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确定时势中的历史必然

在确定书名并交付出版社的这一刻，适逢G20杭州峰会召开，如诗如画的美丽杭城契合了“大同”的美好愿景，令人心神沉醉、无限向往。只是，回望世界，汹涌而来的却是美国“特朗普现象”、欧洲民粹主义崛起、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事件、全球两极分化，等等。这一切，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乱象纷呈、全球发展面临瓶颈的复杂环境下，正在汇聚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再国家化”潮流。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似乎愈发显得遥远而难以企及，“缔造大同”更似乎过于“乌托邦”而不合时宜。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有多次的突破，每一次的突破之前却先要有一次崩解崩坏，一次比危机、困境更激剧的恶化，以致原有的秩序全面地垮了下来。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秦统一的前夜，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革、大崩解、大重构时代；现代欧洲文明与欧洲联盟诞生之前，是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遍及全球的深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前，则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与生命个体的成长相似，各大文明的盛衰兴亡、成住坏空似乎总是延绵交织着内外交迫、困境与裂变、血与火的苦难辉煌，这构成了国家与民族脱胎换骨、更上层楼的前提和基础。

浴火重生，则一跃开启文明新的伟大局面，如汉、唐、明、清；在内忧外患中烟消云散，则至多留下些供后人凭吊的残垣断壁，如古希腊、古罗马。

这就是我更愿意把当前全球性的混沌、纷乱、争斗看作一个新世界出场前预演的缘故。况且，种种迹象显示，全球秩序巨变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全球失序无序的乱局，才波澜乍起。“神明看到未来的事情，凡人看到眼前的事情，智者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进步就隐含在倒退中。如果幻惑、坚执于眼前的纷乱和争斗，踯躅于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回潮与澎湃，无疑会错过世界历史大变局中最恢宏的篇章。

14世纪，沉醉于古代荣光中的但丁在其《论世界帝国》中为罗马帝国招魂，他宣称，“在那些虽然有用但仍未揭示出来的真理当中，关于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的知识最为有用，但也最不为人所知”。他疾呼，“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但迄今为止，当代除了正在衰朽中的美国还在心有不甘地意图继承古罗马精神遗产，试图重振帝国辉煌，似乎已经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最不为人知”、“极其罕见”的知识与探讨，更少有民族与国家有明确意愿去为缔造人类的永久和平而奋斗——包括长期以来“大同”理念、知识与经验无比丰富的我们。

幸运的是，迈入21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文明自信的恢复，神州大地上，沉寂了近200年的“天下”理念在复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张扬，共产主义理想再度成为执政党高扬的旗帜。更重要的是，世界舞台上碰撞、激荡的历史伟力正在席卷、推动着我们走向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下，全面系统地回忆、厘清华夏文明的天然本性，清晰深刻地重构、擘画中华民族“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愿景，再度认识和拓展“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何方”，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无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这部文集收录了我自2008年以来发表在有关刊物上关于全球趋势的16篇政策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反映了近10年来我对“世界大同”这一全球性趋向的持续观察与思考。全书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历史分期学说、社会形态理论、全球战略形势、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全球治理、世界法（全球法）等视角和学科领域，对世界政治一体化（大同）及其演变的方式、途径、原因、方向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试图揭示全球政治经济法律秩序的发展演变规律，描绘世界大国与其他战略力量的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并揭示世界未来的可能前景。

按时间顺序，最早是下编（完成于2008～2011年）的4篇形势分析报告，其次是上编（完成于2015年）的6篇理论文章，再次是中编（完成于2016年）的6篇专题报告。最后附录中收录了2017年的3封相关学术通信。

目前这个编排，主要考虑的是，上编提出了新的“历史六段论”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一总体上的基础理论框架和长期目标愿景，各篇文章都以其为中心展开，故将之作为全书的基础；中编的世界基本趋势与全球结构分析是对上编内容的深化和延展，是全书的主干和重点；下编尽管完成得较早，对世界的长期趋势和基本方向也早已形成较稳定的看法，但当时还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理论构架，将之纳入近两年来形成的整体框架之中，既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发展脉络，又便于读者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角度看待同一主题。

下面，简略介绍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上编6篇为“‘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系列”。《一种观察共产主义理想的新视角（总论）》形成于2015年底，是完成钱学森系列之后的一个总括性研究，将之作为第一篇，是希望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作用，使读者一开始就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本系列研究的主旨和内容。

