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受到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的影响。这些理论思潮都在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束缚，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非线性的方法理解传播世界，认识传统传播研究的局限性，并以非线性、多重决定论的科学原则重新认识美国的传播体制和传播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其奠基人斯麦兹开始就树立了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各种社会运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做出回应、判断和反思。战后的反法西斯理论，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浪潮，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反战学生运动、公民权利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都激发了他们对社会运动与媒介关系的考察，陆续产生了各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分支，如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种族传播政治经济学、民族志传播政治经济学。70年代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经济文化不平等提出挑战，他们则积极参与了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80年代，英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媒介合并浪潮，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垄断和寡占的批判。90年代，民用互联网的兴起和媒介融合、聚合的发展，以及美国传播工业的解除管制都加剧了他们对传播领域内公共利益的担忧。可以说，各种社会运动都促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断思考美国商业传播模式和资本主义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断提出替代性的视野和洞见，为传播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使传播研究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学术领域。

第一代传播学者受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洗礼，在广泛吸纳各种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致力于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研究传播实践。达拉斯·斯麦兹和赫伯特·席勒筚路蓝缕，以反潮流的历史姿态，与美国主流传播业和传播研究对抗，经过艰辛的学术开拓，终于开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拓宽了传播研究的视野，也为之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