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中的这句话，形象说明了孔子在泱泱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温故而知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儒学，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研究《论语》，坚持和发扬其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优良传统，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语》与“五经”相比，虽然是“传”“说”之属，却具有特殊价值。赵岐《孟子题辞》说：“《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对于后人把握“五经”的文化精神和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与《论语》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奉为主流思想，《论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源。《论语》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是由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决定的。

一 《论语》成书过程简说

关于《论语》编纂成书的年代，古今学者提出了种种见解。由于文献不足征，始终未见有人能够精确考定，但应当说古代学者已经窥见史实的梗概。

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向语：“《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所引刘向之语的来源，今不可知。有学者推断出自刘向校书时所撰的《别录》，可备一说。王充《论衡·正说篇》：“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两汉学者的这些意见，都不详所本，也可能原无所本，只是据《论语》本身作出的分析。就《论语》的全部文字看，如刘向所说，主要是记录孔子的“善言”。可是，《论语》中也有记述人物活动的文字，所以，王充的见解对刘向之说具有完善意义。孔子周游列国，长期讲学，《论语》所载孔子与人交谈的内容也未必有专人长期司记录之责，故赵岐、宋均认为《论语》是众门人汇集孔子言论、行事而成。这些见解，应当说已经指出了《论语》内容最初萃集的大概情形。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叙述，论孔子交谈的对象，兼顾“弟子”与“时人”；论谈话资料的积累，兼顾亲历其境与间接闻知；论成书，认为有内容由分散到集中、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严格说来，《论语》中有少数段落的言谈主体并不明确，但是，可以大致理解为孔子或其弟子。因此，《汉书·艺文志》的这一表述是可以信从的。

孔门弟子何时汇编孔子言论、事迹而成书？有学者认为在孔子卒三年之际。这一看法，因缺乏坚实的证据，难称定论。如果说在孔子去世之后数十年间，其门人因传播师说、讲学授徒的需要而编纂《论语》，可能更为圆通。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学者也多有探讨。郑玄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刘宝楠从其说。他说：“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

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魏宋均注《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这一说法也值得重视。虽然其中明显羼杂了西汉今文经学的观念，以孔子为“素王”，强调《论语》中有微言大义，此类说法兴起稍晚，先秦时期无有；但是，以子夏列《论语》编纂者之首，比较可信。

首先，从孔子与子夏的年辈差异看，子夏有可能掌握其师与同门的生平与思想资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年辈既晚，不但可以得知孔子言行，也可以获悉孔子死后其弟子的言行。

其次，从子夏的学问专长看，他有能力编纂《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是说，子游、子夏的突出长处在于文学一门。《史记》又载，孔子修《春秋》，精心取裁，“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是以子游、子夏无从置喙来衬托孔子学问高深，其前提则是游、夏具有文学特长。孔子曾与子夏谈论《诗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认为，构成美貌的因素，天成为主，装饰为辅。子夏进而推论士人品格之美，以为言行循礼犹在德行高尚之后。这是子夏善于从积极、主要的方面对事物的意义作举一反三发挥的典型事例，所以，孔子称赞他适合解读《诗经》。这件事，也证明子夏确实长于文学。孔子对他发挥文学特长有特定的要求和期许：“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对两类儒者的界定是：“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从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的学术活动看，他能够遵循老师的教诲。《论语》行文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且饶有诗意，非长于文学者不能作，而子夏是孔子弟子中少数足以胜任者之一。

再次，子夏的政治际遇和学术活动使其有可能亦有必要编纂《论语》。《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贞《史记索隐》：“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馀则未闻也。”在孔子身后，其弟子宦游列国，子夏居魏，儒学最受重视。魏文侯亲受其业，贤士大夫亦多出其门下。《礼记·乐记》有子夏与魏文侯讨论音乐的记述。魏文侯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并请子夏说明，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子夏指出，魏侯所好为“音”（曲调），而不是儒家所谓“乐”，“乐”与“音”相近而不同。古乐有治世功能，而所谓新乐，如郑、卫、宋、齐之音则偏重于娱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他建议，“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注重以庄重严肃的音乐来教育、引导臣民。子夏的观念，与孔子所谓“放郑声”是一致的，并且可以用来解释孔子话语的内蕴。子夏在魏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应当归因于其授业内容之精博。他以本门经典教人，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总结、利用、传播孔门师弟的思想也必定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既有条件也有必要编纂《论语》。

