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民国乡村建设与本土农村社会工作
20世纪上半叶由晏阳初、梁漱溟率先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被视为本土农村社会工作者。其中,时间最早、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笔者将在这里重点阐述。此外,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开展的“清河实验”,虽然社会影响远不如晏阳初、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清河实验”是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较早开始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探索,相比前者,具有更多的专业社会工作的成分,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遗产,这里也将做一阐述。
3.1.1 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
1923年,晏阳初在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后来,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他在河北定县设立实验区,聚集力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依据是他提出的“愚、穷、弱、私”论。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牵连到具体的“人”的问题。问题既然在人的身上,所以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就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中国农民的四大病是“愚、穷、弱、私”。河北定县的实验是针对中国民众这四种大病提出的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通过四大教育等平民教育,晏阳初希望能养成有知识、生产力和公德心且身心强健的一代新农民,这是其平民教育的目标。
文艺教育,包含:①平民文学项目,如制定通用识字表,采集秧歌、鼓词和民间文艺,编辑平民读物等;②美术教育,包括收集、编辑、绘制民间图画,并发放给家庭和学校使用;③音乐教育,包括制造乐器、收集和编选民间歌曲、组织各种唱歌比赛活动等,利用广播无线电,普及社会教育;④农村戏剧,包括话剧公演、剧本编制、乡村露天剧场的建造、剧团训练等。
生计教育,目标是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同时,“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换言之,要从生计教育入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建设目的。具体内容包括:①农民生计训练,训练科目分为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艺四类;②合作组织建设,分为自助社(合作社尚未组织之前,先组织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合作社采取兼营方式,按农民之需要,逐渐经营信用、购买、生产、运销四方面的经济活动;③植物生产改进,含育种、园艺术,重点是兴办农场果园,引进和推广粮、棉、禽畜良种;④动物生产改进,含改良猪种、鸡种等。
卫生教育,其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实施卫生教育,人民强健身心,使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国民;二是要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以节省各个农民的医药费用,改进医药设备的分配状况,以改善公共卫生的环境。卫生教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建立保健组织,包括每村设保健员1人,中心村设保健所,所内设医师1人、助理1人,县里设保健院,为全县卫生教育与卫生建设之总机关;②消除天花流行病;③治疗沙眼与皮肤病等。
公民教育,晏阳初视其为“必要的道德训练”,其意义在于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训练团结力,发展国民的判断力、正义心。具体内容包括:①国族精神研究工作,选择志士仁人之事迹,制成图说,附以歌曲,作为公民教育之材料;②农村自治研究工作,如修改乡公约、清理债务、成立农民训练班等;③公民教育材料研究工作;④公民活动指导研究工作,如利用节会,培养村民的公共心与团结力;⑤家庭式教育研究工作,如开展家庭会,研究家庭实际问题及改良家庭日常生活之方法,分为家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集会。
上述平教会的工作分为五个步骤进行,即调查、研究、实验、表演、推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定县实验特别注重社会调查,晏阳初先生强调,“对于定县的实验最生注意的就是社会调查。要以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有事实根据地实施”。
河北定县实验推行合作事业,强调尊重农民的意愿,同时特别关照贫困农民,给予每位有贷款需求的农民以贷款机会。定县实验开展的十年时间里,号召集中了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平教会募集了巨款,在促进定县教育、生计、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今天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是强调实证为本,开展调查研究。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起步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平教会于1928年秋选定定县为“华北实验区”,以翟城村为中心,在开始各项工作之前,便成立了社会调查部,并着手进行社会调查。平教会先后聘任冯梯霞先生和李景汉先生担任调查主持人。调查人员首先对定县全县的历史、地理、赋税、风俗习惯进行了调查,然后又根据平教会划定的62个村庄,调查了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经济等具体情况。1930年又开展了全县各村的概况调查,包括户口、村中领袖、学校现状、文盲人数、种地亩数、农产品种类、男女职业、医药状况等。调查人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编写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土地分配调查》《定县人口调查》《定县农民生活费调查》等一系列定县社会调查丛书。通过调查,明确了问题和需求,为平教会实施行动层面的介入提供了事实依据。这体现了本土社会工作者的实证精神,制订调研计划、实施调查和评估、明确问题、预估需求,形成本土化的介入方案,今天的社会工作者仍然要坚守这种实证为本的精神,这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二是注重本土优势资产的挖掘。优势视角和资产建设是社会工作重要的视角,而对优势资产包括历史文化资产的挖掘体现了这两种视角的结合。晏阳初与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中,无论是文艺教育还是生计教育,都注重挖掘内部优势资产或资源,比如,在文艺教育中,重视采集来自民间的秧歌、鼓词和民间文艺,编辑平民读物等,收集、编辑、绘制民间图画,收集和编选民间歌曲和农村剧本,在生计教育中,也注重与农民日常种养的种类相结合,如猪种、鸡种,而不是盲目引进外来品种。以上这些均有助于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也有助于实现内源式发展。
