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女性文学意识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蒙必然带来新知，传统逐步走向现代，新型的女性创作由此发轫，女性文学继之兴起，女性主体意识浮出历史地表。

一 历史转型与女性创作初兴

回顾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深刻地影响了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在历史文化的跌宕起伏中，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纲常与宗法秩序，严重地束缚着女性作者的自身命运，来自现实生活的压迫，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桎梏，使得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斑驳的历史轨迹。综观传统社会，旧时代的女性在文学选择上具有明显的“被动性”。

首先，女性文学创作的样式单一、视野狭窄、思维封闭。

就“样式单一”而言，古代女性对文体的选择有很大的局限。“诗”与“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流文体，但是古代女性选择较多的是诗词，选择“文”的较少。一方面，在整个封建社会，小说通常是不被士人看重的文体形式，女性自然无法逾越这种文体观念的鸿沟；另一方面，女子弄文历来不被赞同，这反映了性别秩序对女性文学的压制。在封建社会的父权秩序下，女性处于一种“言说禁忌”中，女性并不拥有文学领域的话语权，从事写作的女性还有可能背负“妇德”沦丧的骂名。自古以来，女性创作以短小的诗词为主。女性诗词的叙事性较强，善于把握日常经验，又往往以口语入诗，修辞直白简单，情感率真大方，为后世女性散文的出现和发展埋下了伏笔，堪称中国女性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

就“视野狭窄”和“思维封闭”而言，这与古代女性切身的生存境遇直接相关。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严重地束缚了女性的身心成长，狭窄的生存空间必然造成思维空间的局促。早期的女性创作主要集中在“私情”上：有的写不嫁之意，有的则是欲嫁不得；有的写心中愁怨，有的抒发离别之忧，还有的感怀相聚欢愉。“多愁善感”“忧郁感伤”“情意绵绵”“细腻温婉”等特质围绕着“私情”展露无遗，社会阅历匮乏，驾驭较大题材的能力不足，传统女性思维方式内敛、封闭。

其次，女性文学创作的审美选择受到压抑，被动性明显。

从性别批评的角度看，两性的审美选择折射出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反映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社会审美选择更多的是满足了男性的心理趣味。作为父权的附庸，女性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其审美判断被打上了“男性中心”的烙印。最明显的一种现象便是古代女性作者对“柔弱美”的审美选择。有学者对古代女性诗词进行了文本解析，发现涉及人物消极情绪的字和词出现频率很高，“愁”“病”“瘦”“伤”“啼”“哭”“销魂”“断肠”“憔悴”“凄凉”等字词比比皆是。这种审美选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往往是古代女性自身命运的曲折反映。“与作品中女子形象心灵与体态的柔弱相适应，更与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处境相关联，女作者在情感表现方式上很自然地倾向于蕴藉委婉、压抑低回。她们多以细腻温润之笔写忧郁哀伤之情，回环吞吐，自怜自抑。”“因而，从根本意义上说，旧时代妇女的文学选择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种种男性中心规范的‘接受’。”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批判男权文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1527～1602）、唐甄（1630～1704）、蒲松龄（1640～1715）、吴敬梓（1701～1754）、曹雪芹（约1715～约1763）、袁枚（1716～1797）、汪中（1744～1794）、李汝珍（约1763～约1830）、俞正燮（1775～1840）等就是代表。例如，袁枚招收女弟子，鼓励她们进行文学创作，还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女性作品，为女子的社会地位鸣不平；李汝珍直指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在《镜花缘》中虚拟了一个女尊男卑的“女儿国”；唐甄在《潜书》中主张“盖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甚至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其中，李贽的思想堪称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先驱。他在《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提出，男子与女子的见识不同，是由于后天环境造成的，在智力上本无高低之分；即使是在文治武功方面，武则天的谋略也要比唐高宗、唐中宗高出许多倍。他激烈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指出“妇女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狐蓬矢以射四方”才是造成女人“短见”的现实原因。在《夫妇论》中，他推崇男女“二元”相依，阴阳平等相处；在《司马相如传》中，他支持文君为情私奔，肯定两性的情欲需求。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峻形势，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救国救民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具有现代性质的女权启蒙思潮蓬勃发展。有资料统计，仅在1902～1912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版了50余种女性报刊，宣传女权思想，为女性获得权利摇旗呐喊。梁启超、金天羽、秋瑾等一批代表人物的出现，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思想基础。例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控诉儒家思想的毒害，指出“妇女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沉疴才是“天下积弱之本”；金天羽的《女界钟》把女权运动与共和连在一起，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的响亮口号，热切呼唤妇女解放；秋瑾在《精卫石》中高呼“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投身反清革命，并为此勇敢牺牲。正如学者所言，“中国早期女权思想的滥觞，为日后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与‘女人的发现’，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的初兴，还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19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封建经济濒于瓦解，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冲击着传统社会，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调整客观上将众多妇女推入集体社会性生产领域，原来被禁锢于狭小家庭空间的女性有机会走入社会，自由活动，这为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培养革命觉悟创造了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新的经济势力背后还裹挟着西方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现代思想，“欧风美雨”冲击了传统封建大家庭的坚固堡垒，为女性文学的创作打开了比较宽阔、开放的现实空间。

