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构建的认同——现当代的“洞穴之喻”

合法性（legitimacy），又被译为合理性、正当性、正统性等，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从含义上看，合法性首先是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规范服从。究其文字起源，合法性源于拉丁语legitimare，即“秉受天命，承继大统”之意，其最初含义是指国王具有一种正当的即位身份。如中国古代的“天命所归”概念，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就引用种种“祥瑞”或者“理论依据”来证明新皇帝的合法性。从这种最初的意义上来看，合法性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统治理由”的应然性内涵。也就是说，政治统治者凭什么统治，被统治者为什么服从，就是合法性问题的核心。可见，“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它关注的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权利与被统治者的服从义务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的规范状态下，汇集并总结服从的理由，是政治权力的应然生命力。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必须依赖社会大众对自身在同意基础上的服从，否则这种政治权力必将昙花一现。从“祛魅”的意义上说，公共权力本身还意味着要达成社会的现实服从，因为权力就是“一种有意努力的产物”，这种产物“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不能贯彻自身的意志，不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服从，那么公共权力就是没有意义的傀儡。所以，权力本身就意味着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权力。可以说，权力与服从是相伴而生的，公共权力自身要存在就必须通过一种方式，建立社会对自身的服从，这是合法性问题另一面的“实然”意义。

近代话语中的政治合法性是从反封建的斗争中生成的。其代表的价值导向，是反抗君主自身的构造权威。事实上，构建的合法性（权威）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颖的概念。传统社会中就普遍存在君权为自身人为构建的合法性。不够文明的政治权力，哪怕是最为专制的君主，也需要建设自身权力在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如卢梭所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武则天即位之初，对于各地敬献上来的各种几近荒唐的“祥瑞”物品一概笑纳；袁世凯窃国称帝时也用了同样的把戏，上演了一出出“天命降临”的闹剧；英王查理一世傲慢地叫嚣“国王只对上帝负责”，法王路易十六也坚持“君权神授”的政治话语，认为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即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旗手”拿破仑，在加冕典礼上仍然凭着从教皇手中夺下皇冠，自己戴在自己头上，来彰显自己的实力。面对封建君主们的自我标榜和虚幻的合法性构建，西方资产阶级在反抗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进一步解读了合法性的概念。为了反抗君主自封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将政治合法性的规范内涵绝对化了，即指在特定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独立判断的公民发自内心的服从，这种服从是一种社会精神的整体汇聚，体现为个体上升为共同体，公民个体即是国家的超验意义。在“应然服从”的政治理念下，资产阶级领导社会大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综上所述，政治合法性从一开始主要是指规范意义（normativism）下“应然”的价值内涵，构建的“实然”内涵虽然存在但屈居次要地位。在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意义被推上了神坛。从启蒙思想的理论上看，政治合法性强调服从一个公共权力的合理依据，是“我应当”“我愿意”的“心服”。公民服从某个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认同甚至信仰某种终极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概括一个社会的本质灵魂。可以说，这种意义上的服从，是基于公民认同基础上整个共同体统一的政治忠诚。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了个人精神向共同体精神的汇聚，对公民个体意见的尊重汇集为社会整体的共同意志。在这个意志中，每一个人都是共同体，共同体也代表每一个人。个体的尊严和社会的尊严是同一价值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这样的规范合法性中，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是统一的，人民的意愿可以毫无阻碍地汇集成社会、国家和民族层面的绝对精神。

