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曹道衡先生指出：“光武帝迁都洛阳，多少对关中文化的繁盛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是造成关中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衰落，对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和文学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中后期，全国文化中心由西汉的三辅地区向中原地区的迁移，使南阳、汝颍、陈留等地的文化得以兴盛。汉末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中原士人流寓至荆州、冀州、辽东等地，又使中原文化在边远地区得以传播。中原文化驳杂多元，尤以法家、道家思想为代表，中原文化的复兴打破了西汉以及东汉前期关中地区注重经术与辞赋的文化风尚，对魏晋学风及士风的变革有很大影响。汝颍、荆州等地士人群体的崛起使其文学创作显示出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对魏晋文学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末中原文学家族逐步兴起，文学家族成员以其创作实践，为魏晋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文学创作在文学观念、题材、风格等方面对魏晋文学演进有着深远影响。

一 文化中心迁移与地域文人群体的崛起

文化中心的迁移与特定地域经济、政治的发展及变革有很大关系。特定地域经济的繁盛、政局的稳定，往往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反之则会导致地域文化中心地位的消退；同时，文化中心的形成又会对地域文人群体的崛起以及文学的地域分布产生较大影响，文化中心往往是人文荟萃以及文学创作繁盛之地。先秦时期，全国文化中心经历了由西部关中地区向东部齐鲁、荆楚地区迁移的过程。周朝定都镐京，都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尚书》中的《周书》即产生于此地。周平王东迁洛阳，文化中心由西向东迁移，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多出自东部的齐鲁及中原地区。严耕望先生指出，先秦学术兴盛区域为三晋核心地带与宋陈齐鲁地区，文化中心的东移导致齐鲁、中原等地诸子散文的勃兴。战国后期，由于各国政治及文化策略不同，而齐楚两国君主颇重视发展文化，齐国和楚国遂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文心雕龙·时序》曰：“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战国时期群雄纷起、百家争鸣，与其他五国的武力相征、轻视文学不同，齐楚两国注重文化及文学的发展，齐楚文人群体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齐国都城西门曰“稷门”，稷下者，因谈说之士会聚稷门之下而得名。稷下之学兼容并蓄，学者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致使齐国文士以及齐文化在当时颇为著名，对汉大赋的兴盛也颇有影响。班固《汉书·儒林列传》云：“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道出了战国时期齐鲁学术文化的繁盛。战国后期，楚国国力相对强盛，文化发展也较为迅速。宋玉《风赋》曰：“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宋玉、景差皆以辞赋见称，他们集会兰台之宫进行文学创作，足见战国后期楚国文风之盛。战国后期以邹衍为代表的稷下文人群体及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文人群体的崛起，对汉初的文化格局影响颇深。刘勰指出：“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战国末期诙诡离奇、辞藻焕发的文风，正是受宏大博通的齐文化以及瑰丽奇崛的楚文化所影响。

汉初文风秉承战国之余绪，也表现出宏肆绮丽的特点。西汉初年，地方性王国文化得以发展，其文化渊源仍与齐鲁及荆楚文化有关，活跃在诸侯国境内的文士也大多来自齐鲁及荆楚地区。《文心雕龙·时序》曰：“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汉初文化思潮仍延续战国末期纵横游说之风，然而汉高祖尚武轻学，文景两帝喜好黄老清静之术，纵横驰说之士因此不容于朝。其时分散各地的诸侯国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皆秉承战国养士之风。因此，中央王朝虽辞人勿用，而地方藩国则文采可观。汉初藩国文化尚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南方淮南一带长于辞赋，而北方河间一带则重在经术，这促成了汉初南方重辞赋、北方守经学的文化格局。散落藩国的文士后回归关中地区，对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的文化特性也颇有影响。

