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流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叙事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的身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中，体现了社会的资本构成及生产方式。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市场诉求、电影美学艺术之间的嫁接与结盟，正是政治、资本、审美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与表征，政治对艺术的控制，资本对艺术的收编，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合谋，艺术在政治与资本中的挣扎，伴随着电影工业运作模式的成熟与完备，这些纷繁关系之间会更加趋近于合理化、系统化、内质化与常态化。“美学不再作为某些对象的特定属性，而是作为与自由个体的感性和理性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和态势。”电影的文化功能日益得到重视与强化，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文化生产兼顾大众文化市场的效益，重新获得文化领导权。主流电影迫切需要形成艺术与市场双赢格局中的叙事经验，而谍战题材的电影是在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生成的，是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多维形态中满足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这也加速了由政治性叙事向商业性叙事、审美化叙事经验的探索。

英雄情结一直以来是电影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雄情结似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最深沉的集体无意识，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族血液中潜藏的基因，也成为主流电影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对于英雄的向往，无论是荷马“英雄史诗”还是我们一直以来塑造的“英雄形象”，在艺术史上永远成为古老而又年轻的母体。英雄叙事作为重要的叙事方法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为主流电影当中的人物符号。英雄主义是亘古不变的被歌颂的主题，在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中，英雄主义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风声》改编自麦家的同名小说——一部意蕴丰厚的文本，电影曾被誉为国产电影中的“首部谍战巨制”，悬疑而紧张的全新叙事张力掀起了观看风潮。该作品成功地完成了文本的价值移植与市场化运作，成为商业电影概念下谍战电影通俗美学叙事的有益尝试，对于英雄话语的实践与审美方向的转变，带动了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转变。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商业大众时代的文化消费产品，也是充满实验精神的融合多方力量的话语实践，去政治化的主题与遵照商业逻辑的编排，使其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文本主题的移植和电影市场的成功营销。《风声》还融合了主流片与商业片之间的内在分裂，建构了一种既能展现国共暗战，又避免正面展示两者之间冲突的叙事类型，满足了接受者的历史与审美想象。主流电影中的谍战剧在保证商业化、类型化、审美化叙事模式的同时，打造更具市民精神和通俗化叙事特征的美学范式，在既定套路化的叙事类型中不断保持创新，这是电影发展格局中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消费主义语境中，电影暴力元素似乎逐渐成为合法的视觉文化产品资源，观众也无意识地认可影像暴力的合理性。作为谍战片，《风声》过分强调了视觉层面的暴力性美学，影像对于血腥与暴力的过分渲染，对于酷刑下意志的考验等画面，营造出了恐怖的暴力氛围以达到实现感官刺激的效果，却也牺牲了影片叙事的合理表达与含蓄意蕴。

谍战题材的电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受众内心的英雄情结使其具有特殊的心理情感诉求，而谍战题材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集体性的心理期待，让受众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感悟人生信仰。谍战电影《听风者》改编自麦家曾经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电影以盲人何兵的命运为线索，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的残余敌特人员意图颠覆新政权，具有超常听力的天才盲人何兵找回全部敌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虽然电影以谍战为背景，却加入了较多爱情的情节。21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中，“谍战英雄”并没有被刻画为冷血果断而精明无情的战士，而是更多从人性的角度传达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同时又具有超越了普通人的精神信仰。对于谍战题材的电影而言，影像叙事中的悬念、冲突是最吸引观众的地方，而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维系这种叙事张力是电影需要关注的重点环节。《听风者》将意识形态的诉求建立在类型叙事结构中，巧妙地以市场逻辑解构电影的审美情趣，以去符号化的叙事策略，将商业电影的特质与民族化特征进行完美结合，以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冲击、感召观众的心灵，从而形成风格独特的价值信仰话语体系。谍战电影的创作倾向与视角逐渐成为当代主流电影文本构建的模式与生产动力，改变了过去以特定历史事件及人物为对象的叙事样本，针对电影的情节、行为、镜像与人物的信念、性格、爱好等细节领域进行虚构与想象，在回避主流意识形态口号化的前提下，实现观众艺术审美与市场效益的诉求，成为电影商业化大背景下的一种新参照，不失为电影在叙事经验过程中的新视界与新景观，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代人类幸福的归栖之地，以提升智性、德性与心性等终极价值来体恤现代人的精神内在。

