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记忆与影像话语

民族文化记忆可以说是特定群体对自身共同历史的一种记忆，也是对历史实施的一种重构，同时也成为参与当下社会性建构的资源。就某种程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或者简单地成为接受者主观情感、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影像能够通过媒介与艺术的融合构成共同的视觉经验，通过截取与借助历史素材参与到历史记忆中，从而成为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因子，可以通过影像叙事的预设探讨民族文化记忆并借助此种力量实现向社会认同的转化。民族文化记忆中的个体记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成为社会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建构的结果。个体记忆往往被放逐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记忆的建构与叙事主体和媒介相关，而民族文化记忆实际上是民族个体记忆的总和。由影像话语构成的电影叙事，不仅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表象之一，也成为记忆形成的一种建构过程，成为社会文化心理无意识的表征。同时，影像也成为显性与隐性层面承载民族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以镜像的途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重要方式。影像话语的技术力量一方面唤醒并存储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另一方面也为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提供了认同的共生性叙事空间。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表达，除了推动文化与精神之间的交流外，电影叙事需要形成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在体认，坚守与维护本民族文明的价值立场，对不同类型的电影叙事进行文本解读，揭示现代性进程中自我想象的表意实践、形成机制与潜隐原因，这本身也成为民族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

民族的个体记忆囿于潜藏的主观文化心理意识，影响了特定时期民族信念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而这种个体记忆很可能会由此形成一种习惯性力量。电影中的影像话语有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民族个体记忆中的主导性语言，生命个体在寻找自我过程中传递着认同感或归属感。同时，电影叙事作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话语形式之一，参与了人类主体的建构过程，由影像话语产生的历史记忆成为借用影像资源促成文化认同的途径。电影以一种艺术话语将个体生命成长及民族价值追寻等精神思考体现出来，民族历史记忆内部对自身价值主体的认同和思想力的锤炼，往往需要寻绎民族哲学层面的密码，也就是要对民族思想与哲学遗产进行再次传承，影像叙事构建的情感结构尤其是与身体相关的话语系统，反而可以超越民族与国家的语境得到更多关注。艺术作品承载的历史记忆成为民族文化意识组成的因子，一般蕴含了民族精神中最直指人心的情感与核心价值，以获得文化符码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解与沟通。以影像叙事为角度反思社会理想价值建构，在中国现代性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反观文化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无疑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影像作为“想象中的能指”，观影者在接受的同时选择了与虚构的想象世界进行同化，影像文本开放性的多维结构决定了其往往也是“生产性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观赏者对影像的不同接受与阐释。凭借影像建构碎片化的个体记忆，进而复原历史记忆固化社会意识，需要跨越文化障碍按自身逻辑将自我认同在叙事时空中全面展开。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在个体经历过、觉察到的记忆基础上，由群体或现代社会所共享、传承和建构的，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组成者共享历史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社会群体意识势必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电影作为一种直接与个体记忆相联系的文化形态，尤其是文化媒介形态，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的自觉性力量。作为媒介时代的文化生态组成，影像拓展了人们的文化思维视野，也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图景与社会集体记忆中不容忽视的内容。

中国文化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寻找着体现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途径，电影叙事为建构民族个体记忆和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多维空间，在不断建构着中国影像的主体性话语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符码系统经历了碰撞融合之后，对本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情感体认铸就了民族的价值意蕴内核，在民族个体心理动机下，由具体的影像文本转化为自我想象与价值沉淀，以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符号转化，呈现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探寻。21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大多具备在想象中进行文化反思与人性追问的特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文化逻辑驱使下，各民族都开始竞相展示以本土价值主体、文化主体、政治主体等为主的文化秩序与观念形态，更加需要保持文化的自主性而不被纳入所谓主流话语与价值系统，这其实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根本性存在。从文化存在角度来看，影像建构的历史记忆似乎比其他形态更能够承担起建构民族文化记忆的某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