汉武帝时期，文化中心由诸侯王国迁移至关中地区，其中尤以长安及其周边的三辅地区文人为代表。汉武帝中后期，三辅文人群体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三辅文士的文化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东汉前中期。随着汉武帝时期地方诸侯势力的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原本游说于诸侯王国的文士会聚长安，使汉初地方性文化中心向都城长安迁移。汉武帝提倡儒学、酷爱辞赋，通过兴办太学、以经取士等文化措施的实施，招致全国各地的学者文士入仕长安，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文化也得以发展，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成为当时的文化及文学中心。班固的《两都赋序》指出了三辅文士的彬彬之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当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史学见称，王褒、扬雄等人因辞赋受宠，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则以经术显贵，他们共同造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东汉时期光武帝迁都洛阳，文化中心逐步由关中地区东迁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但是三辅文化由于经历了西汉时期的积淀，文化水平依旧较为发达。东汉初年，三辅文人群体颇具文化影响力，出现了“三辅多士”的局面。东汉时期的三辅文人学者有班固、班彪、冯衍、杜笃、傅毅、马融等，此外尚有马援、贾逵、苏顺、王隆、赵岐等。三辅文士关心政治、积极入世，他们大多以经术及辞赋著称，为两汉时期文化的繁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东汉中后期，全国文化中心经历了由关中地区向中原地区迁移，再由中原地区向外扩散的过程。东汉安、顺之际的羌乱爆发，关中地区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关中士族被迫东迁，如马融等人就在此时被迫举家迁至洛阳。据《后汉书·儒林传》及《文苑传》记载，汉末的文人学者大多出自齐鲁、中原、冀州等地，可见当时全国文化中心已由关中地区迁至中原地区。随着文化中心的东移，兖、豫两州的中原士人群体逐渐崛起，为汉魏之际文化的革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当时中原地区的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地的文化发展迅速，出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的局面。据卢云研究发现，以东汉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南阳、汝南、颍川、陈留一带，士人活动有两个高潮，一是在东汉初年，二是在汉末桓灵之际。南阳郡作为帝王之乡，人才辈出、文化繁盛，当时南阳杰出的士人有朱穆、张衡，胡广等。张衡的《南都赋》云：“且其君子，弘懿明睿，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道出了南阳士人积极入世又能随时退守的文化品格。张衡的《南阳文学儒林书赞》、崔瑗的《南阳文学颂》都极力颂扬南阳文化的发达。汝南、颍川士人更多，朱宠赞誉颍川士人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此外，“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河内也是“土广民殷，又多贤能”。中原士人群体的崛起，对于汉魏之际文化的新变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学的兴起、士风的通脱、抒情文学的兴盛与中原士人的文化革新紧密关连。

汉末黄河流域政局动荡、战乱频繁，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对中原地区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瓦解。随着荆州、冀州、辽东等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三辅、中原等地的士人群体流向各地，诸多地方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中原文化由此得以向边远地区扩散。相对于其他割据势力而言，刘表较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190～208）的近20年间，荆州地区成为汉末的经济及文化中心，荆州流寓文人有祢衡、王粲、邯郸淳等，著名学者有宋衷、赵岐、司马徽等，荆州学派及其荆州文学对魏晋文化及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至许都，流寓各地的士人陆续云集许都。建安九年（204），曹操攻下邺城，邺下遂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诸多文士集聚于此，共铸邺下风流。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荆州人士一部分附从刘备，后来大都在蜀汉当官任事。一部分随曹操北迁，学术中心转移到邺下、洛阳。在那里法家、道家之学先后兴起，形成与汉代截然不同的学风。”及至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文化中心又迁移至中原地区，为西晋洛中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至东汉末年，全国的文化中心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先秦时期由关中地区向齐鲁、荆楚地区迁移，汉武帝时期由齐楚迁移至关中地区，东汉中后期再由关中地区迁移至中原地区。文化中心迁移造成了地域文人群体的崛起及文化风尚的变迁，战国末期齐楚文士的地域流动造成了“齐楚颇有文学”的文化格局，使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辞赋创作流行；两汉时期“三辅多士”局面的形成，使得经术与汉大赋创作颇为繁盛；东汉末年以“汝颍多奇士”为代表的中原士人群体的崛起，则导致了汉末清议之风的盛行及玄学的兴起，并对汉魏之际文化的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中原文化复兴与汉末文化风尚的转变

文化发展大多经历继承传统之一部分，革弃其另一部分，并加入新异部分的过程。与皓首穷经的汉代儒生不同，三辅文士如马融等人已呈现出新的文化特点，但汉末文化的新变主要是受中原文化风尚的影响。汉末文化的革新，不是以三辅文化自身的新变为前提，而是以中原地区以及边远地区异质文化的介入为条件，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汉魏之际文化变革的进程中，三辅文化的渊源及其成因如何，文化中心的迁移对边地寒族文化的崛起及中原文化复兴的影响如何？中原文化对于三辅文化的破除之功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不察。