最后，子夏是孔子之后儒家经传与学说最重要的传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毛诗》传授系统，存录两个分支。一是徐整所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苍子，薛苍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另一说是：“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两说都以子夏为始。《汉书·楚元王传》：“少时尝与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盐铁论》说：“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清儒汪中统计，《韩诗外传》引《荀卿子》以说《诗》者，计44处。既然《鲁诗》与《韩诗》也出于荀子，则与子夏也有学术渊源。应劭《风俗通》：“榖梁为子夏门人。”汪中指出：“《礼论》《大略》二篇，《榖梁》义具在。”《经典释文》叙《春秋》学源流：“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据今人马勇考证，此左丘明就是子夏。汪中认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没，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从孔子到荀子，儒家经传在其间最重要的传授环节是子夏。正因为从子夏到荀子，从荀子到汉儒之间存在紧密的渊源关系，汉儒对子夏的学术活动所闻较多，所以他们关于子夏主编《论语》的说法才值得重视。《论语崇爵谶》以子夏为《论语》的首要编纂者，当非凭空臆造之说。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论语》编纂与曾子及其门人子思关系最为紧密。唐明贵认为：《论语》所记时代最晚的事件是《泰伯》中的曾子之死。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享年七十岁。《论语》全书记曾子单独发表的言论有十二次，且一律尊称为“曾子”。可推想《论语》为曾子门人编纂。子思为曾子门下之佼佼者。“《大学》成于曾子之手，代表了曾子的思想。《中庸》成于子思之手，代表着子思的思想。在学术思想上，二者具有前后承接的关系，因此，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据《孔丛子·公仪篇》，子思所记其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故子思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存的孔子弟子所汇集的资料为底本，广搜博采，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辑补，编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这一看法也言之成理。

既接受子夏编纂说，又接受曾子、子思编纂说，似乎存在矛盾。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见解不能调和。康有为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代曾门记其启手足耶！”唐明贵认为“康氏所言虽不尽然，但他提出的证据已足以驳倒郑说”。其实未必。子夏与曾子一系完全可能各有纂述孔子言行的文本，再由后学合为一书。如刘宝楠所谓《论语》“语多重见”的现象，只有在汇编不同文本为一书时才会出现。

《论语》最初编纂成书之后，是否即题作本名，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从传世的文献看，最早是《礼记·坊记》称之为《论语》。其文云：“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坊记》多以孔子口吻议论。《隋书·音乐志上》载南朝梁沈约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的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照此推论，《论语》的定名时代似乎在《子思子》成书之前。但是，《坊记》这段文字在表述上有可疑之处，从上下文看“《论语》曰”云云是对“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的解说，不会是孔子的话语。若剔除此语，其叙述体式便与全篇吻合。因此，“《论语》曰”云云，当是后人注文被羼杂为正文。

探讨《论语》最初的名称，应当以西汉人对它的称名作为参考。西汉人提到《论语》，或称《论》，如刘向《别录》：“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汉书·张禹传》：“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或称《语》，如《尹文子·大道下》：“《语》曰：‘恶紫之夺朱，诬利口之覆邦家。'”此语见《论语·阳货》。《盐铁论·通有篇》：“《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立本末。”前一句本《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文。《盐铁论·授时篇》：“《语》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此文引自《论语·子路》。《论》《语》可能是记述孔门师弟言行且内容颇有异同的两部书。刘向所谓“合壁所得”，实指两种文本合二为一。

《韩诗外传》有三处言及《论语》这一书名。卷二：“《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舆之妻是也。”卷五：“《论语》曰：‘必也正名乎。'”卷六：“《论语》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按《史记·儒林列传》载：“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按韩婴老寿，至武帝朝仍在世。《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所以，《韩诗外传》称《论语》之名，实不能证明其确定在此之前。《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用《论语》之名，亦在武帝朝。

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王充所叙主要是东汉中期以前《论语》流传的情形。其中殊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点：其一，齐、鲁、古文三种版本的《论语》内容多寡及分篇不同。其二，汉世所传孔子弟子记录其师言行的文献篇目甚多。其三，古文《论语》因其文字形体古奥，西汉学者释读艰难。其四，汉宣帝时官方尚未认定其名为《论语》。其五，《论语》作为书名，最初由孔安国及其弟子拟订。

二 《论语》学的历史演进

唐明贵的《论语学史》将《论语》学的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两汉，为形成期；二是六朝，为发展期；三是隋唐，为中衰期；四是宋元明，为复盛期；五是清代，为总结期。这种分期大致符合实际，但是关于某些时期的断限，以及《论语》学成就与特征的总结，还可加以讨论。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论语》学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国至西汉中期，为《论语》编纂成书与传播扩散期。在孔子身后，儒家学派因孔门弟子散布四方而扩大影响。儒家后学基于传习孔子思想理论的需要而追记、整理孔子言行；孔子的再传弟子为了弘扬师说，兼记孔子门人的言行，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不同地区的儒学支派所掌握的孔门师弟言行的资料，因师承系统与区域文化的差异而有篇数与用字的差异。这些文本传至西汉，影响最著者有《鲁论》《齐论》。最近有学者提出，在文景之世，已经出现了传习《论语》的专门家。栗振风的考证结论是，《汉书·艺文志》叙述传习《论语》者数家，首举常山都尉龚奋，“龚奋为《论语》名家时，很可能在文帝时期。赵岐《孟子题辞》说文帝曾置《论语》等传记博士，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亦言：‘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故而，龚奋很可能即为文帝时所立的《论语》博士，《鲁论语传》或即为龚奋为《论语》博士时所撰”。

