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在非洲：“农业”和“技术”话语体系的形成
（一）非洲发展：农业的缺失
根据农业考古学的研究，在全世界600多种主要种植作物中，大约有250种起源于非洲。起源于非洲的作物主要包括谷类、块茎、豆类、油类、饮料、纤维、瓜果等七大类（李继东，1991）。非洲的撒哈拉中部的高原地区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开始出现原始耕作农业（陆庭恩，2000）。高粱和粟类是非洲农业历史上最重要的作物，而这两种作物至今仍然是非洲的主要作物。以2007年为例，非洲大陆高粱和粟类的收获面积分别为2950万公顷和2133万公顷，占总收获面积的29.43%，占谷物收获面积的48.04%。中国大陆水稻和小麦的收获面积分别为2918万公顷和2372万公顷，占总收获面积的31.88%，占谷物收获面积的61.47%（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2010）。但是，15世纪西方帝国的入侵直接中断了非洲农业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非洲被西方的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此而遭受破坏”（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单一栽培制，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替代非洲传统的农业作物，造成了非洲农业的畸形发展，形成了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特点：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流域的棉花产区，西非海岸的可可、棕榈、咖啡、橡胶产区和内陆的花生、棉花产区，东非沿海和附近岛屿的丁香、剑麻产区和内陆的茶叶、棉花、咖啡产区，南部非洲的烟叶、甘蔗产区等。单一经济作物的大面积快速种植，使非洲成为经济作物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地区之一。到20世纪50年代，非洲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约占12%，棕榈占80%，可可占75%，花生占30%，茶叶占40%～50%，剑麻占65%；和经济作物占的份额较高的情况相反，同期非洲的粮食作物占世界粮食产量的比重却非常低，小麦的产量低于世界产量的4%，玉米低于7%（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2010）。
民族独立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很多非洲国家也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农业上，一些国家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如加纳、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几内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刚果（金）、刚果（布）、马达加斯加、贝宁、多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其中以坦桑尼亚的“乌贾马”（Ujjama）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以合作社为载体，增加了农业投资，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降价和免费向农民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提高土地利用效果，开垦新的耕地，并且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从1962年到1977年，非洲耕地面积从1.54亿公顷增加到2.1亿公顷，可灌溉面积从738万公顷增加到932万公顷。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的实施，使非洲大陆在20世纪60年代农业生产增长明显，年均增长率为2.7%，并且由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加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5047万吨增加到1980年的7083万吨，粮食自给程度得到提高。据FAO的统计，1962～1964年，非洲粮食自给水平为96%, 1972～1974年为83%。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严重的旱灾对非洲的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从1970年到1977年，非洲农业增长率为1.3%，还不到世界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率2.8%的一半（庄仁兴，1982）。
1980年的《拉各斯行动计划》首次提出把实现食物自给作为首位重点，大大减少食物的进口和促进本地的食物生产和消费，强调农业部门要为加工工业提供必要的投入，并为国内工业部门的产品提供市场，提出1980～1985年的目标，要为达到谷物、畜产品和渔产品的自给打下基础。而世界银行（1981）的《伯格报告》则认为，出口作物应该优先发展，强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1985年非洲统一组织《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划》要求各国政府将发展预算指出的20%～25%用于农业，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汇率政策、价格政策和贸易政策来实现改革，但是这些行动计划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推动非洲农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导致非洲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60%～70%, 90年代只有50%左右，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1970～1980年，非洲进口粮食的数量每年平均增加8.4%。20世纪80年代，每年进口粮食2040万吨，耗费外汇约50亿美元。80年代至90年代，粮食进口数量虽有起伏，但粮食消费依靠进口的现象没有多大的改变。除了玉米基本能满足地区需求、国际市场进口额仅占非洲消费总量的5%以外，非洲国家45%的小麦和80%的水稻都依赖进口。资料显示，在非洲53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需要粮食援助（李淑芹、石金贵，2008）。投入不足成为许多非洲国家农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因素。1967～1973年，许多国家农业投资仅占政府预算的5%～6%（陆庭恩，2000）。2004年，这一比重仅仅为4%（世界银行，2008）。虽然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重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2003年，非盟国家发表《关于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马普托宣言》。非盟国家在这份宣言中，承诺在五年内将10%的国家预算拨给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过，目前只有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这一点。目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农业低的公共投入不能满足农业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世界银行，2008）。
非洲农业长期发展的不足促使国际社会将其列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农业援助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1938年，由劳德·哈雷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应该采用一定技术方法来帮助改善土壤肥力”等农业援助的建议。但是，对非洲农业的真正援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到亚洲“绿色革命”成功的启示，国际援助领域也希望在非洲复制亚洲农业发展的成就，开始重视对非洲进行农业援助，开始将家庭粮食安全、健康卫生及教育置于首位，通过综合农村发展项目支持小农户的农业生产。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和良治成为在非洲的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农业援助所占的资金份额也在逐年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农业援助的份额仅维持在10%左右。近年来，随着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和饥饿人口数量的增加，国际社会又开始转向支持非洲农业发展。以世界银行为例，1991～2006年，一共向非洲提供了28亿美元的农业援助，占其在非洲总援助额的8%。在其77个发展政策性贷款项目中，农业项目数量为18个。2005年，世界银行制定了《非洲行动计划》，承认了农业在非洲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世界银行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每年对非洲的农业援助总额维持在2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到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8亿美元（UK Food Group,2008）。