两汉时期三辅文化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及内在原因。首先，汉初散落诸王的文士会聚长安，使三辅地区人才荟萃、才士辈出；同时，汉武帝采取“以经取士”的文治策略，更加促进了三辅文化的发展。由于汉初分封制的实施以及王国文化的发展，全国各地出现了诸多地方性文化中心，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游说之士及经术人才。汉初王国文化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钱穆先生认为：“盖河间偏重于古官书之学，而淮南则慕百家言，南北两王国，正分得先秦学统之两系。”就地域而言，古官书之学盛于齐鲁，后发展为经术；而百家之言遍及中原地区，其中阴阳五行学说对辞赋发展颇有影响。随着汉武帝削藩政策的实施，大批地方文士会聚长安，这对三辅文化特性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钱穆先生指出：“大体言之，经术之与辞赋，亦当时学术界以分野也。经术为北学，集于河间，辞赋为南学，萃于淮南。武帝并驾兼收，欲跨河间淮南而上之。河间淮南两王，皆已不得其死，而经术辞赋之士，悉会于汉廷。”三辅文化在继承汉初王国文化的基础上，重视经术与辞赋之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抑制汉初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广泛招纳外廷经学博士及内朝文学侍从，齐鲁儒生及吴楚、巴蜀等地游说之士纷纷入仕长安，为两汉时期三辅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据《汉书·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他建议政府荐举各地学士以充实官僚机构，并对“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此后出现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汉武帝以公孙弘为相，并荐举各地学者才士，标志着汉代统治策略逐步转向文治，客观上促进了三辅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太学以及藏书阁等诸多京师文化机构的设置，则促进了三辅地区文化的交流及传承，使得长安成为文化教育与经学研究的基地。班固的《西都赋》云：“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京师文化机构的设置，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并逐步摆脱了秦代关中地区崇武轻文的传统。此外，西汉移民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鼓励向关中地区诸多陵县的移民，使得三辅文化能够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世家则好礼文”的文化特性。《汉书·地理志》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两汉时期大批士人举家迁移至三辅地区，改变了三辅地区的人口及文化构成，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交流与融汇，对三辅文化兼容并蓄特点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且，这些寓居陵县的关中士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占有优势地位，家族传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是东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经学世家仍具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在三辅文化繁荣的同时，也造就了三辅文学尤其是辞赋创作的繁盛。《文心雕龙·诠赋》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刘勰的这段话勾勒出汉赋的发展脉络，“信兴楚而盛汉矣”表明在荆楚文化影响下汉赋得以盛行。汉代辞赋的繁盛，还与汉室定都长安之后，大汉帝国经济文化的强盛及帝王夸奢心理需求有很大关系，刘永济先生指出：“尝试求其所由，固帝王夸侈之心，有以感召；而于时天下殷实，人物丰阜，中于人心，自然闳肆而侈丽。而赋之为物，以铺张扬厉为体，适足以发舒其精神，于是内外相应，心文交需，而此体之昌，遂乃笼罩千古。是知文体之兴，作家之盛，其间关系，至繁且钜，非偶然也。”此种夸奢心态，直至东汉迁都洛阳后才逐步消失。从杜笃《论都赋》对西都长安之眷恋，再到张衡《二京赋》讽西都之极奢、颂东都之典制，标志着东汉士人对新都洛阳的认可，同时，也表明文化中心的东迁已成定局。总之，两汉时期三辅文化在吸取齐鲁经术以及淮南、荆楚辞赋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代政府积极提高官员文化素养并设立京师文化机构，加之移民关中政策的实施，关中文化士族逐步兴起，共同造就了三辅文化的繁盛。三辅文化以经术及辞赋为代表，具有博大闳肆的特点。