《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一）——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问题新视野》对钱学森晚年的“世界社会”及“23世纪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思想作了集中梳理。钱老领导研制“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为世人所熟悉，但他在很多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和贡献却鲜为人知。对其中的“世界社会”和“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等思想，他自我评价“它们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不过，这些思想分散于他后半生的书信、私人谈话及理论文章当中，尚未来得及作出系统阐述。为此，该文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性、现实性的角度，对其一系列重大理论创见和科学构想作了较系统的归纳和介绍。

《钱学森“世界大同 +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二）——“世界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比较研究》和《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四）——以国家大战略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评述》对不同专业学科、不同政策领域关于“世界政治统一”、“世界统一”的有关资料作了初步比较研究，对今天全球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也从大历史的角度作了梳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涉及对“世界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钱老思想中隐含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未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类社会首先要实现“世界政治统一”或者说“世界统一”，也就是实现“世界大同”。否则，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沿着这一思路，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有关理论家、政治家与战略家推进“世界统一”、全球“政治一体化”的观点、主张和努力，展现了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观察与实践。

例如，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亚历山大·温特等对“世界统一”、“世界国家”作过系统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说；豪斯霍费尔、布热津斯基、理查德·哈斯等战略家曾向德国、美国等国家政府提出过系统、明确的策论与战略方案；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二战后的苏联曾形成和推进以“世界统一”为目标的全球大战略或世界革命战略。20世纪后半期，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政治一体化”、“世界政府”的研究更是蔚为大观、方兴未艾，在全球形成深远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我国还比较薄弱，但20世纪初的康有为、梁启超，近当代的雷海宗、林同济、南怀瑾、许倬云、何新、庞卓恒等亦作过深入思考和超越时空的预判。

我注意到，钱学森与上述专家学者对未来世界总趋势的判断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分别使用“世界一体化”、“全球政治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世界统一”、“全球联邦”、“世界国家”、“世界大同”等各不相同的表述，但核心理念均指向世界性的“统一”或“大同”。这反映了各领域优秀人物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和共识。这与中国春秋战国末期,“天下将定于一”的思想潮流非常相似——它总是首先在同时代杰出敏锐的头脑中反映出天下大势，然后在普遍人心思“一”的时代背景下，汇聚成无可阻挡、顺昌逆亡的浩浩大势。

这个部分第一次全面披露了钱学森“23世纪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宏伟构想及其政策思路，也通过揭示同时代优秀人物的灼见以及他们的梦想、憧憬，凝练出对于我国未来全球布局、全球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构想和启示。

不过，如果只是对世界的一体化或统一大势有共识，却不能对其性质、变化、规律、方式及可能的演变方向作出阐释和总结，那么，对于系统完整地认识世界的未来是不够的。这也是以上专家们世界历史研究、全球地缘战略研究以及国际战略研究所未能触及和解决的问题。

《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三）——“历史六段论”及其分析评述》提出并简要分析了“历史六段论”及其新图式。以此描绘当前与未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阶段和基本特征，并为“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分析预判，也以此试图消解、消弭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产主义定义不清，远大理想“乌托邦”色彩浓厚，“过渡时期”漫长久远，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具有很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旧理论、旧认知。

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和远景，既有理论确实已经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服人、吸引人、凝聚人。不坦荡地承认这一点，不做深刻的反省和改变，不做汰旧换新、脱胎换骨式的基础理论创新发展，将始终无法从根子上解决“精神缺钙”、“信仰缺失”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历史六段论”算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研究（五）——深化和运用钱学森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是关于深化钱老思想研究方向的理论文章。钱学森后半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如同一座巨大宝库，融汇科学与人文，充满远见卓识，自成庞大体系。其世界社会与世界大同思想更关系到当前我党、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紧迫、重大的核心问题，但目前对其挖掘和运用都只是初步的。为此该文提出了114个有待下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选题，它们同时也是114个对现实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新的观察分析角度。这是我认为可以全方位深化、运用钱学森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切联系和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基本思路。