女权启蒙的滥觞与女性创作的初兴，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开辟了道路，揭开了序幕。但也应该看到，倡导女权的启蒙思潮一方面来源于晚清以后女权启蒙者的本体性思考，即关注女性自身命运，伸张平等人权，另一方面来源于进步人士挽狂澜于既倒、“强国保种”的救亡诉求。因而，前者体现了对女性生命本体的尊重，后者难免忽略了女性本体的内在诉求。“‘反缠足’运动中，维新思想界把已经缠足的传统女性一律界定为落后，显然对文化制度中弱势群体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境遇缺少体谅。这说明近代女权启蒙思维中存在二元简单对立的不足。提倡女学中，‘吾极推天下积弱之本，则比自妇人不学始’（梁启超《论女学》）的观点，也存在着让作为弱者的妇女受民族危亡之过的思想局限。”

二 新女性文学登上历史舞台

在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女性文学称作新女性文学，用以区别一切旧时代的女性文学。所谓“新女性文学”至少有以下三重内涵。

首先，新女性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同步发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女作家的集体出现是在五四时期，此后代代相继，逐步壮大，最终成为中国新文学队伍中的一支劲旅。20世纪初期，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女性文学经历了从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同时经受了砸碎旧礼教、呼唤科学与民主的历史发展。新女性文学与新文学同处一个时代背景下，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新女性文学史与新文学史相伴相生，不可分离。

其次，新女性文学是区别于一切旧女性文学的历史现象。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根本容不下女性文学的独立发展。男权至上的性别秩序和权力秩序，无情地剥夺了女性写作的权利。旧时的女性即使为文，也只是被迫蜷缩在儒学文化的固有藩篱中，在文学选择上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新女性文学的出现，不仅内容新、视角新、手法新，更重要的是女性作家主体精神的自觉与独立。由此，划定了新、旧女性文学的时代界限。

最后，新女性文学逐渐形成了明晰的学术领域和独立的学科体系，屹立在文学研究之林。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新女性文学从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的集体登场到现在，前后历经了大约5代人。百年之间，优秀的女性作家灿若群星，创作了不可胜数的名篇佳作，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完整的审美体系，拥有不可撼动的史学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彻底的反封建文化运动。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新青年》杂志就刊载了许多有关妇女问题的精彩言论。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我之节烈观》一文；4年后，又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先生对所谓“女人误国”论和传统的贞洁观做了辛辣的讽刺，并为妇女解放提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李大钊在《妇女与Democracy》中指出，若要追求真正的民主，就必须要求妇女的解放。胡适借评《镜花缘》而赞赏李汝珍的女权思想，认为其最早提出的女权问题可以载入中国女权史册。可见，妇女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热点问题，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妇女界，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是首要议题，一批知识女性为此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比如，蔡畅、邓颖超、向警予、杨之华、王剑虹等女界思想先驱，敢于冲破旧式礼教的窠臼，冲出闺房，走出学堂，觉悟新知，宣传进步思想，企望唤醒同胞。她们结社、办刊、撰文，掀起了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科学对抗愚昧，以民主反对专制。与此同时，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女界思想先驱们，还主动将西方女权运动思潮引入中国，尝试为中国妇女运动建立参照系，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置于世界妇女运动的洪流之中，打开了妇女解放之门。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一批知识女性得以游历欧美，直接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对中西方妇女历史与现状的对比的感受更为深切，不仅从思想上，也从作家队伍方面，为新女性文学历史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新女性文学是女性解放的产物，也成为妇女解放的武器。女性掌握了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走上了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第一次拥有了公开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获得，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更是打破了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秩序。女性有机会拿起笔来，显示自己被遮蔽已久的文化创造力，使得她们不只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获得独立。正因为如此，被誉为五四新文学“开拓者”的陈衡哲、冰心，“五四的产儿”庐隐，“时代的反抗者”冯沅君，“中国的曼殊斐尔”凌叔华等，都以其主宰自我命运的精神战士的姿态，成为五四新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由此，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是“叛逆者”的历史性书写。