严格地说，这种见解只是描述了理论上的理想情况。政治合法性联结公民和政治共同体，而公民和共同体的德性水平与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性成正比。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公民内在的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联结与共同体的政治合法性血脉相连。公民与政治共同体的德性、价值直接影响着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性。历史上不乏规范程度高的“王政”时代，也不乏规范程度低的“暴政”时代，正同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常态政体”和“变态政体”一样，政治合法性的规范程度与公民与共同体的德性密切相关。没有绝对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如果公民和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礼崩乐坏”，那为了保持共同体的整体存在，政治合法性中就不可避免地会掺入构建的因素。换句话说，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性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它随着政治价值的整体化统合能力的强弱而变化：当政治价值能够在社会层面整合公民的政治意见时，合法性的规范性程度较高。反之，如果公民的个体性被过分强调，其公共性在社会整体层面被忽视时，那么合法性就缺乏规范的途径将公民的意见汇集成为共同体意义上的同意。此时，就必须利用外界的力量来干预、建构这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认同，否则共同体就会面临分裂的风险。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在政治价值被严重解构和稀释的解构主义盛行的时代，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社会大众日益原子化，理想中绝对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已经消逝。尤其是“二战”后，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公民的个体性在与公共性的角力中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极度自由的个体在使政治意见和政治价值极端原子化的过程中令公共空间的公共权威产生了真空，而原有的意见汇集机制面对极度分裂的公民意见分布又显得无能为力。在“欺骗”的意义上，相对的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合法性产生了。理想状态中公民独立政治价值判断下对公共权力的授权变成了经验意义（empiricism）上人为建构下大众的“自愿”认同。这种合法性是科学时代的必然产物，科学技术以网络、信息技术、城市化等现代性物质因素作为武器，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抹平了政治价值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差距，使政治价值于社会层面被碎片化了。在这个背景下，终极意义的政治价值日益苍白和消逝。政治价值在公民的头脑中缺乏现实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正义、权利、自由等人性关怀被科学的快捷、功利等物性计算所掏空，已经变成了空洞的、碎片化的话语外壳。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时代下爆炸发展的社会分工、极大丰富的商品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等将公民进一步原子化，公民们以往集体意义上的联合也在极大程度上被打碎了，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被置于庞大社会角落里的某个美好而极度个性的孤岛上了。在这种环境中，公民日益变成极端独立而又孤立的个体，他们自信而又自私地进行着激进的政治评断。资本主义国家顺应了这种潮流，它改变了以往的压制做法，转而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从社会、经济、符号和话语等方面进行渗透，以“非政治化”的面貌通过社会整体结构进行调节和控制。粗看起来，这种整体的控制仿佛是“非政治的”，与原子化公民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符合自由主义“守夜人”政府的要求。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整体的控制无处不渗透着统治的动机和结构性构建，无论是工具性价值的灌输、诱导性的绩效满足，还是隐蔽性的“温和”惩戒，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在科学技术的时代达到了千年前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从哲学上说，政治价值必然是超验的形而上理念，因为它们所衡量的是社会整体的统治合法性。如果没有超越的形而上特征，那么政治价值也就不再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了。孔子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治价值必须具备最高的终极意义才能在政治过程中扮演整体评断的最终标准，否则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必将因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而变得碎裂，继而陷入合法性理据的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斥一切先验性为妄断，它用量化的模式改造了政治价值，使正义、自由、民主等终极规范变成可以衡量的计算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政治价值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支离破碎，自然经济、市民社会已经被无所不在的原子化社会代替，传统政治价值的人性内涵已经被科学的物性替代，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能动地、精确地解释价值的内涵并通过强大的科学技术等工具对公民进行“无意识地”说服。也就是说，空壳化的政治价值已经成为政治统治的名义工具。公民不屑于对政治合法性进行整体意义和终极意义上的评断，他们的评断标准极大程度上变成了物化形式下的利益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验的价值被工具性价值取代了，工具性价值作为物化逻辑支配下的政治价值躯壳，是构建合法性的主观指令。自由、民主和正义不再是崇高的理念女神，而是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她们走下了神坛，变成了政治统治的话语说服工具；进一步而言，在科学彻底地对政治价值进行了“祛魅”，政治价值的终极意义已经消失的条件下，物性计算的内容已然充斥了政治价值。