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书界定的贸易发展主要包括贸易额的增长和贸易结构的演进两个方面，其中贸易结构包含了贸易区域结构、贸易模式结构、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当前围绕贸易成本对贸易发展影响进行研究的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包括：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贸易成本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具体为贸易成本对贸易区域结构的影响、贸易成本对贸易模式结构的影响、贸易成本对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贸易成本对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

一 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大致有两种：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直接方法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测度。第一，通过运输价格获得贸易成本。例如，Hummels及Limao和Venables分别利用与贸易有关的运输方式宣传图册信息或者报价来获得运输成本，说明运输成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进口商的决策。第二，以海关关税数据度量贸易成本。第三，以IMF提供的双边总体贸易的CIF/FOB价格比率来获得贸易成本。直接方法度量相对简单，但无法反映总体贸易成本，这种方法已较少使用，学者开始更多地探求间接测算方法。

间接方法主要有价格指数法和贸易流量法。因国际数据难以获得，故价格指数法大多用于度量国内贸易成本。例如，范爱军等利用1985～2005年的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由市场分割度反映的国内贸易成本。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水平的提升，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国内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盛斌、毛其淋运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中国各个省份1985～2008年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得出国内贸易成本逐步降低的类似结论。贸易流量法考虑到贸易成本影响贸易流量，所以利用“事后”（Expost）的影响对贸易成本进行推算。起初的方法是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如McCallum将“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作为贸易成本的替代变量，得出美加共同边界的存在，导致加拿大国内各省际贸易量是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各州之间贸易量的22倍。Rose等将货币兑换成本作为贸易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使用同种货币的国家间的贸易是使用不同货币国家间贸易的3倍。但是贸易流量法有三点缺陷：第一，事前确定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并纳入引力模型，导致贸易成本变量遗漏，结果有偏差；第二，传统引力模型缺乏理论基础，无法进行消除有关贸易壁垒效应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三，忽视了多边阻力的影响。

鉴于传统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成本的缺陷，以Anderso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可以将贸易成本由事前决定变为事后决定，同时引入了多边阻力项，可以用于比较静态分析。但Novy指出，生产和消费在这种模型中是外生的，因此比较静态分析是无效的。Novy在Anderson和Van Wincoop的模型基础上，借助一系列数学方法变换，推导出易于计算贸易成本的引力方程。而用于计算贸易成本的构成变量能够被观测，所以不需要对贸易成本的构成要素进行任何假定，从而可以直接测算贸易成本。此外，该方法不仅适用于横截面数据，而且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由于该方法假定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一些学者认为该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方法的适用性仍值得商榷。对此，Novy在2006年贸易成本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优的测算方法。并且Novy的方法有效克服了对称性的缺点，而且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和新新贸易理论基础，是目前国内外测度贸易成本的前沿方法。

在国家层面上，Anderson和Van Wincoop估算了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成本，得出工业化国家的关税等价贸易成本大约为170%，其中，21%是运输成本，44%是与边界相关的成本，55%是销售成本。Novy测度了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层面的贸易成本，这种成本在样本期限内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钱学锋、梁琦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对1980～2006年中国与G7国家间的关税等价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全部贸易成本均低于50%，且2006年相比较于1980年，平均下降了30%。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贸易成本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反映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升。许统生、涂远芬基于Novy模型，测算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81～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下降了近一半（降幅为49.59%），平均每年下降2.51%。施炳展运用加入多边贸易阻力的改进的引力模型，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贸易成本在不断下降。方虹、彭博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1992～2007年中国与28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变化情况。结果发现，中国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成本低于发展中国家。此外，他们还指出，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对外贸易还有相当的潜力。许德友、梁琦基于Novy模型，测度了1981～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双边贸易成本。测度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平均对外双边贸易成本已经降到0.4以下，并且在加入WTO后呈现更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与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在贸易领域的相互开放程度要高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我国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如杨青龙，刘洪铎，赖明勇、王文妮，许德友、梁琦、张文武等，他们的测度结果也都发现我国的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