第二阶段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是《论语》学的繁荣时期。其时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治《论语》学者增多。《鲁论》有《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齐论》有《齐说》，以讲论义旨为主；《古论》有孔安国《古文论语训解》，兼及考据训诂，三者都自成一派。安昌侯张禹兼通《齐论》《鲁论》，“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这是《论语》文本的一次重要整合。东汉注家群起，今古并行，其主流是章句之学。东汉末，郑玄据《张侯论》，酌取《古论》而撰注，在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是《论语》学深受玄学影响的变异时期。首先，应当注意到汉儒《论语》学的传统在魏晋时期不乏衷心拥戴者。如卫瓘、蔡谟、范宁坚决抵御玄学对于儒学的渗透，不仅延续了《论语》汉学的命脉，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到了南朝宋、齐、梁、陈百余年间，恪守儒学而不杂玄言的《论语》学论著已经难以寻觅。其次，也必须承认，会通玄儒才是本时期《论语》学的主潮。何晏等人编撰的《论语集解》荟萃两汉注家之精华，消解了前人诠释过程中的分歧，是对汉儒之学的总结，与此同时，也不免羼入玄学理念。此后，会通儒道乃至援用佛理，成为《论语》学的主流倾向。如东晋江熙所辑十三家之说，玄学家占据多数。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在诠释体制上趋于细密，而兼综玄儒的旨趣不变。

第四阶段为隋唐，是《论语》学的转型期。颜师古的《论语》学以回归汉学、经世致用为其鲜明特色。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注重阐发儒家内圣之学，预示了《论语》学纳入理学轨道的趋势。

第五阶段为宋元明，是《论语》阐释以理学为重心的新阶段。邢昺的《论语注疏》剔除了六朝玄学家言，以汉儒经说为基础解释文本，并加强了心性之学的阐发。二程的《论语》学是理学成为《论语》诠释主流的里程碑。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是理学家《论语》学的经典之作。

第六阶段为清代，这是《论语》学的总结时期。以汉学为主要资源的《论语》考证取得超越汉儒的卓越成就，以宋学为主要资源的《论语》义理阐发相对而言未能取得突破。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清代《论语》学的集成之作。

本书以两汉至北宋的《论语》学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论语》学经历了多次转折，积累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其间《论语》学的演进，堪称经学思潮演变的标本。研究其成就与特色，对于总结经学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 汉代至北宋《论语》学史研究概述

1980年以后，大陆的《论语》研究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心。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大陆学者和港台学者共同开创了《论语》研究的新局面，共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论语》研究开始逐渐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研究领域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语》文本源流研究

有关《论语》文本源流研究的专著有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其对《论语》之名义、《论语》之命名、《论语》之编撰者、《论语》之主旨、《论语》之版本与变迁、《论语》之海外播传，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蔡尚思的《〈论语〉导读》对《论语》一书的重要性与杂乱性问题、《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论语》记录者问题、《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论语》的字数与代表作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述。相关的论文有朱维铮的《〈论语〉结集脞说》、黄立振的《〈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张伯伟的《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朋星的《〈论语〉书名之谜》、王铁的《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郭沂的《〈论语〉源流再考察》、张伟平的《〈论语〉若干问题论略》、刘义钦的《〈论语〉书名意义之我见》、李雁的《〈论语〉书名释义》、李万春和王跃明的《〈论语〉的命名及其他》、宫云维的《〈论语〉的编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孙钦善的《〈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敖晶的《〈论语〉释名》、杨朝明的《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王铁的《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张信的《论〈论语〉的主要作者》、邢云文的《〈论语〉编撰思想探论》、乐道的《〈论语〉新解——我国最早的教学档案文献汇编》、郭沂的《〈论语〉源流再考察》、史芳树的《〈论语〉成书的原因与其被御用的相悖》等。其中单承彬的《论语源流考述》是目前国内唯一专门探讨先秦两汉《论语》源流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论语》学出土文献研究

