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吉田松阴

郭连友

一 引言

在中国晚清的改革思想家中，十分崇拜日本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对松阴的思想有着深刻理解，留下过不少论述松阴的文章并把松阴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结合得十分完美的莫过于梁启超了。在晚清急剧的改革运动中，梁启超不仅积极地将松阴介绍到中国，同时还借助松阴的思想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我们考察和分析梁启超的松阴观，不仅有助于了解梁启超的思想轨迹，同时还可以通过逆照射的方式映现松阴的思想本质，对弄清19～20世纪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的思想交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考察梁启超的思想时，无疑，考察其思想与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思想之间的关联是不可或缺的。过去，中日两国学者都曾经指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明治时期的思想文化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夏晓虹在其著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通过与明治文学相关联的视角把握和认识梁启超的思想。在日本，以狭间直树为首的梁启超研究小组耗时四年，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与西方思想以及明治思想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并出版了研究成果《共同研究·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摄取与明治日本》（日本みすず书房，1999年11月）。这些研究虽然深入探讨和分析了梁启超的思想与明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关联，但是对梁启超的思想与幕末思想，尤其是与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之间的关系缺乏充分的考察和探讨。

事实上，梁启超与幕末思想，尤其是与松阴的思想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早在“万木草堂”（1892～1898）师从康有为时期，康有为曾经将松阴的著作《幽室文稿》作为必读书授予弟子，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获得许多关于幕末改革志士尤其是吉田松阴的相关知识。此外，梁启超在“时务学堂”（1897）任教期间，还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接触到松阴的事迹，对松阴倍加推崇。“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梁启超由于崇拜吉田松阴甚至一度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吉田晋”，以示对吉田松阴及其弟子高山晋作的景仰之情。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攻击慈禧及鼓吹民族革命的著名政论文章，有许多都是以吉田松阴的“革命思想”（主张打破局面和破坏主义的思想——作者注）为依据的。同时他还在与革命派展开论战的同时，把松阴的《幽室文稿》（吉田松阴著，品川弥二郎编，明治14年）中的重要部分节抄出来，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表现出梁启超试图借助松阴的精神坚定改革者们的改革决心，振奋其改革意志的动机。

为了弥补以往在梁启超和吉田松阴研究上的这一不足，本论提出梁启超和幕末思想家、改革志士吉田松阴之间的关联问题，并通过梁启超文章中多次出现的关于吉田松阴的论述，考察他对吉田松阴的认识和理解，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逃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对松阴的认识

1898年9月21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因慈禧发动的政变宣告失败。康有为被英国军舰搭救，成功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领事馆的帮助下，搭乘日本的小型炮舰“大岛”舰，踏上了逃亡日本的航程。

到达日本后，梁启超给当时为他们提供保护和资助的日本时任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写过一封信，即《梁启超上品川弥二郎子爵书》（九月二十日）。品川是松阴在“松下村塾”教过的弟子。信中这样写道：

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仆既受此书，因日与松阴先生相晤对，而并与阁下相晤对者，数年于茲矣。

从这个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以前，即从万木草堂时期开始，就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研读过松阴的《幽室文稿》，认真学习过日本的维新志士的著述，尤其是对造就明治维新的首功人物——吉田松阴的事迹有深入的了解，并憧憬他们的改革精神。

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从事变法宣传活动始于1891年。1894年曾被清政府查封，后又恢复，讲学宣传活动一直持续到1896年前后。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万木草堂被查封为止，断断续续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之久。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鼓吹自己的“托故改制”思想，不仅介绍中国的传统改革思想，还向弟子们积极介绍国外的近代先进思想。关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宫崎滔天（1871～1922）在发给东京的一封信中有过如下描述。

康（有为）蛰居于广东万木草堂的家塾教育子弟时，他宛然有如一个小卢梭。他作为理想向弟子们鼓吹的是美国、法国的自由共和政体。他尊重并向弟子们推荐阅读的始中江笃介（兆民）的汉译《民约论》以及《法国独立史》乃至《万国公法》。他视为理想的人物是美国的华盛顿，有时以有见识之吉田松阴自居。他为了鼓舞弟子们的志气，甚至时常将《日本之变法由游侠浮浪之义愤考》作为教材放在案头。总之，当时的康有为实不愧为支那革命界之革命王之人物。