三是运用“表证农家”的本土方式创造性地开展生计教育。晏阳初与平教会认识到,生计教育是平民教育第一重要问题。文字教育虽然重要,文字教育可以消除大多数的文盲,但并不能给国家和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农民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小农”,将对生存和谋生的需要、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永远放在第一位,一项发展方案,若是不能改善农民的经济处境,农民可能对之没有兴趣和参与热情,所以,晏阳初高度重视“生计教育”。这一点对今天农村社会工作者从事的乡村建设或社区发展来说仍具有启示意义。张和清等人开展的云南平寨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史铁尔等在湘西农村的社会工作项目、陈涛等在四川绵竹开展的灾后社会工作项目以及万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均重视生计项目的发展。而这种对生计项目的重视或是受到了晏阳初等乡村建设前辈思想的影响,如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在研究成果中梳理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并对生计项目给予了重点关注。平教会还创造了“表证农家”的独特方式,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表证农家”即表演证明的意思,即农民将自己从平教会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一般农民,让农民从身边人的成功中感受到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证农家”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实际中产生的本土社会工作方法,更准确地说,这是本土化的社区教育方法。
四是重视农民合作组织建设。晏阳初要求生计教育部不仅要加强生计训练,而且要有合作组织体系建设的制度设计,研究建立村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县一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自助社、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在平教会的努力下,全县成立了276个自助社,50个合作社,成立了区、县联合会,发挥了合作组织在融资、生产、流通等方面的功能。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视域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体现了赋权的视角,赋权的重要途径是组织增能,晏阳初虽然未接受过专门的社会工作训练,但通过深入观察中国农村和基于本土化的实践,认识到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对于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并且卓有成效地推动合作社在全县农村组建起来,虽然对其成效缺乏进一步的评估,但这种努力尝试的精神值得今天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学习。在今天的中国农村,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建立起来,但呈现弱、小、散的状况,而发挥实际成效的合作社更少,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仍然任重而道远,农村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大有可为。
五是重视通过家庭会、同学会等本土化的团体社会工作助推公共精神的形成。晏阳初和平教会重视公民教育,认为这是治“私”之本,且尤其注重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的培养,培养“有公德心”的公民。为此,平教会设计了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家庭会和公民服务团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如果说“表证农家”是晏阳初和平教会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实际中产生的本土社区工作方法,那么从平民学校毕业的同学会、家庭会则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实际中产生的本土团体工作(或小组工作)方法。以家庭会为例,其分组包括家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等多种集会形式,研究家庭实际问题及改良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法。以家庭会等团体社会工作的形式来提高公德心和公共精神,是一个创举,对当代社会工作者仍具有很大启发。公共精神,包括社区精神、社区意识的塑造依然是社区社会工作包括农村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一般的方法以社区工作为主,而平教会采用的“家庭会”等团体形式,启发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采用更多生动活泼的方式,改进工作。
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为当代的乡村建设实验者提供了启蒙思想和经验,也为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以上只是初步的探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对于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3.1.2 燕京大学师生的“清河实验”
关于“清河实验”,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并不丰富,笔者也尚未接触到有关“清河实验”的直接史料,这里仅根据检索到的一些文献对“清河实验”做一简要介绍。
根据张学东的研究,尽管1917年上海成立的“沪东公社”开启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先河,但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从事本土社会工作的当属燕京大学1930年开始举办的“清河实验”(也有“清河实验区”“清河试验区”“清河试验所”等称谓,这里统称为“清河实验”)。就本质而言,前者属于城市社区工作,后者属于农村社区工作;就实务而言,后者的系统性、专业性更为凸显,它不仅推进了清河农村社区发展,而且造就了一批社会工作人才,推进了乡村建设运动。
192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燕京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 S. Burgese)、爱德华(D. W. Edwards)倡议发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初建时即注重培训社会服务专业人才,讲授课程侧重于社会服务及社会调查。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正式开设社会服务学专业,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工作专业。该专业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启了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先河。彼时,由于我国开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工作,主修这一学系的学生日益增加,1927年,该系同时开设了社会服务工作本科、研究科(即研究生)和函授科,函授科专为社会服务机关团体在职人员而设立。教师队伍也不断扩大,许仕廉、杨开道、李景汉、严景耀、张鸿钧、雷洁琼等知名学者均曾担任该系专职教师。据雷洁琼先生回忆,该系注重参观、访问、实地调查,指导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接触实际,发现社会问题,锻炼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
