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席勒将眼光从国际转向国内，关注国内的媒介生产和信息控制。在更为激进的《思想管理者》中，他提出了“思想管理者”的概念，思考了美国思想管理的结构和行为，以及信息劳动力在传播工业中的角色。

席勒认为当媒介故意生产出与现实社会存在不对应的信息时，媒体管理者就成了思想管理者（Schiller, 1972: 1）。美国媒体管理者生产、加工、提炼了图像和信息并主管其流通，决定了美国人民的信仰、态度和行为，成了思想管理者。统治精英利用市场法则和直接的政治控制，通过操纵信息（manipulative messages）有意制造一个虚假的现实，对人类思想进行操纵。美国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为操纵服务的，传播成为一种征服大众的工具，使大众遵从其目标和模式。统治精英通过使用一些解释和论证甚至粉饰现实生存条件的神话，维持违背大众长远利益的社会秩序，满足现有的社会安排。

思想管理和操纵又有哪些具体方式呢？席勒指出，美国存在各个层次的观念控制和操纵机制。首先是简单的市场经济规则，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像其他形式财产一样，被富有者所控制。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书籍的所有权都掌握在连锁公司和大媒介集团手中，它们供应的图像和消息，没有例外，都为了达到相同的目标：确定和维持私有产权。其次，政府控制着信息的生产和流通。政府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和收集者，大量的信息来自政府的各个部门。当政府的信息流通加快时，传播控制变得越来越严格。排除在信息之外是政府最强有力的控制方式。而以五角大楼为中心的美国政府成了世界中心信息系统。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席勒也注意到思想的管理并非停留在美国境内。在国际领域，思想管理延伸到海外，跨国传播集团和跨国公司，作为国内传播巨头的延伸，变成了国际传播流通的主要组织者和制造者（Schiller, 1972: 124）。美国的文化被出口到全球各地，在许多国家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席勒对所谓反映民意的民调工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学者对民调工业和定量研究方法的信赖，席勒认为民调实际上是意见的衡量和制造，是思想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操纵机制，经济和政治力量主宰着这个领域（Schiller, 1972: 104）。他考察了民调产生的历史和功能，指出调查的起源是为了满足商业的需求，后来迎合了战争的迫切需要，战后转变成了和平时期的管理机器。在国内，民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私有企业提供消费者的喜好和习惯信息，系统性地巩固制度安排；在国外，民调为政府的政策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建议。所以，席勒认为意见调查是一个社会发明，不能离开它所运行的社会网络。不管是多么科学，意见调查主要是一个为政治目的而设计的工具。没有对语境的充分认识，调查的数据既是无意义的，也是危险的，是欺骗人的伎俩。意见调查根本不是一个中立的建构，所有调查数据毫不例外都是工具性的，不管多么客观，调查中收集的特定信息都是从大量的信息中选择出来的，表面上标榜记录意见，实际上是限制选择（choice -restricting）的机制。意见调查是一个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的掩饰工具，制造一个大众参与和自由选择的假象，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精密的意识操纵和思想管理机器。

思想管理对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席勒指出：思想操纵的结果就是个人的消极，个人产生一种阻碍行动的惰性，这正是资本主义媒体和社会系统一直追求的目标，因为消极保障了现状的维持。美国的媒介内容制作故意寻求麻痹化（paralyze）效果，通过消极性的自我满足，弱化了人们改变现状和自我完善的能力（Schiller, 1972: 29）。他主张批判地看待信息收集和信息发布过程，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处于一个没有选择的信息捆绑状态，各种外交意见和国内新闻在媒体上难以被看到。媒介只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版本——它们自己的版本。总的来说，美国的媒介信息系统总是商业化的、自我选择的和反对进步的（reactionary）。媒介总是被有意用作娱乐、镇静与和解（pacification）。人们成了思想管理和信息控制的牺牲品，而非受益者。

如何打破这种思想管理和操纵局面呢？席勒则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思想管理的对象——知识工人身上。他乐观地声称：知识劳动力的增长可能会推动社会变革。他看到知识工人的数量在成倍增加，知识劳动力拥有一些空余时间和收入，更加重要的是，有一些特长。在传播的前线，社区组织开始认识、批判和挑战传统的媒体结构。随着传播科技更加廉价和易得，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媒介实践，获得专业技能，帮助大多数人将媒介去神秘化（demystify）（Schiller, 1972: 188）。同时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不断介入媒介，反映他们的传播动机和需求，最终将成为强大的反对信息控制和思想管理的防卫力量。席勒预测：在一个更加严厉控制的传播系统中，变革意识会逐渐提升，人们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正是美国如今迫切需要的（Schiller, 1972: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