戊戌政变后，宫崎滔天曾经协助康有为逃亡日本。他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命运，曾经为了促使康有为领导的“改良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达成合作做过斡旋，因此对康有为的活动十分熟悉。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窥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曾经“以吉田松阴自居”从事教育活动，并向弟子们灌输了各种改革思想。

这里提到的这本《日本之变法由游侠浮浪之义愤考》正式书名叫《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由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编纂，1898年春由大同印书局出版发行。其实这本书的真正策划者是康有为，他不仅在序言中记述了指示长女康同薇编纂该书的经过，同时还在书中以按语的形式加了许多评论和感想。康有为在序言中写下了编纂这本书的目的：

我中国虽有四万万人，而弱气尔顿，荡风成俗。虽旧政束缚，戎貊宰割，而无有舍身命激涕洟而起力争者。（中略）欲求志士义侠以救国大难，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太史传游侠，吾愿似续之，命女子子同薇集日本义侠发愤之事，以著其维新强盛之由，以告我大夫君子。我再读再写，予颡有泚，不知汗之浃背发之冲冠也。

可见，康有为试图用幕末改革志士的精神来鼓舞弟子们的改革之志。同时这个资料还反映了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观，即明治维新是因幕末志士的发奋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介绍了幕末时期国内外的形势以及志士的“尊王攘夷”以及“倒幕”等救国活动，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是这些志士们奋斗的产物。

在着重介绍幕末志士在维新中的作用的该书中，对吉田松阴的事迹和作用的介绍占据了很大比重。据此判断，梁启超从康有为处获得了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许多关于幕末志士的知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康有为以外，梁启超还从当时中国人写的有关介绍日本的书以及传到中国的日本人的著述中获得关于吉田松阴的知识。梁启超在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发行）中除了西方学的书以外，还收录了中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以及当时出版或未出版的关于日本情况的书共九种。此外，梁启超写的《记东侠》（1897）一文中还记录了他曾读过冈千仞的《尊攘纪事》及蒲生重章写的《近世伟人传》等书，除了松阴以外，众多幕末志士的名字都曾出现在该书中。

在以上书目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遵宪在其撰写的《日本国志》中首次将松阴介绍到了中国。此外，黄遵宪在自编的诗集《人境庐诗草》（11卷）卷3中收有《近世爱国志士歌》，以诗的形式歌颂了近世日本的11位“爱国者”的事迹。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1905年）中，从黄遵宪的《近世爱国志士歌》的11首诗歌中选出歌颂高山彦九郎、林子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4人的诗歌，名为《日本四君咏四绝》刊登在《新民丛报》，对黄遵宪20年前（19世纪80年代）就通过介绍和歌颂这些爱国者而显示出的先驱性和改革“志向”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

从以上资料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在逃往日本之前，就从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著作中获得了许多有关松阴的信息。但是，这时候的梁启超还没有表现出对松阴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别重视和关注，而是与其他幕末志士一道来认识、评价松阴在维新中发挥的作用，并用这种精神来激励年轻人的改革之志。这一时期的梁启超的确也接触到了松阴的一些著作，对松阴的事迹及其作用也有一些了解，但是，对松阴的思想有多深的理解尚不清楚。梁启超认真阅读松阴的《幽室文稿》并显示出对他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强烈共鸣是在他逃往日本之后，即盛唱“反满革命”的那段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

三 逃往日本之后梁启超对松阴的认识

逃往日本后，梁启超显示出对松阴思想的深入理解并试图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而积极引进。他从1898年9月逃亡日本开始直到1912年回国，共计在日本逗留了14年。在他出版《松阴文钞》的1906年之前，他对松阴一直十分关注。这期间，根据其思想状况，梁启超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主张“反满革命”期间，时间为1898年至1903年。另一个是主张君主立宪制时期，时间为1903年11月至1906年。梁启超对松阴的论述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1898年至1903年11月这段时间对梁启超来说，是其生涯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接触到了日本思想和近代西方思想，进而还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有所接触，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放弃戊戌变法时期抱有的，希望通过“改良”即君主立宪制来维护现有体制的政治路线，转而主张“反满革命”即打倒清王朝的民族革命。他在叙述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时说：

自居东以来，广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读了“日本书”也是导致他上述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所说的“日本书”除了日本人写的书以及翻译的西方近代思想的书以外，也包含许多幕末思想以及明治思想方面的书。从梁启超在记录读“日本书”的文章《东籍月旦》中举出的书名可以看到，他说的“日本书”包含中学教科书、日本和西方的伦理学（含西方哲学）、亚洲、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方的史书等。在日本史方面，除列举竹越与三郎的《二千五百年史》以外，还列举了岛田三郎的《开国始末》、胜安房（海舟）的《开国起原》、福地源一郎的《怀往事谈》等书，强调读明治史和幕末史的重要性。