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专业师生对农村社会工作尤为重视。“清河实验”即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服务工作专业的师生开创。当年的清河,是北平市郊宛平县的一个镇,今天的清河早已没有了农田,成为城区的一部分,隶属于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1928年,燕京大学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由杨开道教授主持,组织学生到北平郊区清河镇开展农村社区的社会调查,建立乡村服务实习基地。同年秋,燕京大学师生对清河镇进行了实验预先评估。在随后的一年里,他们向清河居民宣传预估结果与建议,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居民们主动要求合作、进行社会改良。1930年清河实验区成立。该实验区覆盖40个村落、22444人。1932年,实验区设立了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及农村社会教育四股,开办家庭工艺厂、花生酱厂,毛织工厂、补习学校和医院。此外,还开展了儿童福利工作、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学习、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并根据当地需要,组织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额贷款等。合作农场是“清河实验”特别提倡的事业。1931年,燕京大学师生首先在东北旺村成立合作农场,由清河实验区经济股给予200元的借贷支持,主要从事薄荷种植项目。实验区针对合作农场的种植项目还加强了农业科技指导,聘请专家前往指导培育技术和栽种养护方法。东北旺村的合作农场取得了一定成功,带动其他各村模仿。至1935年,清河实验区共有东北旺、黄土北店、西二旗和卢家村4个合作农场。合作农场种植的多是特色农业作物,包括薄荷、棉花、芝麻等,同时,聘请了农业科技专家进行栽种技术指导,并推进品种改良,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农业的尝试,清华大学陈争平学者称之为北京农业现代化的先声。
“清河实验”的目标即是服务社会、改造社会,这也是加强社会服务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清河镇同时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实习基地。为加强对参与清河实验的学生的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担任督导,每年带领学生到“实验区”学习一个月,并根据“实验区”调查材料写出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燕大师生还参加了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社会调查,为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做出了贡献。为了满足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需要,193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开设了农村建设科,专门进行农村问题的研究和实验,培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1936年,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专业师生还参加了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培训工作,该会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及协和医院六个单位相互配合,培训农村工作人员,由燕大张鸿钧教授主持,分别在山东济宁及河北定县两地进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原定计划未能实现,清河实验在历时8年后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实验工作又恢复了一段时间,但规模和影响大不如前。
“清河实验”围绕经济、社会、卫生等项目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经济方面,改进当地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通过资金合作减少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发展家庭手工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提高了居民文化素养,保护了妇女儿童的权益;在卫生方面,改善了保健卫生条件,培养了一批基层保健人才,建立了一些预防保健制度;在研究方面,关于农村青苗会、商市、日常用品统计、诉讼等主题的探索不仅推进了实验工作,而且形成了关于农村研究的理论成果。
“清河实验”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提供了以下启示。其一,注重专业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深入接触农村,扎根农村,大量开展调查研究,发现现实社会问题,探索本土化的方法,提供适合本土需要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其二,开创了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以实习形式介入农村社会服务和乡村建设的先河。当时的社会工作在全国的状况和当代的状况一样,专业教育的发展超前于职业化的进程,社会对社会工作缺乏认知,虽然有诸多社会福利服务方面的需求,但缺乏专业的机构资源供学生实习。通过开辟实验区,建立实习基地,促进实习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燕京大学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既能服务社会又能加强实习教育的平台。其三,“清河实验”较早地建立了教师督导制,指导学生实习实践。教师身体力行,走出书斋,走进乡村,进入清河实习基地,带领和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习,培训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人才,这为今天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启迪。应该说,十多年来,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大体沿袭了“清河实验”的传统,包括云南平寨、江西万载、湖南凤凰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均以实习教育的形式深度介入,教师也发挥了督导的作用。这体现了社会工作这一舶来品在中国农村本土化的必然路径:教育界、高校将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发挥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