在这样的逻辑下，公民就变成了精心计算的功利者。他们不再像传统中的公民那样坚持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绝对内涵；值得用生命来捍卫的终极意义的评判标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密计算的、可以取舍的、能够衡量的数字。柏拉图的城邦四美德从超验的世界降低到人间，被世俗化为具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税收政策、外汇政策、社区建设、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种族主义等与公民相关但并不具有根本意义的碎片化议题取代了终极的价值。在胡适与鲁迅之争的现代版本中，“问题”战胜了“主义”，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为公民增进这些旁枝末节的碎片化利益，公民就会提供他们规范的同意。公民与其说是在进行规范的独立评断，不如说是在用自己的认同来与当局交换利益。资本主义国家顺应了这种“交易”的趋势，用自身的绩效性满足来诱导公民的同意，即利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工具不断制造和满足大众新的需要，然后进一步令大众依赖这种需要（当然，这些需要不一定都是真实的需要）。当大众对现代化的公共设施、服务和市场产品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依赖而不能自拔时，资本主义当局就成功建立了对大众的统治。这就是由科学技术驱动的价值空虚化趋势下诱导式绩效的逻辑。除了工具性价值和诱导式绩效外，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放弃暴力这一最后保障。只不过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暴力压制变得越来越隐蔽，甚至不为大众所知了。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了全面控制意义下的无形强制。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对公民行动的捕捉、网络热词点击的统计分析等先进的技术武装着这种强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控制已经从有形发展到无形，从“线上”发展到“线下”，从客观存在发展到主观的整体意义上的结构性存在。事实上，当这种强制与绩效性满足结合起来，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一种设施到底是强制还是绩效了。无所不在的摄像头是对抗刑事犯罪的利器，同时也是监视公民的“天眼”；网络信息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是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无所不在地收集着个人的隐私。

需要注意的是，构建的认同仍然体现为一种规范的自愿同意。只不过这种同意是基于被碎片化的政治价值下公民的极端个人判断。而这种貌似独立的判断，实际上却是社会整体结构化安排引导下的实然结果。构建的认同，体现出极端对立的两极——原子化公民的个人评断和社会的结构性控制共生共存的奇怪现象。这种奇特景象并不令人惊讶，这是科学技术在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科学推动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公民摆脱了“单向度人格”的嫌疑，发展出了多向度的人格，这种多项度是空前丰富的。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各地的事物都可以在同一时刻被地球另一端的人们通过屏幕而了解；远隔重洋的货物交易在鼠标的轻轻点击下就已经完成；一部手机的零件来自世界各地，远隔万水千山，整个地球的资源在全球化的意义下被整体调动了。在市场经济的深广延展中，人们可以享受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所承载的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将人们全面包围，手执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新闻。在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下，公民的自由得到了强大物质工具的辅佐，变得更加有实现的潜力。应该说，在信息化的时代，公民的主体性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强调。公民的政治评断在理论上应该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应该在更深广的范围中得到实现。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信息化时代的自由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人。如果说工业化社会下的公民是“单向度的人”，那么信息化社会下的公民则是果壳中的自由人。全球化的发展虽然给公民以无限丰富的物质选择，但这种物质选择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意义上的物化和局限化逻辑。物化发展的市场令公民俗化了，丰富的产品将个人局限到自己的角落。政治价值变得狭隘而且可以交换，公民的认同变得可以收买。终极评断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变成了计算意义上的功利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仍然在进行着规范的评断，只不过这种评断已经不再依照超验意义上的终极评判标准，而只是局部个体利益的极端化。卡普兰所谓的“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真实存在的，“零成本使理性的胡闹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意义深远的概念”，只要没有成本，公民就可以任意投票而胡闹。