目前，《论语》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有李学勤、王素、陈金木、郝春文、李方、荣新江、刘来成、张涌泉、许建平、单承彬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其中，王素的《〈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李方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文（刘来成执笔）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四册“群经类《论语》之属”在学术界影响广泛而深远，成为《论语》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另外，对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论语》注本的研究，有李方的《伯希和3271号写本〈论语集解〉的性质及意义》，唐明贵的《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周文的《敦煌写本5. 6121〈论语郑注〉辑考》，韩锋的《几件敦煌写本〈论语〉白文残卷缀合研究》等。还有些文章在对出土唐写本的《论语》注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论语》的注释，如周远斌的《吐鲁番唐写孔氏本〈论语〉“道行，乘浮焚海”句浅证》，唐明贵的《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郑玄〈论语注〉探微》《关于郑玄〈论语注〉的几个问题》，陆娟娟的《吐鲁番出土唐景龙二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单承彬的《〈论语〉正义举隅》等。

定州汉墓竹简的研究成果有单承彬的《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陈东的《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李若晖的《定州〈论语〉分章考》，郑春汛的《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面貌》，赵晶的《浅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文献价值》，杨朝明的《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等。

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竹简研究，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和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的《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杨军、王楚宁、徐长青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

此外，还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以《论语》出土文献为题，刘晓霞《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相关问题探析》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入手，对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篇题中的“孔氏本”问题，何晏《论语集解》所引郑注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不一致问题，《论语郑氏注》的特色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郑玄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何永钦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专注于考证定州汉墓竹简属于当时流行的《齐论》《鲁论》《古论》中的哪一种。实际上，定州汉简《论语》底本属于不同的年代，是汉高祖时代整理口传《论语》而成的诵本，早于“三论”分立的西汉中期。

（三）《论语》注疏研究

对何晏《论语集解》的研究主要有唐明贵的《何晏〈论语集解〉探微》、黄帅的《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运华的《〈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宋钢的《〈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和张劲秋的《〈论语〉何晏注训诂研究》等。

对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望驾的专著《〈论语义疏〉语言研究》，论文《试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皇侃〈论语义疏〉中的佛源词》《皇侃〈论语义疏〉与汉语史》《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疑问句》《从语言上看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真实性》《〈论语义疏〉中新兴中古汉语疑问句式研究》，强星的《简析皇侃〈论语义疏〉的性情问题》，唐明贵的《皇侃〈论语义疏〉探微》，张文修的《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宋钢的《〈论语义疏〉“疏亦破注”举例》《〈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栗振风的《〈论语义疏〉仁论与玄学体用观》，张波的《皇侃仁论研究——以〈论语义疏〉为文献基础的考察》等。

对郑玄注《论语》的研究则有田春来的《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胡鸣的《郑玄校经取向之分析——以郑玄〈论语注〉“从古”为例》、启功的《试论〈郑注论语〉一则的牵强附会》、唐明贵的《郑玄〈论语注〉探微》《关于郑玄〈论语注〉的几个问题》、匡鹏飞的《〈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等。

此外对汉代《论语》注本的研究论文还有陈绂的《〈论语〉郑注与朱注的比较研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主要有王晓毅的《王弼〈论语释疑〉研究》等。

四 研究思路与学术方法

皮锡瑞总结学术兴衰的规律，认为：“凡学，有用即盛，无用则衰。”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一种学术，乃至于一种典籍，其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思想理论内涵，还取决于特定时期人们对它的实际理解、或者说对它的学术资源的利用。同是儒家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作用与命运迥然有别。从根本上说，其命运是由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决定的。因此，考察《论语》学史演进，必须关注其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

经学诠释文献的研究，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有三。一是经学家的学术思想。经学家的著述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特定的社会需要为学者所认知才能内化为研究的动力。二是经学家的文本考释。文本考释是经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文本考释的进展，不仅对于经典在古代的传习有意义，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必须以正确的解读为基础。三是经学家的义理阐发。经学家的义理阐发通常有两类，即贴近本义的诠释和注重发挥的诠释，两者都具有积极意义，儒家经典诠释的活力由此而经久不衰，儒家学说的面貌因此而光景常新。

《论语》学文献的诠释，属于学术史的研究。考镜源流也是《论语》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学术思潮的变化，学术方法的创新，是《论语》学史研究的要点。实事求是地厘清《论语》学的发展脉络，走近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诸多注家，考辨、探究他们的注本，指陈其成就与特色，也是笔者追求的目标。

本书引述《论语》包括以下版本：邢昺《论语注疏》，主要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卷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一为严灵峰编《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一为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刘宝楠《论语正义》，一为《诸子集成》卷一（中华书局，1954），一为高流水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中华书局，2016）。笔者引用时，先录篇名、经文，随以各家注疏，再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