钱老曾经谈道：自然科学的贡献往往是一本十利、一本百利，而社会科学的贡献则是“一本万利”。这一观察包含着巨大的真理，但甚少被真正认识和体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基础理论最重要，尤其是基于基础理论创新的战略性研究、政策性研究。这6篇文章谈不上成熟，发表时也只是浓缩式、提纲式的初步成果。之所以不揣浅陋地抛出来，是希望引起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基本思路、基本途径和基本方向的批评与讨论。也因为最重要的理论框架的启迪来源于钱学森，因此本书定名为《缔造大同——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新论》。

上编末收入人民日报社尹智博的《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大同——钱学森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形态”思想浅探》作为附件。《缔造大同——钱学森“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新论》最初内部印发得很少，但反响强烈。智博兄提议就上编部分改写后公开发表，于是便有了他执笔的《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大同——钱学森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形态”思想浅探》，这篇文章之后在人民网公开刊发，点赞不少。这次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探讨。

中编为“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系列”。原为2016年在北京某智库研讨会上的八次专题报告，经增删、修订，整理为现在的6篇文稿。主旨是对“世界社会”及未来全球趋向“大同”和共产主义的必经道路与基本方向、基本途径与基本形式等作出新的分析、新的阐述。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一）——四大历史趋势与当今世界的基本结构》是本部分的基础。对于四大历史趋势中美国、西方的衰落，全球多中心体系的形成等，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耳熟能详。全球法律体系、全球政治结构以及民族国家主权削弱和转移等，在我国，却似乎更多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或者说乏人问津的领域，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全球政治一体化等，目前仅限于学术小圈子的关注和探讨。然而即便在当今“反全球化”、“再国家化”逆流而动的情势下，这一不可遏制的大趋势仍然如水银泻地般席卷而来，以致一个名为“全球治理体制”，实则只是缺少一个以“世界政府”为核心机制的“全球政府体系”，正在日渐发展成型。

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不关注这一进程，很可能会错失21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该文将这一进程称为“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双层结构的上层，以全球组织、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为主体，以世界法、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等为法律框架依据，形成全球政治经济法律新秩序。双层结构的下层，则是主权民族国家、区域联盟和地区。全球双层结构的演化发展尚未结束，目前仅是初具雏形，但它反映了“世界社会”历史性、结构性变迁的基本趋势和前景。

在《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二）——TPP的商人法本质与美国国家战略新动向》中，“TPP的商人法本质”部分对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从世界法的角度进行了深化和解析；“美国国家战略新动向”部分主要阐释了西方全球资本家阶层对全球趋势的深刻洞察与战略布局。二者之间有着微隐、内在的联系和脉络。目前，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正在进行，按照历史经验，其胜出者一般是主导性政策路线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这位新总统身上都将反映出美国的全球超国家力量动向与美国国家战略方向调整二者的结合，以及适应四大历史趋势与全球新结构的特点。我认为，美国政府现在和未来将会遇到的难题都在于：一方面，要为全球资本家阶层构筑新的全球性制度打工，为其清扫障碍；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国内和全球的“再国家化”回潮。该文对其最终将采取一种“双向运动”的大战略并意图构建世界性“新罗马帝国”作出了分析。

这些都与当前国内主流的观点、意见不太一致，但似乎可以包纳它们。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三）——“天下大同”的历史源流与未来前景》、《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四）——“世界大同”的实现形式与基本特征》对涉及未来“世界大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核心理念进行了重点阐述。通过对中西方“大一统”历史的比较研究，《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三）——“天下大同”的历史源流与未来前景》凝练和凸显了“天下”→“大一统”→“大同”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理念，经由分析各大文明不同的“精神内核”、“精神原型”，揭示中华历久而不衰，数度涅槃重生的根本性因素，并以此前瞻未来。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四）——“世界大同”的实现形式与基本特征》重点就未来“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以及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前景进行了阐述。世界政府、世界统一、世界大同等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相类似，长期以来，之所以大多数人将之视为一个远景、一个遥远的未来，甚至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幻想，实际上与不能想象和不能确定其未来实现方式、具体形式和实现途径有直接关系。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四）——“世界大同”的实现形式与基本特征》采用反证的手法，破斥了“秦灭六国”式统一、“世界革命”式统一、区域联合式统一、“阴谋论”式统一等若干种主要思维定式和常规认识，提出，“未来的全球大一统，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区域的局部性大一统，包括当代欧盟的一体化进程都不会相同。它将会是一种前所未有，目前国内外任何一个国际关系学派、政策部门所未能想象或明确的统一模式”，进而对“世界大同”未来发展的基本进程、发展阶段和基本规律进行揭示，提出了关于未来全球政体形式的新构想。