但是卡普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没有从公民内在的私域和公域的关联入手分析问题，更没有发现rational irrationality中的理性（rational）和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对立统一于个体性与公共性之中的。在个体性层面，理性占据着绝对的上风；而在公共性层面，非理性则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原子化公民在私人领域是理性的，偏狭个体的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规范判断是不可回避和否认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他们则任性而不负责任。只要满足了一己之私，他人和共同体都不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化公民仍然从自身的狭隘视角进行着规范的评断，自由主义仍然生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这种自由主义被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无限的“多向度”绝对化了。每个人的“个性”都毫无节制地标榜着各自的“善”，价值如同科学技术提供的无限精彩的物质世界一样，变得无穷无尽了。终极和整体意义上的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关于自由主义者承诺的方式，其中没有压倒一切的善”，价值的无尽碎片化与物化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政治价值已经不再是终极、整体意义上的绝对标准，那么它就是相对的标准，是可以衡量、计算和交易的局部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公民不仅变得可以“收买”，而且也丧失了“类”意义上的强大力量，他们被原子化了。此外，价值的碎片化与社会结构的原子化相辅相成，科学技术提供的繁若星河般的分工在现实层面将公民局限到特定的生活回路中。在这种回路中，他们独自地生活、工作、消费、娱乐，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的自由逻辑，在各自的果壳里称王。极端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这种客观生活状态将公民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价值谷壳，他们不仅在价值层面碎裂了，而且在现实层面也变得孤立起来。有趣的是，这种孤立还被大多数人自认为“个性”而大加称赞。不可否认的是，在无尽的物质生活的快乐中，个性的公民们也时常感受到“类”存在缺乏下的孤独，只是他们无法解释这种孤独，更无法改变这种孤独，只能在各自的星球上演奏着单调的自由。后现代艺术的众多思潮反映了这种大众心理，《等待戈多》等经典剧目反映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时代极乐世界中的苦闷和彷徨。然而，大众的苦闷是短暂的，物化的享受逻辑很快占据了上风。每一个公民都个性自由而精明强干，是对合法性进行规范评断的主体，然而他们合起来却耳聋目盲，是无限灿烂的现代化星河中的一盘散沙。

原子化的公民在微观上是自由的，在宏观上却极度缺乏公共性。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必然催生出公共空间的权威真空。公民社会中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内在平衡要求对公共性的回归，与原子化的自由伴生的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秩序的缺失和客观上对秩序的强烈需要。然而在极度分裂的社会结构中，资本主义原有的代议制民主机制很难汇集公民的群体认同，星河般分散的公民意见分布使得政治意见的整合变得非常困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依靠构建的合法性来弥补传统合法性提炼机制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的认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自信而孤立的公民给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可乘之机。与极端自私的个人自由相同，结构化的社会控制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物化”的大趋势。分散的大众表面上独立精明，事实上则匮乏无比。不能自力更生的原子化公民需要外在的供给，无论是公共品还是商品，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莫衷一是的大众们互相攻击（客观上而非主观上形成了对权威话语的需要），最后专家出现了，他成功地安抚了大家，建立了话语的合法性；现代化城市的五光十色令多数公民离不开整洁、华丽的公共设施，公园、交通、摩天大楼等宏伟建筑迅速有效地构建了绩效性的认同；极度个性的公民离不开众多物质和精神消费品的包装，市场、网络和全球化瞬间解决了这个问题。原子化的公民貌似不可战胜的任性和雄辩，在话语和绩效的整体力量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资本主义国家从结构上通过给予这些产品换取了他们的认可。易言之，构建的认同就是在制造的环境中，在非主体终极政治需要的动机下，秉持着狭隘和空洞的政治价值的原子化大众对政治统治产生的规范性同意。构建的认同主要有几个因素：原子化的大众、狭隘的价值评断、绩效和惩戒下社会结构化的控制以及对控制的无意识，联结它们的是由科学技术代表的现代性。构建的认同的本质，是科学营造的“梦境”中的规范认可，是主观认同和客观控制之间的辩证统一。而被“理性”和科学技术格式化头脑后的社会大众只关注自身的狭隘利益，并不知道自身正处于梦境之中，也并无终极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合法性的正当与否，只能随心所欲却又无处不受限制地在自由的梦幻中孤立而自信地认同。这种规范性认同可以比喻为一群“木偶人”在他们认为应当“心悦诚服”的满足的情节中所进行的应然性服从，是在特定社会舞台上的现实表演，而表演者却不知自己在表演。就是说，在人为或非人为的绩效（或惩戒）的满足过程中，原子化的公民产生了心悦诚服，这种应然意义上的规范服从，表面上是极端个性的达成，实际上却不是源于他们内心真实的政治需要，而是源于外在的影响和话语灌输。