在产业层面上，Olper和Raimondi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横截面数据，研究了1976～2000年国际食品行业的贸易成本。测度结果表明，食品行业的贸易成本在北方国家为73%（关税等价），在南方国家为134%。在观测期，贸易成本平均下降了13%，而新兴国家下降了26%。Novy测度了行业层面的贸易成本并以此衡量不同行业贸易一体化程度的高低。他们首先估计出各行业的替代弹性（与大多数文献将替代弹性定为8不同，本书各行业所估算的替代弹性是相异的），然后利用欧盟国家1999～2003年163个行业的数据测算出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并进行排序，以此确定行业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李坤望等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生产和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1987～199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行业的贸易自由度（贸易成本），发现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不同行业的贸易自由度上升趋势存在差异，贸易成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许统生、陈瑾、薛智韵基于Novy模型，估计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制造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在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上更大。马凌远利用Novy模型测度了1999～2007年中国与OECD18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加入WTO后下降速度明显加快，与美国、日本两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在整体下降幅度中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的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绝对值越大。邵学言、刘洪铎借助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2000～2008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总体上经历了平缓下降的过程。许统生等利用既有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又有新新贸易理论基础的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主要农产品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6～2009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平均贸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农产品内部结构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成本较低，下降幅度较大。在贸易伙伴中，中国与日本、美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低于中国与东盟、欧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贾伟、秦富结合Novy的相关研究，分析了中国谷物贸易成本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中国谷物贸易成本当量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而中国小麦的贸易成本当量普遍高于玉米、稻谷。

关于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Anderson认为运输成本、边界相关成本和销售成本是工业化国家关税等价贸易成本的三个组成部分。Jacks认为贸易双边距离、关税水平及货币兑换成本构成了贸易成本的主要部分。Brooks等认为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使贸易更加便利。Francois和Manchin认为基础设施、制度质量不仅对贸易水平，而且对可能贸易的发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贸易水平和贸易倾向依赖制度质量、交通与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状况；事实上，在北南贸易中，基础设施和制度质量比关税更为重要，这暗含了强调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政策，而不是通过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来促进贸易发展是错误的。Olper和Raimondi研究了1976～2000年的国际贸易成本，认为从贸易成本决定因素的排序来看，平均而言，地理和历史因素比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更为重要。但是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贸易政策（制度）同样是重要的决定因素。Novy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内陆国家与贸易成本显著正相关；共同语言、殖民历史、加入自贸协定会显著降低贸易成本；而共同边界、关税、汇率波动性对贸易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许统生、涂远芬认为，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关税水平、地理位置、经济一体化程度等。刘洪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贸易伙伴国的开放程度、是否建立自贸区、是否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是否拥有相近的文化习俗是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施炳展指出，地理距离、历史联系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越近，运输成本越低；历史联系越紧密，信息成本越低；收入水平越高，政策成本越低；贸易成本对地理距离的弹性逐渐减小。许德友、梁琦、张文武通过贸易成本对其影响因素的简单回归发现，贸易伙伴国的开放程度、与贸易国人均收入之差、与贸易国是否有共同边界以及历史联系等因素显著影响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对距离而言，空间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并不确定。方虹、彭博发现，汇率的频繁变化会使贸易成本上升，历史联系紧密的贸易双方信息成本等相对较低，贸易成本对地理距离的弹性呈逐渐下降趋势。赖明勇、王文妮认为，仅用距离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双边贸易成本的大小。邵学言、刘洪铎基于随机效应模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家的经济规模、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人民币汇率、双边通信发展水平、伙伴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是否同属APEC组织对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均有显著影响，而关税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不明显。刘建等基于FGLS模型考察了中国国内贸易成本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著减少了空间距离所带来的地理阻隔，但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不同，铁路网密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贸易成本，但公路网密度的提高未能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地方政府保护仍是影响中国国内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 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