这个部分对于未来“世界大同”的实现形式、方式、途径的阐述，可能会是颇为重要的一点创新和贡献。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五）——“世界社会”的社会性质与历史走向》对全球主要矛盾和世界社会的性质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多种社会制度”过渡到“世界政治一体化”的三种前景：一是全球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政府；二是中美俄等主要大国主导共建的全球联合政府；三是全球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政府。核心观点是，无论哪种“世界政府”形式，一旦这一“全球政治统一”的局面出现，将意味着一个初步的、全球性的“大同”格局形成。在这一格局之下，即便是全球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政府”，“世界社会”的性质都将发生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至于为什么最终会走向“大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极限上，全球社会主义才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即使出现“资产阶级的世界政府”这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全球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也将无可避免、势不可挡地全面开启、全面展开。

更何况，如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历史发展有大体的规律，但也从来不会按部就班发展演变。因此，“资产阶级的世界政府”并不是历史的必然。但要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实现在这个时代中的奇变与跃升，重点却在于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基于最高社会理想，积极主动的全球布局以及富有远见的全球政策安排。为此文中提出，就其前景而言，世界将不会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政府的一体化局面，才转而向全球性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未来，很可能是世界各国主动缔造“大同世界”与世界按照资本的内在逻辑向全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两者同时交织、互动的全球性双重世界历史进程。

当前，中国政府倡导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预示、昭示这一未来前景。未来的命运共同体客观上也呼唤某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组织形式和实现机制出现。

《全球社会的双层结构与演化方向（六）——再谈“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政策意义》进一步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历史定位和战略方向作出分析。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最高理想与政策目标体系的比较研究，再次提出并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要对共产主义这一党和国家的最高理想以及基于最高理想的总目标和历史分期理论重新认识，进行科学的历史方位判断，确立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与战略指引。最后，文章对“历史六段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辨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新的再定位研究——置之于“世界”之中来进行新观察、新思考，对世界社会理论框架下的未来发展阶段作出了初步描绘、设想。

下编收录了2008～2011年的4篇战略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代表了我早期对“世界大同”问题的观点，以及从国际战略形势、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货币政策等视角的观察。其特点是结合2008年底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形势中长期演变方向问题进行研究，并在中长期形势的视野和背景下，对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新秩序、国际货币新体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展望。

《国际形势中长期演变方向问题研究》形成于2008年12月，对未来30年到21世纪末的国际格局演变，包括全球趋向政治统一问题，作了大略的描绘和分析。事实上，据我所知，这种时间跨度极大的战略研究及系统研判，在国内应该是首次。随着之后钱学森系列、全球结构系列研究的展开，我对当初的基本结论和前景预判，应该说越来越抱有更清晰的自信与期待。其核心主题“世界统一”，我估计未来的30～50年，亦不会出现超越当年这篇分析之外的重大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演变前景及政策建议——世界历史大趋势下的审视与分析》形成于2009年3月，系全球统一大趋势下的观察与分析。报告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货币金融制度根源以及社会生产方式根源作了剖析，预测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将持续深入发展，反复出现和发作”的具体情形。该文提出，“世界的基本矛盾以及我国国内主要矛盾正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国内问题只有在世界的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强调，“经济危机和未来世界格局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当前将采取的战略与政策”，“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危机背后世界发展的脉络和趋向，积极主动地顺应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需要，自觉致力于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以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制度的塑造。……以主导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形成新的全球管理体制”。

现在看来，这些意见似乎都并未过时，在未来一个时期，或仍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

《解决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的新思维》完成于2010年7月。上篇从应对当时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入手，着眼于构筑我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新秩序，结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对货币基本理论进行了我个人认为有些新意的研究和探析，对认识货币理论中“特里芬两难”的本质及探寻其破解之道提出了新的思路，提出了“马克思货币二重化规律”、“货币的货币”、“一国二币”、建立全球双层货币制度等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其核心论点是，在全球统一的大趋势下，需要建立一个我国主导下的“世界中央银行”；需要建立一套我国主导下公平、公正的国际货币新体制。其中的关键又在于设计和发行新的世界货币——“和谐元”，实行我国掌控下“一国二币”的“双层货币”制度。下篇是有关“世界中央银行”与“世界单一货币”资料的汇集综述，从中可以一窥某些国家和势力图谋取得全球货币发行权，企图取得全球财富分配大权的野心和布局。