一个梦游的孤独舞者，自觉内心公民主体性的“满足”，然而无论其舞姿多么美丽，也只不过是在梦中起舞。现当代文艺的很多母题反映了科学技术全能化和个体价值原子化趋势下政治合法性的整体性构建。电影《黑客帝国》中的人类“个性”而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认同的梦境中，然而在真实世界，他们不过是被机器统治者禁锢并榨取的生物电池；电视剧《西部世界》中将这个母题倒转过来，正在觉醒的机器人们以人类的面貌和逻辑“自认为人”地生活在虚幻的人造历史场景中，而在真实世界，他们不过是人类统治者的玩具。与此种逻辑相同，现当代的人类社会也产生了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特殊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仍然体现为规范意义下的个人评断，只是这种规范认同是被掏空了价值的原子化服从，是“果壳之王”般应然服从的梦境想象。构建的认同，像一个被掏空了的政治主体的躯壳，体现出内在规范性和外在控制性之间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主体的认同是无数原子化公民“我愿意”“我应当”意义上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则是外在环境所施加的结构性诱导和控制的现实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已经变成当前的社会环境和话语现实的必然产物。用马尔库塞“使不存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话来类比，那就是“使原子的或然（认同）变成整体的必然（认同）”，这就是构建的认同的内在矛盾。“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民主的规范理论为指针，通过形成“共意”而授予公共权力统治权利。如果公共权力出现不良行为，人民还可以对其进行弹劾和罢免。无疑这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合法性，是一种“我愿意”基础上“规范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但是，这种美好的图景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象。对社会大众来说，他们虽然被赋予了自由的名义，在个人层面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孤军作战的他们却缺乏实现自由的能力。原子化的公民一方面极度自私而自信，不屑于整体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去制定规则，更无法参与政治的游戏，大多数选民都能意识到手中的选票其实无关紧要。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冷漠现象，如大选公民的投票率奇低（甚至长期低于40%）等就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民被“传唤为主体”，是宪法和法律下的国家的主人，而这种主人的身份，不过是一种极狭隘意义上的真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公民在个人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自由和任性，但在群体性缺失的情况下，原子化公民在社会整体层面的无力转变为实然的服从状态才是这种主体性传唤的现代版意图。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如著名法谚所言：“在民法慈母般的关怀下，公民即是国家”，因为公民有其义务（也就是服从），所以公民的权利才能由个体上升为社会，国家和个人才能融为一体。公民于是被这种雄辩所说服，用公共领域的顺从换取了个人领域的自由。然而个体的自由与公共领域的断裂并不会导向美满的结局，在公民权利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剥削。群众的财产再多，也不及资产阶级财富的一个零头，所以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要指的是保护资本家的财产（具体参见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基尼系数）；所谓的公民义务，主要是要求社会大众在政治层面的服从，而对于财大气粗的资本家们来说，则是金钱可以影响一切。有趣的是，这种剥削通过主体性的灌输，竟然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公民内心的认同。与“主体”相关的自由、博爱等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观念也是如此，统治阶级利用自由和博爱说服社会大众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然而这一切却并不是为了社会大众服务的。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博爱的客观表现，就是极端孤立的自由个体在强大国家的结构性控制下的自愿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的认同，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矛盾。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建构往往是具有反封建背景的话语体系，是资产阶级联合社会大众进行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指导纲领，故而呈现出上述“普适性关怀”的内容特点，其实质不过是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唤起社会大众内心的规范性认可。从现代意义上说，造成这种外在强制之下的主观认同的手段更加多样。庄子曾有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当社会现实尚未吞噬人的类存在时，超验的政治价值还可以起到作用；而当人的类存在已然被社会完全解构，主体性已经在汪洋大海中化为原子形式的个性时，价值意义上的规范服从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支配的空壳。