但是，随着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动荡加之学风的新变，三辅文化自身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经学的繁缛化与谶纬化，辞赋的夸饰少情日益受到士人的指摘。对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中已有所批判。作为三辅学者的班固虽然意识到本地文化的局限，但是尚缺乏推陈出新的理论自觉。直到东汉中后期边地寒族文士的狂飙猛攻以及中原士人的标新立异，汉魏文化才得以焕发新颜。范晔《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合传可谓独具慧眼，范晔认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皆有百家之言的性质。《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范晔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此三人皆出身寒门、来自边地，与关中士族的文化自信不同，他们对于关中豪族及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王充的《论衡·自纪篇》称自己为“细族孤门”，而且其祖辈任侠尚武，文化修养不高，王充自称：“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缘。”有人嘲笑王充：“宗族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面对来自士族群体的质疑，王充作出大胆的回应：“士贵雅才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祖浊裔清，不妨奇人”一语对汉代门阀观念作出强有力的抗争。在学术上，王充力求摆脱今文经学“天人感应”学说的桎梏，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以为“俗儒受文，多失其真”，著《论衡》旨在“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释物类同异”是指王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加以论证，而“正时俗嫌疑”则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王充怀疑的对象，或是书传失实之记载：“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书虚篇》）或是迷信传闻之言辞：“世无愚智，莫谓不然。推人道以论之，虚妄之言也。”（《雷虚篇》）或是偶像崇拜之荒谬：“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刑不用。”（《儒增篇》）或是诸家学术之弊端：“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问孔》）《论衡》佚文云：“《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以两汉时期流行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现象为虚妄，其言论本身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同时也表达了边地寒士对关中文化的反思。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王符也出自寒素之家，为人耿介不羁，据载：“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可谓对《潜夫论》针砭时弊思想的总体概括。该书或是提倡崇本抑末、以遏危乱：“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务本篇》）或是反对沽名钓誉、阀阅取士：“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论荣篇》）或是建议举士纳贤、名实相符：“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实贡篇》）或是倡议严防边地、居安思危：“西羌北虏，必生窥欲，诚大忧也。”（《实边篇》）王符在《潜夫论·叙录》中言：“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才令不忽忘。”《潜夫论》激诡之气虽不及《论衡》，但二者寄情斯篇的良苦用心颇为相似。此外，仲长统著有《昌言》，也表达其对两汉今文经学的怀疑：“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此种怀疑精神，更随之转变为适意而行的人生观：“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范晔论曰：“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一隅之说”与两汉正统思想相背离，但正是三子之异质思想与怀疑精神，对于两汉关中文化的破除之功不可磨灭。刘熙载指出：“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三子文风或激而近僻，或醇厚渊深，或清雅俊逸，但其传达的自由之思想、文化之反思如出一辙。王充“疾虚妄”之于两汉“天人感应”学说之破灭，王符“务本说”之于王弼“崇本论”,《实贡篇》之于魏晋“才性论”；仲长统《乐志论》之于越名任性的竹林风度，皆起到孤明先发的作用。三子之著作，在追问历史、反思学术、针砭时弊之余，尤可见东汉中后期社会之动荡、文化之无序，意气勃发的字里行间隐含着难以排遣的沉闷抑郁之气，这体现出思想先锋洞见现实而又无法改造世界的痛楚。侯外庐先生指出：“从汉代博士笺注五经的烦琐世界，从贤良奔竞仕宦的利禄世界，脱化出来，所谓‘飞鸟遗迹，蝉蜕亡壳’，来到了什么世界呢？这就是魏晋玄学的世界了。”而致使汉末文化金蝉脱壳的正是中原士人的崛起以及中原文化的复兴。

中原文化有其历史渊源及兴衰历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学术驳杂多元，尤以道家、名家、法家、纵横家等学说颇为盛行。严耕望先生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中指出：“论其家别，儒兴于鲁，墨兴于宋，道兴于淮北陈蔡地区，阴阳、兵、医兴于东齐，名、法、纵横兴于三晋，文学赋家兴于荆楚，大抵各有其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之背景也。”据严耕望先生统计，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道家代表人物有庄子、列子等，法家人物更多，有韩非子、商鞅等，名家有公孙龙、惠施等，纵横家有苏秦、张仪等。先秦时期以“三晋”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较为繁盛。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关中文化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也出现了李斯、晁错、陈平、贾谊等名人，他们或是擅长权术，或是精通辞赋，或是喜好黄老，体现出中原文化驳杂融通的特点。但是，由于西汉的文化中心在关中地区，关中文化在融汇齐鲁经术及淮南、荆楚辞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壮大，因此，中原文化在西汉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东汉中后期，由于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原文化得以复兴，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地士人崛起。汉末中原士人尚交游、好论辩，继而形成与汉代儒学恪守师法、家法迥异的学风。汉末学风的转变，与党锢事件颇有关联。太学诸生与汉末名士连成朋党，他们抨击时事、臧否人物、探讨学术，使清议之风滋生蔓延。汉末党锢事件的领袖人物多为汝南、颍川等地的中原士人，如汝南范滂、颍川李膺等。汉末中原士人对于政治的抨击、文化的反思，造成“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局面的产生。发端于汉末中原地区的“浮华”之风，打破了关中文化通经入仕的传统，促成了经学的衰微。同时，“浮华”又预示着老庄学说的兴起。对于政治的失望使汉末士人好言老庄虚无思想，行为任性通脱。《后汉书·逸民传》中不少中原士人钦慕老庄、遁迹山林，如河内向长“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又如汝南戴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范晔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中原地区驳杂的学术传统加之汉末政治及社会的动荡，共同促成了汉末学风的新变。汝颍等地的名法思想，陈留等地老庄之学，在新学风影响下铸旧出新，最终促成了正始玄学的兴起。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大河以北我们很少看到这类人物。”从汉末清议到正始玄谈，中原士人皆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士人在引领汉末文化革新的同时，其自身所彰显出的文化特质也异常明显。从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党人风范，到蔡邕“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的文士操守，再到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风度，中原士人呈现出的狷介与不羁，既是汉魏之际社会动荡、文化革新的表现，也是驳杂多元的中原文化激流涌动的产物。以经术及辞赋为代表的宏大、博通的关中文化逐步消歇，取而代之的是以玄学及文章为代表的清通简要的中原文化。