（二）中国的发展经验：农业基础和技术至上
21世纪以来，以农业优先的亲贫性发展战略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国家，中国与非洲大陆开始形成发展反差。虽然中国现在所采取的生物技术、高额补贴以及机械化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方式显然和非洲当前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无法直接运用到非洲，但是，正是因为当前中非发展的反差性使曾处于和非洲国家现在发展阶段相似的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吸引非洲国家，中国也因为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而有信心和非洲共享发展经验，正如胡锦涛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我们双方都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认真学习对方的发展经验”。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很多国内外学者，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是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核心，技术是中国农业增长的驱动力。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4000多年前，中国人在欧亚大陆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国家统治者的基本政治态度，农业文明是中国发展的核心。中国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河姆渡氏族的时候开始人工培育水稻，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开始种植小麦和粟类。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虽然经历了数次的朝代更替，但是农耕文明并没有遭到破坏，一直得以延续和不断发展。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的休养生息、鼓励农耕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农业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长期形成的农业生产制度、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等基本农作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当代小农农业生产模式的核心（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2010）。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仍然是国家发展的重心，建立在第一次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一。在后来出台的系列国家发展宏观计划中，中国将农业发展置于基础地位，1957年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以明确和巩固。1965年，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提出“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业”，规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197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仍然坚持保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速。自此，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定。
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再次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随后，中国先后出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来规制农业发展。1982年1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界定为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促进了“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随后，1983年1号文件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1984年1号文件强调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1985年1号文件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1986年1号文件再次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农村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农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得以完善。2000年以来，虽然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仍然没有动摇。从2004年到2014年，政府连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来解决当前新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2004年1号文件解决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三项补贴”政策；2005年1号文件解决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问题；2006年1号文件解决了新农村建设问题；2007年1号文件解决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问题；2008年1号文件解决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问题；2009年1号文件强调农民持续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1号文件强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2011年1号文件关注农村水利建设；2012年1号文件强调了农业科技发展；2013年1号文件关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2014年1号文件再次强调农村各项发展制度的改革，并再次将粮食安全放在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总体来说，在不同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从强调集体化和合作化到个体经营和市场化再到强调国家的财政支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农业发展一直是中国发展政策关注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不同时期的农业发展制度改革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第一次土地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1949年相比，全国的粮食产量在1950年增长17%, 1951年增长28%, 1952年增长45%，平均每年增长15%。在第二次土地改革以及配套的系列改革的推动下，从1979年到1984年，国内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55.4%，平均每年递增7.9%；近年来农业投入的不断增长使农业总产值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平均增速保持在14%左右（张本飞，2009）。
中国政府支持农业科技体系和推广系统，推广新技术和新品种，是实现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Ali Zafar, 2010）。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都显示了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优良品种的增产作用可达8%～12%，增施化肥及改进施肥方法可增产16%；改进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可增产4%～8%；施行病虫害防治技术可挽回产量损失10%～20%（李小云，1989）。胡凯（2013）的研究发现，从1978年到2010年，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51.9%。分阶段来看，中国“六五”到“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分别为34.84%、27.66%、34.28%、45.16%、48%和53%（陆文聪、余新平，2013），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在逐年上升，而制度变迁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则开始下降（乔榛，2006）。