在上面提到的寄给品川弥二郎的书简中，梁启超记述了自己很早就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研读过《幽室文稿》。然而，逃亡日本后，鉴于中国改革需要，梁启超对松阴更加关注，并标榜“吾生平好读松阴文”，试图从松阴的著作中摄取中国的改革所必需的养分。在上述书简中，梁启超继续写道：

松阴先生著述及行状，尚有他刻否？能赐一二种，不胜大幸。（中略）再，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

这段文字记下了梁启超不仅希望得到松阴的其他著作，同时还由于敬仰松阴和高杉晋作，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吉田晋”。他还在同一书简中引用《幽室文稿》中最激进的部分，来反驳当时媒体指责“戊戌变法”由于操之过急而导致的失败。

天假之缘，以政变之故，行迈贵国。自顾菲材，虽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与贵邦幕末之际相类。每读送生田（良佐）叙中语，谓今日事机之会，朝去夕来，使有志之士，变喜怒于其间，何能有为。窃服膺斯言，虽波澜诡谲，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动其心也。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睹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家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那么，这一时期梁启超是怎样认识松阴的？他又描绘出了怎样的松阴形象？而这种松阴观又是以什么为基础而形成的呢？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把松阴看作一个“打破局面”的典范，同时还把他视为“革命家”。梁启超将松阴视为“革命家”的这种认识是和他在日本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主张的“反满革命”同时展开的。刊登在《新民丛报》1902年7月号上的《新民说》一文中有一篇文章叫《论进步》。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站在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大唱“破坏主义”，这样写道：

……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

……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勤王讨幕，废藩置县之一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今日之日本不为朝鲜也……

……昔日本维新主动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阴者，尝语其徒曰：“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阴，日本长门藩士，以抗幕府被逮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皆其门下士也）……

梁启超举出松阴的“打破局面”和“破坏精神”，指出日本之所以像今天这样强盛，全是这种“破坏性精神”导致的结果。梁启超在《释革》（1902）一文中还把松阴称为“革命人物”。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把松阴的肖像和略传刊登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1902年11月）上，大力颂扬主张“破坏主义”的革命家松阴。

吉田松阴者，日本长州人，维新之主动力也。前此日本各藩并立，不许交通。松阴独亡命，遍历全国，交结志士。又尝欲赴欧美探其情实。时日本海禁甚严，不得行，事泄，下狱。既而圈禁于家，开松下村塾，专从事精神教育。明治维新人物多出其门，若前宰相伊藤博文，现宰相桂太郎皆彼弟子也。生平专主破坏主义，所事未尝一成。然其精神遂动全国。年三十二（应为三十，原文有误。——引者注），为幕府所逮捕，斩于市。

梁启超1902年在给康有为的信中阐述自己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革命论”，反驳康有为认为革命招致国家分裂的论调，主张应该坚决实行“反满革命”。梁启超这样写道：

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禿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这时候的梁启超认为革命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对这时的梁启超来说，松阴无疑是他心目中一个十分理想的革命家。

梁启超的“革命家”松阴形象的形成无疑受到了《幽室文稿》的影响，除此之外，不难推测曾经塑造了“革命家”松阴形象的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明治26年初版本）也对他的这种“革命家”松阴形象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同时，他的这种松阴认识与当时日本流行的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的“明治维新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梁启超“打破局面”“破坏主义”“革命家”的松阴观的影响下，苏峰的《吉田松阴》（初版本）于1903年被翻译成中文，命名为《新史学丛书 吉田松阴》（译者王钝），由上海通雅书局、南京明达书庄出版发行。

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具体含义不是指改朝换代式的“易姓革命”，而是具有社会革命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近代思想给予梁启超的思想以极大影响，但是从他从幕末志士松阴的革命思想（“破坏主义”）中去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思想中不仅含有西方近代思想的因素，同时也包含近代日本思想的因素。