你可以坐在观众席指出一个蹩脚导演的错误，但是当你已无意识地成为剧中的角色时，指出剧情本身的疏漏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因为剧情本身就是原子化公民共同“无意识地”创作的，其内在地支配着他的规范性服从。换句话说，当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已经用科学整合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个人的意见已经在碎片化基础上被成功引导，政治系统自身就可以生产出足以证明统治正当性的合法依据了。社会大众在这台无所不包的大戏中各自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在盲目的自由自信中快乐地服从了。如果说前现代社会中构建的同意还具有某种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的超验特征，主体还能依据某种超然的价值标准对认同与否进行衡量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分工的膨胀，已经将每一个社会个体从微观上原子化，将每一种价值从宏观上碎片化了。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尚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宗教等思想文化的遗产，主体尚能够结成类存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抗构建的合法性，对政治活动的是非标准进行评断。现代社会则已经将传统、价值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人们的头脑已经进一步被局限化了。琳琅满目的货架，充满了类型化情节的电视剧，拜金主义、颜值主义等五光十色的现代性产物已然将人们置于一个极度欢乐下的由个人自由编织的牢狱之中。日复一日的工作只是星河般宏大社会中的一粒尘埃，“在大众中没有任何同一性，其中每一个都已经分化了，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利益”,人们再找不到多少“同类”意义上的阶级团体，而只能在封闭的循环中自信而潇洒地自由着。人们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观念知识去思考终极的标准。意义、价值都已经被彻底遗忘，大众在社会编织的美丽的梦幻里快乐过活，按照盲目的、极端的自由和个性来思考与行动，表面上强大而无所约束，事实上却孤立而虚弱，最终为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社会化控制成功驯服，“心悦诚服”地向当局献出了政治认同。

总而言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构建的认同取代了规范的认同，公民的内在认同和社会的外在控制已经融为一体。在控制和认同水乳交融的逻辑中，诱导式的绩效和隐蔽的强制往往以工具性价值作为外壳和名义,用崇高的理由掩盖自身的控制动机。在这个层面，恩惠的施与本身就是一种惩戒能力（即剥夺这种恩惠）的建立。反过来，惩戒在绩效满足背后隐藏得越来越深，成为一种功能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化控制。美国随处可见的摄像头表面上是以“正义”为名打击日益失控的犯罪活动，但事实上这些摄像头恰恰是打探公民隐私的利器；在维护公民的“自由”“自卫权”的堂皇价值下，枪支的泛滥仿佛有其道理，但其事实上不过是统治阶级为军火商作嫁衣以开发出更强大的武器来控制国内和世界罢了；次贷危机的元凶——无节制的金融杠杆也是以“生活品质”的名义，强调“用明天的钱过今天的生活”，但事实上不过是金融资本通过推行信贷业务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民的债权人”从而加强对民众之控制的障眼法而已；美国向全世界输出霸权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打着“民主”“人权”的高尚旗号，另一方面却是作战室里将军们和商人们的交易——“炸掉这座桥，之后我们美国工程公司去重建它”, “炸掉这座本土的化工厂，我们之后便可垄断该国的化工业”。为什么武装精确到牙齿、拥有以厘米计算分辨率的军事卫星和侦察机的美军却总是“误炸”“误伤”地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呢？其实不过是贼喊捉贼，以图战后控制该国的戏法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提供的产品越多，公民整体意义上的政治价值评判就越少，物性的交易和诱惑掏空了价值，打碎了公民间阶层意义上的联结。空洞的价值名义裹挟着绩效诱导和隐蔽惩戒，最终欺骗了被分化的原子化大众，令他们心愿诚服地认同了。在这种整体结构性的控制下，原子化的公民像被挖空了的价值谷壳，他们分散而自信、偏狭而傲慢，事实上却没有独立话语和实质价值可依凭，在社会整体的灌输和控制中极端独立而又随波逐流地进行着同意。很大程度上，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价值判断主体，而是被当局灌输了价值内容的躯壳。在内在的价值灌输和外在的诱导与控制的共同作用下，大众在无意识之中“自以为公民”地自愿认同了。这种构建的认同虽然的确涉及了公民生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从根本上则彻头彻尾地背离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科学技术时代“异化”和“物化”的顶峰——自以为“主体”而进行着规范认同的木偶，他们找不到自身集体意义上的力量，而只能在自我编织的梦中狭隘地进行着政治评断。从社会的整体意义上说，原子化的自主认同变成了标准化生产的认同，零散的自发同意变成了规模化制造的同意，独立的价值判断变成了意义微末的极端任性，社会大众的政治忠诚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操作的统治结果。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就是当局对原子化公民进行结构化的“各个击破”的过程。换用比喻的说法，有百变面孔的利维坦挨门挨户地用公民们各自的极端利益和需要说服并收买着他们，从而在社会层面上收集而并非汇集认同。构建的合法性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终极意义上的不可分割的政治同意，在科学技术主导的新时代，认同变成了可以计算、衡量和加总的数据。“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意义上的合法性正在式微，公民个性化同意的简单累计代替了公民共同精神的凝聚。超验价值的完整性、终极性被解构了，公民社会不再是规范化价值的统一概括，而是变成了极端同意的简单加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理想中规范的统治秩序已经成为科学技术时代的“洞穴之喻”。

