拟经济”的无度膨胀也会给社会发展增加生态压力——这方面著名社会学研究者黄平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一个问题、一种思路》一文有深刻分析：

 

消费主义文化向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的前提，一个是大商人、商业集团和包装他们的大广告业的结合，另一个是广告业和媒体的结合。他们不断制造出何种诱人的生活方式和欲望……这种东西，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要命，那就是人均自然资源或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稀缺。

我们与先发国家的主要区别是：我们的矛盾主要靠自己内部消化。而先发的国家，基本是内部矛盾向外转移。

 

包括广告业在内的符号经济无节制地扩张，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压力 (贫富分化) 和生态压力——同时西方消费社会无度扩张的符号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地被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膨胀是建立对他国的“实体经济”的控制与盘剥基础上的，因此其产生的恶果也会部分地向外转移，我们的“虚拟经济”“符号经济”能以何为基础？经济过分虚拟化、符号化产生的恶果我们能转嫁给谁？

在当今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的弊端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而文化市场化 (产业化) 的弊端则远未引起包括文化人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足够警惕；同时，2008年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了金融业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危害，但似乎还很少有人充分意识到所谓“文化”在经济虚拟化中的作用及其产生的相近的社会危害。后面将指出，日趋庞大的所谓“服务阶级”的兴起，乃是西方经济向更高层次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经济也已开始这种转型，包括广告人在内的新媒体知识分子作为“服务阶级”也在迅速崛起，这一新阶层游走于文化与技术、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市场之间，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社会中应加以充分关注的一个新阶层：他们也是经济虚拟化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是文化化、符号化的奢侈“品牌”产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他们的社会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后果，也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及生态后果。

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只有作全面、深入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分析，我们才能辨析其中哪些是挑战、哪些是机遇。关于此次危机的成因，极表层地看，是由次贷危机造成的，好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稍微深入一点分析会发现，还与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弱化有关，金融业不加节制的所谓创新使经济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于是格林斯潘出来认错了；再进一步，许多人将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大行其道地鼓吹市场自由化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我们以上的分析试图指出，此次危机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化新的内在对抗性密切相关，因此，解决的路径也就不能只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等单纯经济方面的策略。面对危机，有人说美国在“社会主义化”，而萨科奇等欧洲领导人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概念——似乎正与此针锋相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印度裔美国人阿玛蒂亚·森新近写了一篇评论《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指出：“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 ‘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如果不深入对市场经济能力的局限性乃至内在对抗性的反思，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就还是比较肤浅的；仅仅仰赖市场自我调节难以走出当前危机，同样仅仅仰赖金融监管、贸易保护等经济手段，也不能很好地从深层解决当前危机。此外我们还要看到，这场危机的后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一方面它会在社会关系中形成许多冲突 (穷人失业、生存受威胁等等)，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减速、消费 (汽车、能源如石油等等) 减少所形成的或许是“积极的”影响是：人类对自然的生态压力也随之相对降低了；而如果单纯仰赖再次刺激、放纵过度消费来使全球经济再度高速发展，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冲突或许有所缓解，但全球生态压力必然重新随之加重，并最终还会反过来加剧全球社会冲突。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学会在危机中找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2008年危机与消费社会经济过分“虚拟化”“文化化”所造成的“符号过剩”相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消费社会依然是个物品过分堆积、高速流转的社会：物品在不断地被大量消耗，因此也需要不断地被大量生产出来——而消费社会的这两面是割裂的：商品本身的物质性的部分主要是由不发达国家 (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蓝领工人) 生产的 (实体经济)，而商品的“文化性”“符号性”的部分则是由发达国家生产的 (虚拟经济) ——通过技术标准、商品品牌及种种贸易、金融政策等等“虚拟经济”策略，西方发达国家会竭力维持“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国际分工”：把“物—符”中的“物”的部分交由不发达国家来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所谓“符号经济”及各种品牌神话、金融神话等，我们应始终保持足够的警醒。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发现使自己的经济发展依赖出口是有问题的，作为针对这一问题的调整，“拉动内需”就不仅是我们应对当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战略转向。在笔者看来，当前危机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是如何处理好中国内部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中国确实存在金融创新不足；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如果说美国经济过度文化化的话，中国经济的文化化确实还不足——产业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对经济过度虚拟化可能形成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后果，我们始终应有充分的认识和保持足够的警惕。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应成为审视所谓“文化”的功能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不可忽视的重要坐标系。

阿玛蒂亚·森对“新资本主义”论的批评告诉我们，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绝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走出当前危机并在未来尽可能地避免类似的危机，就不仅需要一场国际金融体系等经济方面的变革 (尽管这方面的变革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也需要一场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如果说美国国内三分之二的富裕人口在“制造”另外三分之一人口的贫困的话，那么，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丰裕”同样在“制造”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发达国家会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竭力维持这种状况。如果说保持“不均”是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的话，那么资本的全球化就必然要求保持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没有这种不平等，资本增殖就会失去动力，或者说只有保持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均”，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才有利于西方跨国资本的增殖。因此，总体来说，资本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不可能克服而只可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从而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冲突，解决全球社会冲突必然仰赖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正如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曾发生的情形那样。而且，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以社会制度驾驭 (当然不是“消灭”) 资本，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冲突的关键。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市场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已显得非常迫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机遇或许是在为改变旧有国际关系格局提供了某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充分利用这次机遇的话，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等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上，也要充分重视国际政治乃至文化格局的改变——在这场广泛的大变革中，人文学者或许可以有所作为，前提是人文学者本身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