以上3篇报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核心主题高度统一，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展开对“世界统一”问题的解析。相信在未来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领域中，会留下点雪泥爪迹。因为不论是全球治理也好，世界政府也罢，当涉及深层次问题时，这套系列报告的观点和分析，我想会是可略供借鉴、参证的素材。

《奇正相生，以应无穷——关于国家战略与顶层设计的几点思考》系2011年的一个发言整理稿，所涉及和提出的时代主题研判、领导体制改革、顶层战略设计、推动智库建设等若干问题，十八大之后已经或正在实践中得以逐步解决。该文涉及当时在战略策论方面对如何实现大同的一些基本思考，现在看来，已略显粗陋，照录于此，是作为一段研究的存念。

附录部分收入了2017年六七月间，与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将军的3封学术通信。糜将军曾与钱老共事，在为本书撰写书评过程中，对书名提出了重要意见并与笔者就“过渡时期”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经征得同意，将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此，分别拟题为《“+”号蕴涵了历史分期》、《探隐抉微说“过渡”》、《冒进抑或倒退？“左”？右？》。这3封通信，我视为全书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全球社会结构系列中关于“世界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探讨未及充分展开的一个补正。

就全书总体而言，我想可能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一定启示和意义。

一是提出了新的“历史六段论”理论构架。作为一种移植理论，“历史五段论”被诟病已久。但除了对其批评、否定外，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还从来没有提出一套完整、完备的历史分期学说或社会形态理论来替代之。所批判和讨论的重点也更多是围绕来进行，涉及当前和未来的历史演变则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这本质上是因为“历史五段论”是一种成熟和被运用于政策实践的理论，它潜在地存在于当今一切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身后，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和影响着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政策实践，而不论其局部的争论多么具有合理性、正当性。

事实上，要提出一套能够客观系统的描述现实、观察未来的理论，又谈何容易。

“历史六段论”的重点在于当下和未来——它用“世界社会”的框架来观察思考。其作为试图弥补“历史五段论”与“过渡时期”理论之不足，以及看待未来方向与途径的一种新观点、新理念、新框架，能否立得住，还有待各方的批评与讨论。历史经验显示，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一切革命性变化的根本前提。而基础理论符合实际与否，是可由实践来检验的。在这个新的框架下，至少，在国际形势的长期发展演变，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景，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乃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国情、世情、党情的研判，包括现在讨论得很热烈的改革方向，世人高度关注的东北亚、南海等问题上，我们很可能都会获得一个新的、更宽广的视野，获得一个新的历史定位和新的认知。因此，即使只是引发了新的思考、展现了新的可能，也已远远超越了本书的初衷和预期。

二是把各类重大事件和问题置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来研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话虽老套，知易行难。本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试图用一种全方位、全系统的视角来把握和展开。谈的虽多为理论问题，但实际上是按战略与政策研究的方向去分析展开。如同不能从战争的工具——战机、导弹、军舰、坦克和它们的操纵人员开始思考战争一样，本书涉及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但思维的起点却不只是问题（即便它们很重要很重大），而是尽力坚持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建立起系统的立场和视角，始终从全局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当然，尽管已使出了“洪荒之力”，但由于知识结构、思想深度、实践经验和表达能力的局限，即使在构筑一个整体的战略分析框架上，仍还不尽如人意，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化、充实、改进的地方。这部繁忙公务余暇的作品，看来只有留待将来时间充裕时再做订正，再加以丰富完善了。

三是对全球政治一体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本书涉及广阔的课题和内容，但就最核心的观点而言，一直围绕“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全球政治一体化、世界统一来展开。这本身是一个新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当前“理想主义的钟摆又回来了”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重提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回应。因为就“坚定理想信念”而言，现在跟着喊口号的不少，多年来党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深入人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果不首先在理论上讲清楚世界的未来方向、中国的必然走向，以及最重要的——在这个所谓“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讲清楚世界将怎样、以何种形式和路径，以普通民众都能够看到并确信的方式和轨迹，向未来的“大同”和共产主义发展演变，想要凝聚共识、凝聚人心，乃至重塑全党全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将会很困难。