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打破了三辅文化自身的发展变革轨迹，三辅文化在经历了西汉及东汉初期的繁盛之后，并未在其内部实现突破与新变，而是因为不适应时代发展而日益淡出历史舞台，由此以经术及辞赋见长的三辅文化的影响力也日趋削弱。边地寒士阶层对三辅文化的质疑，本质上体现出三辅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但是边地寒士本身的文化素养尚不够深厚，文化影响力亦不足，因此，破除之功大于开拓之力。中原士族群体的崛起，使两汉时期暂时消歇的中原文化得以勃兴。中原文化驳杂多元，或是法家之冷峻，或是道家之超脱；或是名理学之缜密，或是纵横家之肆意，不仅给汉末士人以多重的文化选择，也为魏晋文化的整合新变提供了参照。最终中原地区玄学兴起，逐步取代了三辅文化的统治地位，成为魏晋时期新兴的文化风尚。

三 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对文学的影响

汉末文化中心由关中向中原地区迁移，使三辅地区文化逐步衰落，而中原地区的南阳、汝颍、陈留等地文化日益兴起。中原地区的文化驳杂多元、敢于创新，其中法家、道家及纵横家思想较为流行，对当时的士风及文风颇有影响。汉末董卓之乱以后，中原士人迁移至荆州、冀州、辽东等地，中原文化随之散播全国各地。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导致的中原文化的兴起及其广泛传播，对汉魏之际文学的发展及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汝颍等地士人群体开启任情通脱、不拘礼法之风，对魏晋士风及文风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汝颍等地士人打破了齐鲁以及三辅文士服膺儒术、恪守礼节的士风，《后汉书》《风俗通义》《世说新语》等史料不乏对汝颍士人及其士风的记载。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随之而趋明确。故欲于士之群体自觉一点有较深切之了解，则不能不求于东汉后期也。”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汉代士风经历了汉高祖、汉武帝、王莽、桓灵之际等四次转变，其中尤以武帝儒学的兴盛及桓灵之际党议之风的勃兴最为重要。汉末党议之风显示出士人群体对皇权的疏离以及对宦官集团的抗争，其狂狷不羁的精神及清俊不屈的人格对汉末名士慷慨尚气之风的形成颇有影响，此种士风体现在言行上则是狂傲放达、任情不羁。汉代儒学的兴起乃由齐鲁及三辅地区波及全国，而汉末党议之风则由汝颍一带的中原地区向外散播。《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载党人中半数以上出自以汝颍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一书设有“愆礼”“过誉”等篇记载汝南、颍川、陈留等地士人通脱不羁的士风，可见中原士人起到了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如汝南戴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他尝言：“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戴良提出“以礼制情”说，他认为在合乎礼仪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肯定人的真情实感，这对后世“情性论”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王充“如心揣度，以决然否”之论，王弼“圣人性其情”之说，皆秉承戴良调和儒道、兼顾情性的思想，这对汉魏士人个性的彰显及文学作品中情感的张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何焯以为戴良“已有晋人风”，可谓洞见之论。除了通脱任情、狂狷不羁之外，尚有一些中原士人信奉老庄哲学、抱朴自守。《后汉书·袁闳传》载：“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汝南袁氏本为著姓，袁闳遁迹山林之举表明在老庄思潮影响下士大夫阶层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这为后世竹林名士隐遁竹林作出了行为示范。汉末汝颍等地名士崇尚通脱任达之风，本质上是对教条化的儒家伦理价值的质疑以及对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认可，这为魏晋士人儒道互补的人生境界提供了前车之鉴，同时，也为魏晋文学任情使气风格的形成赋予了精神支撑。