四 1903年11月以后梁启超的松阴观

以1903年11月为界，梁启超的思想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游历北美后，加上康有为对他施加的强大压力，开始放弃此前的“打破局面”“破坏主义”等主张（即民族革命），再次探讨“开明专制”即在像光绪那样贤明的君主的主导下实行君主立宪制，换言之就是通过君主立宪制再次寻求救国之路。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变化也明显反映在他的松阴观方面。换言之，以1903年11月为界，梁启超此前一直强烈主张的“破坏主义”“革命家”的松阴观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强调松阴在明治维新中的先驱者和原动力方面的因素。从这一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到他试图从松阴的“志气”“至诚观”“生死观”等内在方面重新认识松阴的姿态。

梁启超在《自由书》中，高度评价根据幕末社会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对策的松阴为“善变之豪杰”：

吉田松阴，初时主公武合体之论，其后乃专主尊王讨幕，非首鼠两端也。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苟无伤于平和而可以保独立，则无宁勿伤也。既而深察其腐败已极，虽欲已而无可已，乃决然冲破其罗网，摧坏其基础，以更造之。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在此，梁启超在评价松阴的同时，打出了爱国者松阴的形象，同时也将自己的心境投射到了这一形象之中。梁启超还在《自由书》中的“论成败”（1903年11月）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松阴作为先驱者的一面。梁启超除了评价松阴的先驱者作用之外，还对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成就国家独立的纯洁人格给予高度评价。梁启超翻译《松阴文钞》的动机其实是试图从松阴作为明治维新先驱以及他的感化精神中找到他的思想本质。关于这一点，他在《松阴文钞》序言中写道：

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中略）吾生平好读松阴文，乃钞其最足为我国人厉者，著于篇。丙午二月梁启超钞竟记。

从这个序言中可以看到，梁启超试图重新寻求松阴之所以成为明治维新先驱的思想根源，即构成松阴思想的最本质的东西。

上面提到，《松阴文钞》是梁启超从《幽室文稿》中精选并抄录了松阴的“最足为我国人厉者”的书信、诗、文等共计72篇，经翻译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的。在《松阴文钞》中，梁启超认为重要的地方都加上了圆圈，在书页的上部还以“肩批”的形式加了很多注释和评论。从这些注释中我们也能看到梁启超对松阴的关注和他的松阴认识。下面，我们就以梁启超在《松阴文钞》中的评论为线索，探讨一下思想转变后的梁启超对松阴的认识。

《松阴文钞》的出版是在1906年。这一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拥护清朝体制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革命派之间围绕着如何挽救中国，应该实行“立宪”还是实行“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两种政治路线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梁启超试图通过翻译出版《松阴文钞》来鼓舞“立宪派”的志气，激发和坚定大家的改革意志。

在《松阴文钞》中梁启超表现出的对松阴的关注是多方面的，下面通过几个关键词来做一下梳理。

梁启超在《松阴文钞》中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构成松阴思想根本的“志气”“成败观”“至诚观”和“生死观”等方面。

《幽室文稿》中收有一篇《送儿玉士常之游九国、四国叙》（安政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的文章。梁启超对松阴的“大凡士君子之为事，在于志气如何耳。力志在于交奇杰非常之士，养气在于跋涉名山大川”。这句话不仅标上圆圈，还在批注处写下：“此二语可书诸绅。”同时还对松阴在《与良藏》（安政五年二月二日）信中写的“勤王敌忾世皆口，刻意励行独有君”这句诗，加上了“今之志士所谓皆口也。此言不啻诏我辈”，把松阴的“勤王”和自己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关联在一起来理解。

《幽室文稿》中松阴有一封信《上国相益田君书》（安政五年六月）这样写道：

今日之急如此，而为此固虽不容易，然亦非甚难，唯执事在于决意坚志，为之以渐行耳。或有不可为者，若改方易人，则尚或可也。若决不为异论邪说而阻挠其策，则必有干事之才者起，应执事之用无疑也。若执事苟不能然，漫然为之，泛然为之，泛然试之，少有滞疑，乃遂废弃，重为人笑，不如起初不为为愈也。

对此，梁启超评论道：“此定国是之说也。今中国大吏，宜日三复此言。”对于松阴在《复士毅》（安政五年正月十二日《野山狱日记》）一书中说的“天下事起，人人举手，何用吾党而为乎”的栏外梁启超写下了“此数语吾党宜三复”的评论，由此可见他试图通过这种形式来坚定“立宪派”同志们的志气。

梁启超还被松阴的成败观所深深地吸引。松阴在《与高杉畅夫》（安政五年二月十二日）的书简中这样写道：

当今天下之事，万不可为，而不可不为者，乃臣子之责也。知不可为而不为，与有所为而不为，皆非俊杰之为也。

对此，梁启超评论道：“松阴之成败观固非委心任运者。”