对农业科技的重视在中国农业政策体系中的最直接的呈现是“科教兴农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毛泽东曾经就农业生产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4），以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59），而关于农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更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为指导中国农业生产的口号。1989年12月27日，《国务院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开始把科技兴农作为振兴农业的重大战略措施，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农业问题，科技兴农尤为重要。……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该文件还指出：“大力加强农村教育，广泛开展技术培训”，这已经包含了依靠教育振兴农业的思想。1991年11月29日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开始把科教兴农作为我国的发展战略。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则进一步提出了科教兴农的具体实现形式，指出：“在科技、教育兴农工作中，积极实行农业、科技、教育相结合”, “农科教结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多形式、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坚持不懈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实施‘种子工程’，推广节水、节肥等适用技术。”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施科教兴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重人才培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要求。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要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2012年，中央发布了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以“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和“加强农业教育科技培训”。重视农业科技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各主要作物的良种推广率都达到100%，粮食作物品种平均6～7年更换1次，一般新品种可比老品种增产15%左右；全国现有耕地中的1/3、播种面积的2/3实行了多熟制，复种指数从1949年的128%提高到158%，最高地区达到250%，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2010）。中国的水稻产量每公顷能够达到6.4吨，中国能用世界上不足10%的耕地养活超过20%的人口，粮食自给率达到95%（Ali Zafar, 2010）。
（三）中国在非洲：聚焦农业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也有较大的贡献”（石林，1989: 14-15），中国开始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农业，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当时，中国还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下建立工业经济体系，也处在发展摸索的过程中，难有可输出的发展经验，而农业的发展经验则是相对完整和独立的；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时非洲的发展需要。20世纪70年代，非洲国家将接替台湾地区在非洲的农业援助项目作为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如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卢旺达、刚果（金）、尼日尔等。1971年，中国开始顶替台湾地区农耕队，对非农业援助国家的范围扩大到18个非洲国家。
至此，对非农业援助系统地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主要内容。中国希望通过采取建设大农场和试验站的援助方式，向非洲转移中国以农业生产合作化、集体化以及“农业八字宪法”为核心的基本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到80年代和90年代，受到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援外工作改革的影响，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更多放在了对早期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改造上。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重新开始调整对非援助思路。虽然非洲农业长期发展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制度缺陷，但是在整体上“不干预内政”的援外基本原则下，中国更愿意将非洲农业发展不足的原因归结于技术的不发达，而这一点也符合非洲农业发展的事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主要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高粱、木薯、马铃薯，良种推广面积占各自播种面积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World Bank,2007；转引自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2010），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使新品种推广比例较高的玉米和小麦也只有40%和60%左右，水稻、高粱、木薯和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率仅分别为22%、17%、19%和15%；非洲90%的农业生产仍依靠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农药、化肥也未被广泛使用，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水平很低（姚桂梅，2002）。因此，技术水平落后导致的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突出成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制定对非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在多个政策文件中，提及对非农业合作时，均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明确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重点是技术合作，如《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明确指出“重点加强在土地开发、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粮食安全、农用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加大农业技术合作力度，积极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非洲建立农业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在中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签订的南南合作意向书中提出“中国要通过委派3000名专家的方式向非洲提供包括投入、工具、设备等，以引进适合当地环境的技术，尽快提高小生产者的生产率”。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四次中非合作论坛的后续行动中所提出的各种援助非洲农业的方式均以“技术”为核心，以示范和推广中国农业技术为目标，包括派遣专家、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举办对非农业技术培训班以及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粮食安全行动框架下派遣农业南南合作技术专家等。中国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技术”为核心的对非农业援助政策体系和框架，而这也正是中国国内农业发展的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