刘师培认为：“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绝不观，骚经之文，治者亦鲜，故所作之文偏于记事析理，如《幽通》《思玄》各赋，以及《申鉴》《潜夫论》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两都》《鲁灵光》各赋，则记事之文。而骋辞抒情之作，嗣响无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骚经，（王为南郡人）。而应劭、王充，南方之彦，（劭为汝南人，充为会稽人）。故《风俗通》《论衡》二书近于诡辩，殆南方墨者之支派欤？于两汉之文别为一体。”刘师培指出了南北文化差异对东汉文风的影响，他认为，东汉时期北方文学受儒学的影响偏于记事析理、缺乏情采，而南方文学因受楚辞及诸子学的影响长于论辩、重在抒情。实际上，汉末文风的演变与文化中心迁移造成的文化风尚的变革有很大关系。以汝颍、陈留等地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学术就较为发达，尤以法家、道家、名理学家以及纵横家思想为代表。在政治变革、社会动荡的汉魏之际，中原士人善于从本土文化中充分汲取养分，诸子之学得以勃兴，尤其是名理学家的缜密、法家的冷峻，以及道家的超脱对当时士人影响很大。汉末名士注重内心的真情实感，言行任诞不羁，且以老庄的自然主义人生观为旨趣，对魏晋文风的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鲁迅先生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受到汝颍等地道家思想及任达士风的影响，中原文士的文学作品或抒情咏怀，或辩论闳达，表现出汉末士人觉醒后文风的新变。东汉中后期，南阳张衡有感于政治之威迫，试图借助游仙以求解脱，其《思玄赋》序云：“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通过赋作“宣寄情志”，这与汉赋的夸饰少情已有所不同。对《文选》李善注云：“平子（张衡）欲言政事，又为奄竖所谗弊，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但思其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耳。”张衡的苦闷情绪及其解脱方式，秉承了屈原借游仙以超脱尘世的先例，对正始时期清俊遥深的文风颇有影响。此外，张衡的《归田赋》历来被视为抒情小赋的代表之作，其辞曰：“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文辞之典丽已与汉大赋的铺张凌厉迥然有别，其所体现的儒玄兼综的思想倾向也为魏晋士人的人生观提供了参照。东汉后期，陈留蔡邕更是对汉魏文风的革新起到引领作用。其《协和婚赋》曰：“惟情性之至好，欢莫备乎夫妇。受精灵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该赋对于男女婚恋之肯定以及婚嫁场景之描绘，可谓前无古人。此外，蔡邕的《释诲》《青衣赋》《述行赋》等作品或是抒发遗世之情怀，或是描写女性之柔美，或是感叹行役之困顿，此皆情辞俱佳、逸气勃发。《文心雕龙·丽辞》曰：“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蔡邕的文学创作在汉魏之际文风由质趋丽、由板滞少情到情韵生动的变革中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蓝旭在《东汉士风与文学》一书中指出：“慷慨激扬的现实批判取代讽谏、避祸自适题旨代替高洁清操的立意以及真挚大胆的世俗情感的表现，使情感的抒发超越了礼义教化的藩篱，较之东汉中叶，抒情化发展的本质意义在此。”从汉末汝颍党人刚正不阿、任达不拘的清流风范，到南阳、陈留等文士倾慕老庄、宣泄情志的文学抒写，再到正始时期中原文士诗杂仙心、超迈脱俗的人格寄托，此皆表现出与齐鲁及三辅文学恪守礼节、温文尔雅的文风迥异的特质。现实社会及政治变革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文化传统、风土习俗及士人风操的地域特点对文风新变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汉魏文风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兴起的结果。