松阴还在《复福原又四郎》（安政六年三月五日）一书中写道：

默霖尝言，“天朝之积衰非一朝一夕之故。世之慷慨家乃谓，若一旦起事朝权即复。是浅浅之见见耳。故余之万死自任，其实欲警觉后起之霸着耳。”深哉！霖之心。仆实铭之于肝。今日之事，不期万成。霖已于无事之前知之矣。然若仆能死，则为不负亡师友。是仆安心立命，所以与诸友不同也。诸友之于尊攘，时势可为则为之，不可为则不为。其以仆为狂为愚，万万的当。

对此，梁启超评论道：“知不可而为是松阴一生大宗旨，然彼非委心成败也。谓虽败尤不害其成也”，对明知会失败却为了天下国家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坚守信念的松阴表示深深的敬意。

梁启超在《松阴文钞》中特意关注松阴的“至诚观”并给予强调。比如，对松阴的《送杉藏叙》（安政五年七月十一日）中的“今日之事成急也。然天下大物也，一朝奋激非能所动，其唯积诚动之，然后有动耳”这句话，梁启超评论道：“今日吾国民党之不振毋亦徒有奋激而未有积诚耶。”可见梁启超认为松阴的“至诚”“积诚”对于中国的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梁启超在松阴的《复君仪》（安政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中说的“国家之事，万万不可济也。为何，济事在于诚，而今人皆伪而排大难伪。待二十分之胆而后成，而今人一分胆亦无。（中略）吾若果死，其心死者或有更生者”这句话，梁启超评论道：“吾辈今日读之乃可哭耳。”梁启超认为松阴之所以具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就是因为其心“诚”的缘故，所以，对松阴的《上玉木叔父书》（安政六年正月二十四日）中的“今之人，不为未必为之事，当为不可不为之事，不为不可为之事，当为可为之事”这句话，梁启超写下了“读此言可想见松阴气象。其狷急不能容物，亦至矣。然其友卒不畔之者，积诚所感也”。

关于“生死观”，松阴在《与八十》（安政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说：“生死离合，人事悠忽。但不夺者志，不灭者业，天地之间可恃者独是耳。”对此梁启超在写下“松阴深有所得于生死观，此其一斑也”这句评语的同时，对松阴那远远超越生死的重视志向价值的观点表现出深深的共鸣。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个观点之外，梁启超还就松阴的人格、性格、“松下村塾”的感化教育、尚武精神等诸多方面写下了自己的评论和感想。如在《松阴文钞》中随处可见如下评语，“日本尚武之风，松阴养之实多”“日本维新诸杰咸有此气度，故能相反相成，以建大业”“此等气象我辈真当学。我辈真当学，但学岂至易耶”“真是磊磊落落底气象”“此二语松阴写真也”“常读此语可令气王”“此汉颇顽颇愚，好以琐事与人忿争，是以众皆不容。然激之以功名节义，必能死于王事矣。吾故爱此汉也”“可想见当时学风，后此能历大难，相与有成，皆此精神为之也”等，显示出梁启超丰富多彩的松阴观。

综上所述，从梁启超在《松阴文钞》中的评语和注释中我们不难看到，梁启超对松阴的关注视角已经不在其“打破局面”“破坏性”“革命家”等方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松阴思想的内在部分进行解读和理解方面。可以看出，梁启超在与革命派的激烈论战中希望从松阴身上找到精神上的有力支撑的强烈愿望。梁启超在用松阴的精神鼓舞同志，坚定他们的改革之志的同时，自己也从松阴的思想中吸收了诸多养分。他在深入研究松阴的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了松阴。

五 结语

以上我们追踪了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之前、之后以及思想转变之后的松阴观。通过考察梁启超的松阴观，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思想不仅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时也与幕末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梁启超通过《幽室文稿》所获得的松阴认识，在不同时期以及政治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都是他在寻求中国改革之路时的思想表达。换言之，梁启超这种触及松阴思想多个方面、内容丰富的松阴论，从与日本思想相关联的角度记录和映现出了梁启超的改革思想。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

对于梁启超的《松阴文钞》，笔者在此虽然做了一些粗浅分析，但很不充分。尤其是在《松阴文钞》中梁启超对松阴思想中的“阳明学”因素给予了很大关注，也受到其诸多影响。关于这一点，留待以后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