诚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活动，其叙事内容、形态、方式、结构、风格等需要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需要与体现审美话语主体与世界双向互动变化相契合，需要与接受者所需的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相结合。消费主义泛滥和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传统以启蒙和传播人道主义精神为使命的电影艺术生产发生变化。同时，中产阶级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者，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认同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消费的引领者，其通过影像符号构造的审美想象自然影响到电影文本形态、美学流变，以及价值伦理、政治话语、历史意义等，成为当下主流电影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观众审美心理的电影叙事，往往具有将社会历史与大众审美的娱乐性相融合的潜力，又具备对大众与高蹈重新拆解的能力，从而在引领社会审美走向的游移中，不断寻找官方与民间、艺术与商业相整合的出路。21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可谓在故事设计与影像叙事方面下足了功夫，这些风格迥异的电影类型不乏自身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在影像美学风格上同样进行了有益而大胆的探索，但是也需要警醒，不能过分将其作为娱乐资源而造成艺术创造力的匮乏。

时至今日，国产电影越来越面临无法逃避的全球化趋势，电影不再是封闭自足的艺术体系，原本的逻辑性与自律性会越来越向社会现实开放，国产电影的价值与美学也持续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如果电影创作一味去迎合商业利益与娱乐需求，而舍弃了对于主流价值取向与社会心理的引领与关注，也就放逐了艺术对于人性善与美的建构。而国产电影文本也大多是当代社会文化泛文本的组成片段，电影文本与社会文本的互文性也影响着创作观念的不断改变。《触不可及》在叙事主题方面回避了宏大的历史与政治命题，淡化了矛盾冲突，将重点放在女性视角的新型叙事中，完全消解了人物身上的政治意义和身份符号，更大限度地展示叙事的张力。这部谍战剧将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化为对人性建构及伦理呼唤的探索中，兼顾精神维度与文化维度，借鉴了商业电影的运营经验，以感动人心的力量昭示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同时，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受到欢迎也大多源于当代青年对于高品位艺术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在娱乐化愈来愈严重的文化市场中，当过多模式化与平庸化的产品堆积的时候，具有新智力特征的谍战电影的出现，恰恰填补了当代青年人在冒险与智力需求方面的内在空缺。

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往往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想象性封闭空间，人物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借助多义的隐喻形成国家与民族形象的寓言，这种方式既和空间性影像修辞有关，也受制于现实与文化语境提供的主体可能性。生活语境的细化往往可以将政治形态注入民众的生活形态，从而逐渐削弱意识形态凸显下容易导致的抵触情绪。进入21世纪以后电影叙事话语更为丰富，不同主体都在寻找适合自身的话语系统，呈现出民间话语更加娱乐化的叙事特点，主流话语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叙事技巧，精英话语更加国际化的叙事策略。《秋喜》作为谍战题材电影塑造了一位具有缺点的潜伏者，人物的政治意义与身份符号被影像叙事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更大限度地展示出叙事语境的象征性建构。“秋喜”成为被设置的符号形象也参与情节的发展，秋喜是纯洁的象征，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象牙少女一样无辜而纯粹。但是，由于叙事景观的过多展示导致了喧宾夺主，冲淡了对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而“晏海清”则是中国谍战电影中少见的一种特工形象。从这部电影中不乏可以看到主流电影叙事经验之不足，对国家—天下共同体及大国建构价值的匮乏带有明显的焦虑，这也是长期将作为文化形态的主流电影当作文化武器的后果，较多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导致电影文本创造活力严重不足。

国产主流电影将意识形态逐渐去政治化而转型为文化化，电影叙事的深层结构更多体现在影像的叙事经验上，这也是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取向、以电影的叙事形态为核心的文化接受心理层面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到，主流电影所处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一种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相互博弈的纠缠状态。我们要保持主流电影的主导性文化地位和公众影响力，积极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国产电影需要对民众的文化诉求有准确的把握，努力寻求主流价值与电影市场之间的共谋，努力寻求以文化人与娱乐消费之间的双赢。主流电影应该在接受性和文化整合性至少两个向度上建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国产电影在叙事层面需要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展现社会变革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不能完全通过生硬而简单地塑造楷模与英雄展示电影的宏大价值主旨，需要经历从歌咏英雄到关怀平民草根趣味的转型，创作更多入心入理入眼的电影经典，重视电影情感艺术的深刻呈现形态，从而不断提升电影表现形式的高度和深度。国产主流电影的发展变化也是当代文化建构动态过程的浓缩，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的“生活样态”的写照。在某种程度上，国产主流电影既需要进入大众文化内部，又要超脱于大众文化，在缓解与满足当代人疲惫与焦虑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需要超越消遣，唤醒人内在的超越维度，重新重视自身的思考能力与认知的深度，避免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而过分沉溺在无思想的享乐与蜕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