很显然，五四时期新女性文学最主要的历史进步就在于“主体精神”的空前自觉。一方面，女性的文学创作书写了现代女性介入公共社会生活的心路历程，展示出她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另一方面，女作家们在“为人生”的大主题下，表达了独立主张，创作了大量文本。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文学，在形象塑造方面特点鲜明。女作家们以自己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婚姻的切身体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主张个性解放的鲜活人物形象，写出了新女性的叛逆性格和理想追求。新女性文学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真实地写出了她们为“主义、真理”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样的形象主体正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勇敢的女性形象，高举着“自由”的旗帜，在激流奔涌的时代浪潮中一路乘风破浪，成就了新女性形象的时代价值和审美价值。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犀利地指出了娜拉所遭遇的现实困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要寻找到真正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而在庐隐那里，这种体会更加深刻：“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惟一的口号了。”庐隐这“惟一的口号”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形象再次升华，即女性的解放不仅在于反抗封建婚姻，更重要的是彻底摆脱对男权的依附，最终以两性平等的姿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恰恰反映了五四时期新女性文学的思想高度，也是其影响力延续一个世纪而不衰的原因。

三 家国情怀与“潜文本”状态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战乱频仍，局势动荡。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社会情势急转直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斗争愈发激烈，民族战争愈发残酷。随着意识形态的割裂，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广大的中国地界被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文学”等文学现象应运而生，女作家与女性文学亦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潮流中浮沉。“血与火的年代营造了特定的语境，战争的硝烟遮盖了启蒙的声音，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主潮更具时代性，更加民族化，更呈多样性。它标志着从五四走来的中国女性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大背景下，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法平静，怀揣着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那些有良知、有气节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实现自身性别解放而写作，正如巴金在纪念女作家罗淑时所言：“她们需要的是‘遗忘’，要忘记过去的一切，要忘记灾祸与悲痛，像唐·吉诃德那样地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中去。”此时活跃于文坛的一批女作家，回应时代，调适自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新支点，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走向战场，女性文学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谢冰莹所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

这个时期，文坛上女性作家的数量大增，女作家队伍蔚为壮观。她们当中有“左联”的骨干和革命志士，也有“新月诗派”的诗人；有“沦陷区东北女作家群”的代表，也有在“孤岛”中生活的女作家。尽管她们在政治信仰、文学追求方面各不相同，个人经历和命运归宿也迥然相异，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她们都直接、间接地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用自己的笔彰显中华女儿的气节与风采。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同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拥有如此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一改昔日女儿情怀，对传统的叛逆、对自由的追求都染上了沉郁的色彩。她们在‘民族—国家’宏大母题的叙事书写中，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扫描与思考，进一步拓宽了创作视野”。

这个时期，女作家们从自我的心灵世界开始突围，既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时代女性”形象，又塑造出一系列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形象。可贵的是，女作家们没有孤立地写单个人的不幸，每篇作品背后都反映出政局混乱、经济危机、阶级对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从而刻画出旧中国斑驳的社会生态，在整体上塑造了苦难中国的悲剧形象，并且以凌厉的笔触揭示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于悲苦的生存境遇中透露出追求光明的强烈向往。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在文学风格上与五四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既保留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与柔美，更出现了“越轨的笔致”，增添了冷峻的风骨。

在20世纪30～40年代，文学俨然成为社会革命的武器，时代、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赋予女性整体上的“去女性化”，其文学意识虽然是自觉的，但在“国家民族”大文学观之下，女性文学意识处于潜文本状态。“在战火燃烧、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化围剿等多灾多难的环境中，女作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在国难乡愁的背景下，她们将自己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融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审视，在不懈的追求与探索中，由稚嫩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