具体说来，构建的认同是规范认同的变态形式，如同亚里士多德对变态政体的分析一样，构建的认同也是从规范认同的三个基础——价值、绩效和惩戒的变态形式中产生的。关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传统学术观点主要有：道德与同意的观点、韦伯的三类型说（传统、个人魅力和法理）、帕森斯的四标准论（价值、责任、情景和惩罚）、卢曼的三因素说（传统、声誉和领导）、伊斯顿的三来源说（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利普塞特的绩效性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在这些基础的总结和分析之上，政治合法性可以理解为具备三个基础：价值基础、绩效基础和惩戒基础。价值基础是被统治者对信念的服从。这种基础是公共权力通过特定政治信仰与观念的说服和灌输，最终达成社会服从的合法性来源。具体说来，价值基础包括意识形态、法律和传统三个方面。绩效基础是被统治者对满足的服从。这种基础是公共权力通过各种形式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而获得的合法性来源，包括专业化技术、身份与资格、符号与象征。惩戒基础是被统治者对惩罚的服从。这种基础是公共权力通过对违抗政治权威的行为做出惩罚而获得的合法性来源，包括硬暴力与软暴力。

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统治者在全社会范围对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了整合，分别从价值、绩效和惩戒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的认同。具体说来，第一是工具性价值。随着社会大众政治主体性的原子化，前现代社会中评判规范性服从的终极政治价值已经坍塌，科学内在的物性计算取代了政治价值内在的人性关注，使得政治价值只剩下一副碎片化的空壳。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价值日益失去了目标意义上的评判作用，空洞的政治价值作为一种名义和符号，成为政治统治可以用以解释并说服大众的话语工具。第二是诱导式绩效。如果说前现代社会中政治主体依据政治价值的精神原则来满足社会大众从而赢得大众的规范认同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绩效，那么现代社会中的诱导式绩效则是一种“交易”意义上的构建绩效。理想的合法性是价值决定下的满足，构造的合法性则是为了满足而满足。既然传统政治价值的内容已然被物性的计算所填充，那么物性的满足就可以收买而不是“赢得”公民的认同。在这种逻辑中，公民的神圣身份被世俗化了。规范认同不再是公民独立人格下的超验的、不可计量的价值判断，它变成了一种定量计算的交易。公民不再“高高在上”地拥有主体性的高贵评断权了，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合法性的交易者，其用自己的规范认同交换当局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由独立的个体沦为了被“豢养”的宠物。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先用科学的或制造的经济、社会需要调动大众的胃口，然后再挺身而出满足大众。从提供某种需要的满足，到令大众依赖这种满足，最后用这种满足控制大众。这种用物性替代人性、用定量交换取代定性评断的逻辑，就是诱导式绩效的实质。科学、符号、等级、全面管理的经济，都是这种诱导式绩效的主要手段。第三是隐含性惩戒。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将“软暴力”上升为主要强制手段，经常将绩效和惩戒结合运用。诱导式绩效和软暴力相结合后，通常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法律技术等手段，形成不易被人察觉的结构性控制机制，从社会整体上进行不为人察觉的控制。人们已经很难分清诱导式绩效和隐含性惩戒之间的区别了——满足之中蕴含着控制，控制之下又设置了诱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统治是具有极高艺术性的、不易被察觉的一种策略。这就在隐含意义上固化了社会大众的意愿导向，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地走向了统治者设定的目标。

在三种构建的途径之下，合法性体现出内在认同和外在控制的对立统一状态。一方面，认同的规范内涵与控制的压制属性是格格不入的，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在概念上具有冲突性。换句话说，如果大众能意识到这种控制，也就不会认同。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的强大解构下，公民的价值真空被注入了由当局重新解释的价值，在这种价值灌输、外在的绩效诱导以及隐含控制之下，社会大众又无意识而自愿地服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在的认同又源于外在科学技术统治下的客观控制。内在的主观认同与外在的客观控制已然难分泾渭，诱导式绩效和隐含性惩戒经常以工具性价值为名，在社会层面的结构中看似光明正大实则暗度陈仓地达成统治动机。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代表的现代性对社会和人性的解构大潮中乘虚而入，“无为而无不为”，以价值为名义，用科学技术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对社会认同进行“重构”。构建的合法性，是在被解构的政治价值之尸骸上的重构认同，是科学技术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洞穴之喻”。本书的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本书的整体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