第二，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变广，为建安文学的繁盛提供了人才储备。西汉时期的三辅文化原本不够发达，聚集长安的文士大多来自齐鲁、巴蜀、吴楚等地，因此，三辅文化主要受齐鲁及吴楚等地文化的影响。当时齐鲁地区的作家有邹阳、东方朔等，巴蜀地区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吴楚地区有枚乘、庄忌等，三辅地区有司马迁等，中原地区有贾谊、晁错等。可见，西汉文士的地域分布以齐鲁、巴蜀、吴楚等地居多，而其他较为偏远地区的文士则较为稀少甚至欠缺。汉武帝采取削藩政策以后，战国后期文化较为发达的齐鲁、吴楚文士，以及汉初依附于藩国的游说之士寓居长安，这对西汉文士的地域分布格局有较大影响。三辅文化受到齐鲁、吴楚文化的影响逐步繁盛，三辅本土文士日益增多，而其他较为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则相对缓慢，因而文士也较为稀少。东汉前期，由于三辅文化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三辅多士”的局面，该地区的著名文士有班固、冯衍、贾逵、马融、赵岐等。据胡旭统计，东汉作家中有近1/3出自三辅地区，而且绝大部分是出现在东汉前中期。三辅文士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可以看出两汉之际三辅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文化的散播不够广泛，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也大多限于三辅及中原等地。

东汉前中期，全国文化中心虽已由长安迁至洛阳，但其文士构成依旧以三辅士人群体为基。直到东汉中后期，随着中原地区文化的日益繁盛，汝颍、南阳、陈留等地的中原文士不断涌现，南阳张衡、陈留蔡邕、汝南应劭等人，或是以抒情小赋抒发情志，或是以政论散文针砭时弊，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打破了汉大赋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中原文化的南被北渐，西北及江南等地的文士也逐渐脱颖而出，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由中原地区向各地广泛蔓延的趋势。会稽王充、涿郡崔寔、汉阳赵壹、山阳仲长统等较为偏远地区文士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三辅多士”的格局，也为东汉文学注入了狂狷之气、异质之音。王充之《论衡》，崔寔之《政论》，赵壹之《刺世疾邪赋》、仲长统之《乐志论》，或显示寒士之不平，或抨击汉末政治弊端，或抒发避世之志，文章颇有个性色彩。由此可见，在汉末诸子学及老庄思想复兴的影响下，文章的情感力度大增，这与受经术影响的汉代文章雍容平和的文风有所不同。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当时主要作家的地域分布为：中原地区九人：夏恭、夏香、刘珍、葛龚、王逸、王延寿、边韶、张升、边让；三辅地区六人：杜笃、王隆、傅毅、苏顺、曹众、曹朔；齐鲁地区四人：刘毅、刘梁、刘桢、祢衡；幽并地区三人：崔琦、郦炎、张超；河西地区两人：赵壹、侯瑾；巴蜀地区两人：李尤、李胜；荆楚地区两人：黄香、黄琼；江南地区一人：高彪。《后汉书·文苑传》所载文士虽有遗漏，但从中可知当时文士的分布已广被全国各地，其中以中原地区文士最多，三辅文士排名其次。可见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后，三辅文士的数量有所下降，而中原文士与日俱增。此外，幽并、河西等地文士数量有较大增长，这与两汉之际三辅及中原文化的散播有密切关系。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军阀割据混战，士人流寓四处。大批三辅及中原士人避难边地，促使中原文化向边远地区传播，其中尤以荆州、江南、辽东、交州为多。如王粲流寓荆州时期，创作不少佳作；而蔡邕寓居江南之时，则将琴艺传入江南。士人的流寓促进了中原文化向边地的传播，同时也为日后边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曹操攻下邺城之后，大批文士会聚邺下，曹植《与杨祖德书》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可见，建安文士的彬彬之盛，与中原地区才士的异军突起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中原文化的全国性散播有所关联。

第三，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族兴起，为魏晋文学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余英时先生指出：“士族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是强宗大族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政治地位与文化风尚的变迁对士族势力的升降起到关键作用，反之世家大族对政治及文化的兴衰也颇有影响。东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局势及社会风尚的变革，世家大族在地域分布及文化风尚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原地区的文化士族逐渐兴起，并且由经学世家向文学世家转变。西汉士族的文化教育以经史为主，东汉时期发展成为累世经学的文化世家，而东汉后期士族阶层日益重视培养家族成员的文学修养，诸多文学家族得以应运而生。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一些注重学术传承的文化家族，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枚乘、枚皋父子等，这些家族或以经史传世，或以辞赋扬名，但是家族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不够，一般两代之后少有继轨者。东汉前期，三辅地区原先的武力强宗逐步转化为文化士族，三辅文化世家也由此兴起，当时的文化家族有安陵班氏、茂陵马氏、弘农杨氏等。东汉文化家族或以经史才干步入政坛，或以辞赋文章称誉士林，逐步出现了一些颇善文辞的文学世家，如安陵班氏家族的班彪、班固父子即多辞赋作品，《后汉书》本传评为：“二班怀文，裁成帝坟”,东汉前期以降，三辅文化世家的文化活动已颇为兴盛。

