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化:后现代文化表征的多维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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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平面化”表征提出的时代语境

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产生于这一时期社会的特定的经济基础,是社会提供的经济基础使得人们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来,这是一个文化与物质社会的互动过程,那么这样产生的文化就必然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生距今已经有五十余年,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的往昔,更会加深对这一文化思潮的准确把握。当西方人逐渐从“二战”、冷战的阴影中走出之后,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抓住了历史所赋予的机遇,不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以发展经济为主导方向,于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率先进入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这一社会的经济特点是摆脱了对传统的机器大工业的依赖,即国民经济支柱不再以石油、化工、机械、汽车制造等为重心,而代之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生物工程、基因遗传、电子媒介等新技术、新产业,随着这一新生产力向全社会的深入扩展,它们逐渐改变了这个世界,使这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今天的社会在詹姆逊看来是一个铲除了前资本主义最后一块飞地的社会,商品化已经深入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入社会肌体、骨髓之中,一切都商品化了,传统的一切也都消失殆尽。因此,那些心理敏感的艺术家、那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的历史阶段有什么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笔者以为法国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的理论阐释得比较有说服力,他扣住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同马克思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用的方法一样,鲍德里亚也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而又极关键的事物作为切入点。马克思选择的是用来交换的商品,鲍德里亚选择的是仿象(simulacrum,又译作类像)。仿象在鲍德里亚眼里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真实的影像、图像或符号的能指,它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事物与商品符号,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实在。仿象的诞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鲍德里亚把仿象划分为三个等级或者说三个阶段:“仿象的三个等级平行于价值规律的变化,它们从文艺复兴开始相继而来: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 ‘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7页。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出,鲍德里亚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理解为从模仿自然真实到逐渐脱离自然真实的一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阶段是仿造即第一级仿象的阶段,“仿造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8页。仿造所遵从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即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最初是以自然为参照物进行活动的,所遵守的依然是实在与表象相符合一致的自然法则,其生产物品明显具有自然物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自然的模仿逐渐失效了,生产以大规模的机器化为标志,它已不再参照自然,而是仅仅以商品交换法则为参照,即第二级仿象所遵从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摆脱模仿自然后的商品生产所具有的人工特征更为明显,出现了很多自然界所不曾有的物品,价值的商品规律依照鲍德里亚的看法是带有更多的人类社会特征的。仿象在第三级的层次发生了质的变化,那就是人类已经生活在完全充满符号影像的世界中,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商品的实用性,而是商品作为符号的形象,这时的仿象已变为仿真阶段的仿象,“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决不和真实交换(而且只有以不再和真实交换为条件,它们之间才能顺利地交换,完美地交换)。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一种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这一游戏接替了以前那种确定的等价法则”。〔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4页。仿真阶段的仿象完全是摆脱了自然对人类的束缚后产生的结果,人类生活在自己建构的符号世界中,取消了传统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固定模式,只剩下符号的世界,符号经过不断的内爆而产生建构着新的世界,这就是鲍德里亚所理解的第三级仿象,它遵从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反过来说,价值的结构规律意味着各个领域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这涉及它们特有的内容(因此也涉及从符号的确定领域向代码的不确定性的过渡)。”〔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页。应当指出的是,消费社会的商品符号或仿象已经是脱离了所指仅保留能指的符号,它不但不再受制于指涉物的制约,而且也不再受商品符号的所指的制约,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指。受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冲击,主张打破符号与指涉物的关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鲍德里亚选择了与结构主义的决裂,从而使消费社会的仿象美学得以彻底完成,他所说的商品符号的不确定性就是价值结构规律的主要内容,实际在强调消费社会取消的是价值商品规律的确定性与真实性。由此,平面化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关系就建立起来。

再进一步看,仿象所改变的并不是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活方式,这一点任何社会都改变不了,它所改变的是人们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举例来说,同样是对影像的认知,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现象与本质的深度思维模式去进行,去追寻那个无形地藏在影像背后的意义或本质,而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人们却完全抛弃这一传统习惯,他们知道所面对的影像只是一个充满了声音、色彩、形式的能指符号,形式已经完全包含了内容在内,如果说影像还含有真理或意义的话,那也只居于可见的表面,而不是隐藏在现象之后,这正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点之一。

由此,我们看到,在消费社会中产生的消费文化,是一种遵循仿象美学原则的文化,而仿象就是指影像、图像,把仿象具体化到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它就转变成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后现代视觉文化的广泛普及与复制技术在当代达到极高的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因为仿象或影像的产生来自复制技术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复制技术作一个说明。复制技术在工业机器大规模生产出现之前就存在,但这时的复制技术还不完善,还很粗糙,不能达到对原本的准确复制,也不能大批量地生产,不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到了机器大规模生产时代,复制技术首先能够对原本进行精确复制(本雅明是从摄影复制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并且精确复制可以通过大批量的生产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因此具有了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意义。这种精确复制在本雅明的眼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精确复制实现了对原本与摹本之间所具有的等级关系的解构,摹本由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进而取代了原本而导致原本“灵韵”的丧失,人们不再对原本顶礼膜拜,从而,原本与摹本之间原有的主奴关系被解构掉了;从而,复制的摹本组成在一个平面上,不再需要原本的支撑。因此,本雅明这样总结道:“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87页。尽管本雅明没有看到今天的计算机复制技术的高度发展,但不得不承认,他的预见性是极为准确的,当下的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已经可以达到高度仿真,虚拟现实界面在网络上得以实现,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进步,也是视觉文化广泛普及的根本原因,分不清摹本与原本的图像、影像,充斥着网络、银屏,也充斥着网络下现实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这个世界变为仿真的世界,相应地,使文化发生了变化,即消费文化、媒介文化凸显出来,那么当图像、影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时,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表征也就产生了。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仿象这一概念的来源,会发现它其实与符号学的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的这句话揭示了人的又一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是生活在由符号所组成的文化中的动物,仅仅认识到人是符号的动物这还远远不够,符号论者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来否定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本质,他们强调符号的创造是人为的自然性、生物性的生命运动,力图否认历史以及现实对人类的决定作用,这是他们大力提倡这一理论的真正目的。此时,真实已变为符号的真实,历史停留在符号之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带来判断一切价值标准的变化,真理、真相问题,时间、历史问题,人类的生存方式问题,都会因此而给出不同以往的答案,符号(在此指仿象)这一概念成为人们理解当下社会的新维度,在此,鲍德里亚与卡西尔的观点达成了一致。于是,后现代理论家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生活在符号中的人摆脱了历史的纠缠,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极力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