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区治理重心转移难题

单位社会终结后，原本由单位“代办”、“代管”的诸多事情开始回归本位，企业管生产、学校管教育、社区管服务，单位成员开始向社区成员转变，单位人逐渐过渡为社区（社会）人。“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表明社会管理的重心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移。这种转变和转移，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离不开社区的善治。实现社区善治，就要在社区治理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治理重心从“单位”到“社区”的转移，着重从提升社区管理者素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以及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等方面入手，积极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然而，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因为社区管理制度的滞后与执行困难，时常存在诸多的治理困境。以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为例。国务院通过的《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同时，按照规定，业主大会有选聘、解聘物业服务公司的权力。但是，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业主委员会解聘旧物业、聘请新物业后，新老物业公司因为“交接”而造成小区事务无人管、物业服务真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以长沙市为例。近年来，长沙市多个小区出现业委会与旧物业终止服务后，旧物业拒绝退出、新物业无法进驻的情况。

案例1: 2014年底，长沙格林星城小区业主大会投票决定，终止与物业公司续约。业委会原定于2014年12月31日进行新老物业交接，但旧物业以小区的账务没有结清为由拒绝撤离，新物业公司至今无法接手。

案例2: 2014年6月3日，长沙星沙彩都小区新旧物业交接不畅，导致业主遭殃，短短三天，小区就接连发生水管爆裂、水电不通和设备故障等情况，小区门口的垃圾恶臭也令业主叫苦不迭。

案例3: 2013年1月1日，长沙市岳麓区欣胜园小区旧物业宣布自当日起停止服务，但以不少账目没有结清为由拒绝搬走，导致新物业无法进入，小区里的垃圾也无人处理。9天后，新物业看小区脏乱差情况严重，派保洁人员进入打扫卫生。此后经过近2个月的协商，旧物业才撤出小区，但账目至今没有结清。

案例4: 2012年9月4日，长沙开福区竹满人家小区业主发现，保安没了，垃圾成堆，水电费没处交，乱成一团。老物业在新物业未进驻的情况下，按自己公布的时间撤离小区，并带走了从业主手中收上来的数万元物业费、水电费。

上述小区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东家和管家最终成“冤家”的现象在当下商品房小区治理中并不少见。一些新型商品房小区，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随意占据公共用地、改变公共用地用途、违规收取停车费、擅自提高物业费等诸多物业管理乱象有着诸多不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暂时隐忍下来。商品房小区治理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当下社区治理重心转移不成功。

在单位制社区时代，国家治理资源大多集中于单位，单位对单位成员的管理也就是对社区居民的管理，单位资源与社区资源合一。也因此，国家治理资源能够下沉到最基层，可以惠及广大单位成员。但是，单位社会解体后，国家治理资源只能达到街道或居委会层级，而在以商品房小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中，参与社区治理的又往往是物业公司等市场主体，他们依靠的是市场运作模式，能否赢利、有无赢利空间成为其开展社区治理的重要考量因素。一旦社区治理中出现种种矛盾或问题，作为占据优势的物业公司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常常会出现“要么业主没法炒掉物业公司”，“要么物业公司被炒掉了也没法顺利对接”。如何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资源下沉，使得基层社区治理更加顺畅，这是加强陌生人社区治理需要思量的重要问题。

总之，搞好陌生人社区治理，毫无疑问需要转变治理方式，将重心从过去的对单位的治理转移到对小区的治理上来，以适应“单位人”到“社会人”的社会结构转变，以防社区治理出现“真空地带”。适应社区社会性质的变化，实现社区治理重心转移，就要推进国家治理资源下沉，充实社区治理资源，防止因过度市场化或过度资本化而出现“市场失灵”和“资本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