东汉中后期，文化中心的迁移及政治局势的动荡使关中士族的政治地位及文化影响力逐步衰落，而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家族得以兴起，他们或以谋略平步青云，或以才学跻身士林，显示出与关中士族不同的文化特点。相对于关中士族崇尚经术而言，中原士族的文化取向显得兼容博通、驳杂多元，他们更加注重政治谋略及文学修养，因此，在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中能够把握良机、蓄势而发，一大批新兴的文学家族如颍川荀氏、汝南应氏、陈留蔡氏和阮氏、沛国曹氏等应运而生。这些文学家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尤以汝颍、陈留及其周边地区居多。如汝南应氏家族以文传家、学以致仕，据《晋书·应贞传》载：“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东汉中期以降，汝南应氏家族世袭文雅、俊彦辈出，出现了应顺、应奉、应劭、应玚、应璩、应贞等卓越才士。应劭之《风俗通义》，应玚之《公宴诗》，应璩之《百一诗》，或是关心时事、针砭时弊，或是歌功颂德、附庸风雅，体现出应氏家族学优尚文、恪守尽忠的家学特点。与此同时，陈留蔡邕、蔡琰父女，阮瑀、阮籍父子也是汉魏之际文学家族的杰出代表。蔡邕之抒情小赋、蔡琰之五言诗，阮瑀之书记文，阮籍之咏怀诗，皆辞藻俊丽、文采风流。蔡邕以其琴技书艺显露文士之才情，阮籍以其任诞之举彰显狂士之不羁，中原文学家族不仅对汉魏文风的变革颇有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以及士人心态的演变也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沛国三曹父子也擅于文辞，三曹父子本身创作颇丰，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曹丕亦“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曹植则以“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文风独步于汉魏文坛。三曹父子多任用中原才士，其中不乏文学家族，这对汉魏文学家族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颍川荀氏、钟氏家族也是才俊蒸涌、延绵不息。颍川郡本属三晋法家之地，尤以谋士知名，汉末清议之风即发端于颍川，汉魏之际的颍川士人更是积极入仕、长于谋略。如颍川荀氏家族的荀彧、荀攸、荀粲、荀勖，钟氏家族的钟繇、钟会等，他们或是长于律法，或是善于文辞；或是由儒入道，或是儒法兼修，显示出中原文学家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汉末中原文学家族的崛起，为魏晋文学家族的文化风尚及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石。汉末文学家族成员以其创作实践，为魏晋文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文学作品在文学观念、题材、风格等方面对魏晋文学有着深远影响。以汝南应氏家族成员的应玚为例，其《文质论》曰：“若乃和氏之明璧，轻縠之袿裳，必将游玩于左右，振饰于宫房。”应玚认为，“文”可以娱人耳目、美化生活，他充分肯定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这对魏晋文学尚丽之风的形成颇有启发。应玚“和而不壮”的文风，对魏晋感伤文学思潮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应璩的《百一诗》则开启了魏晋讽喻诗的先河，足见汝南应氏家族文学创作对魏晋文学有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汉末文学家族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为魏晋文学家族的文化传承埋下了基因。如陈留阮氏家族的文化特点为嗜酒任诞、擅长琴艺，自阮瑀到阮籍，再到阮孚，此家风延续不断；汝南应氏家族以诗礼传家、克己奉公著称于世，并且传承七世不息；颍川钟氏温良笃慎、博通诗律，在汉魏之际动荡的政治风云中，能够叱咤疆场、运筹帷幄。魏晋文学家族时有兴衰更迭，这与家族文化的各自特点密切联系。该家族的家学、家风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士族升降的重要因素；家学、家风之差异，也使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有别于其他家族而显现出独特的个性。

总之，汉末文化中心由关中地区向中原地区迁移，对汉魏之际文化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时期的家族文学之所以兴盛，与汉末文化中心迁移后中原文学家族的文化积淀及创作实践有很大关系。清虚幽深的魏晋玄学战胜了天人感应的两汉经学，通脱不羁的中原文学家族取代了恪守礼教的关中经学世家，典丽任情的抒情文学替代了板滞夸饰的辞赋文学。自此以往，目送归鸿之狷介、竹林清唱之任达、雪夜访戴之适意、鼓盆而歌之钟情，诸多鲜活灵动的中原士人群像，为中国文化增添了“魏晋风度”如此绚烂的华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