但丁将世界秩序中的“一统天下”问题视为“最有用而又最不为人知的知识”，却未能给神圣罗马帝国提出可行方案；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却把“双重解放”需要事先解决的全球秩序问题留给了我们。事实上，古今中外历史上对普天之下的大一统都有过很多理论和探索。今天，世易时移，未来的全球大一统将不再是既往观念中的统一内容、统一方式。今天的人们是不幸的，因为没有什么既有理论和经验可以遵循、借鉴前行；今天的人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历史给予了我们创新、创造的机会和空间。我以为，意识到全球政治一体化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认真地去思考其实现方式、实现途径和推进策略，现在正当其时。本书尽可能深入地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探索、挖掘，但仍然只是初步的和素材性质的，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因为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以天下观天下”的精神融入人民血脉之深、土壤养分之丰厚，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所难以比拟的。成就旷代伟业需要超越时空、垂统永恒的伟大思想与智慧，我坚信，这种理论与方略只可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产生。

四是初步论证了“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实践价值、政策意义。一方面，全球政治一体化最重要的在于它的政策意义。正如美国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所指出，“如果世界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最好的选择是参与其中”。更何况，今天中国的发展似乎已经来到这样一个境地，就是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消除全球性无政府状态、消除世界性的“丛林法则”来予以维护，自身长久利益必须透过改造和构建一套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得到维系和巩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领导人一直倡导的，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共生、共存、共荣、共享，公平、正义、创新、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将来全球各国共同缔造一个万邦协和、和谐共荣的“大同世界”，正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对此，本书作出了阐释和论证。这与我国目前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方向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或具有意义。因为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建立在客观真理与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建立认同，凝聚人心。书中提出的“全球+社会/国家+党内”意识形态构架，我认为对于当前和未来有关方面制定意识形态政策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参考价值。

杭州的人间天堂似乎预示了一个新型全球化的大同未来。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毫无疑问，将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进，也有曲折；既有历史的回旋进步，更有未来的遥相牵引——“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我们对G20、G7、TPP等的讨论和参与，本质上不也正是要回答“世界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向何处去”吗？

李曦恒

2016年10月于上海龙华

2017年8月修改并定稿

又记：

本书付梓之际，时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习总书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作了系统阐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世界这一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了清晰的中国方案和行动路径，让人们看到了一条通往理想世界的宽广道路、一幅美好明天的恢宏图景。

如果站在一个超越时空的视角上观察，习总书记的演讲与世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动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前人类社会“极其复杂的巨大变化正在发生”，全球政治构造板块发生迁移，旧秩序日渐崩解溃坏，世界的领导危机正在深化，一个各国纷纷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更加混乱严酷的世界正在到来。如果不是多数国家都认识到，“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如果不是各方都树立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观念，那么，以邻为壑、文明冲突，的确正在使世界处于严重地缘政治灾难的边缘。

但与中国领导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很少看到世界的政治家们有此远见卓识，很少看到全球各方为了人类永久和平而携起手来、砥砺前行的共同意愿。

这大概就是目前所谓“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

那么，世界是否可能？或者会以何种方式理解接受“中国方案”？世界将如何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道：“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正在推动世界的美好，但人类经验告诉我们，事物在变好之前，往往会变得更坏；人们选择光明，黑暗将如影随形；坚守和平，就要为剧烈冲突而做准备。

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似乎仍然没有发展到在大规模苦难来临之前就能够清晰认识，“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别人、并没有他国——彼我本是一体，天下本是一家。这就不能不透过命运的试炼与苦痛来成熟、成长。

通过本书，我始终想传递的信息之一就是，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也没有什么不确定的未来。未来就在当下，就在你我每个人的选择之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不作选择，历史的法则与律动也将把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国家带到无可避免的历史宿命中——当然，最终的果实会有所不同。

我还确信，未来的风暴将摧毁不成熟的一体化联盟和没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的民族国家。全球历史的弧线不可否认地走向融合，其观念与基石却不是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逻辑；全球化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预言获得验证，未来的全球新秩序却不能不建立在一种前贤所未想见的、新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基础，以及一种新的全球结构之上。

李曦恒

2017年3月于北京

2017年8月修改并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