有关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有学者研究了一种或几种贸易成本对一国贸易出口总体贸易增长的影响。1962年，Tinbergen根据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贸易量与贸易主体的GDP成正比、与贸易距离成反比的经验方程。这一方程在经济学实证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经历过若干次的改进。Anderson最早为引力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而Wei在引力模型中加入了自身贸易量。Anderson和Van Wincoop将双边贸易扩展到CES函数基础上的多边贸易的情形，同时Keller和Yeaple在方程中引入了不显著的贸易。这些改进不仅纠正了传统引力模型可能造成的偏误，而且大大扩大了引力模型的适用范围。距离主要影响运输成本，越远的距离意味着越高的运输成本。其中地理大发现、轮船运输的发展、集装箱的存在、空运方式的出现在较大程度上“缩短”了距离，通过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了贸易的发展。Estevadeordal等指出1870～1939年全球贸易的兴衰受运输成本高低的影响。Djankov等根据12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而言，一天的额外贸易时间会造成贸易量至少1%的减少，并且相当于本国与贸易伙伴增加了70公里的运输距离。Berthelon和Freund也发现1985年以来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变大了。Disdier和Head则根据各种引力模型的数据样本、方程结构与处理方法的差别总结分析了距离因素导致的不同估计结果（他们称之为“距离难题”）。Korinek和Sourdin采用新的来源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海洋运输成本数据库的数据，研究海上运输成本对农产品进口的作用，运输成本对农产品进口起着强劲且显著的负面作用，即便在控制了运输距离的条件下。

Melitz最先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考虑到异质性企业，提出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决定出口乃至生产决策的差异。一些学者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发现，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表现为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从现有文献来看，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二元边际的定义并不统一，按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产品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三类。首先，产品层面。Chaney认为，扩展边际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品种的扩张，集约边际主要表现为原有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Pacheco和Pierola将多元化引入二元边际范畴，他们认为，集约边际是指将原有产品出口到原有市场，除此之外算作扩展边际，包括：将原有产品出口到新市场；将新产品出口到原有市场；将新产品出口到新市场。Hummels和Klenow在二元边际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维度和数量维度；在此基础上，施炳展将扩展边际和分解后的集约边际合称为三元边际。其次，企业层面。Melitz认为，扩展边际是指原来不出口的企业现在进入出口市场，而集约边际是指原有出口企业出口额进一步增长。Bernard等根据企业出口数据，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而引致的贸易变化，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原有出口企业贸易额的变化。Lawless认为，扩展边际是指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而集约边际是指企业平均出口额的增长。最后，国家层面。Felbermayr和Kohler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一国与以往没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建立贸易联系，或者与已有贸易伙伴停止贸易联系；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已经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大小。Melitz开创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均会对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指贸易产品种类的扩张）产生负面影响，但对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指贸易产品在数量上的增长）的影响不确定。该理论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Pacheco和Pierola以距离、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认为减少贸易成本将促进贸易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Frensch以欧洲新兴经济体贸易制度自由化程度为贸易成本代理变量，研究其对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得出了类似结论。Chen分析了公路密集度、海岸线、贸易距离等贸易成本代理变量与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贸易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的增加及生产率的提高。Kancs分别考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东南欧国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认为东南欧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对扩展边际产生作用。钱学锋从企业层面探讨出口固定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的贸易边际影响中国总量贸易的出口。这种方法将“偏远指数”作为可变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将“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作为出口固定成本的代理指标，并假定国内贸易成本为零。钱学锋、熊平发现贸易成本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但其用双边首都距离代替可变贸易成本，用经济自由度指数代替固定贸易成本。这两篇文献将贸易成本粗略分为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均未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分。盛丹、包群、王永进研究了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为扩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马涛、刘仕国研究了我国各类产品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发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项松林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语言、制度等贸易成本代理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陈磊、宋丽丽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以1992～2009年64个出口国和182个进口国的28类制造业的400余万组贸易数据为样本，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金融发展作为贸易成本代理变量对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有积极影响。陈阵、隋岩从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视角分解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

三 贸易成本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涉及贸易成本对贸易结构影响的现有研究主要是围绕贸易区域结构、贸易模式结构、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来展开的。

首先是贸易成本对贸易区域结构影响的研究。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比较优势能决定一国的贸易方向和贸易伙伴的选择，考虑贸易成本后，各国的比较优势会因为贸易成本的加入而发生变化，因此，贸易成本会对各国的贸易区域结构产生影响。Deardorff将贸易成本纳入李嘉图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较生产成本而言，贸易成本更显著地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区域结构。Greenaway等考察了71个国家158个行业1972～1992年（1972年、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的出口情况，结果显示：贸易成本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将贸易成本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比在地区范围内将贸易成本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更合适。Bernard等认为，当企业拥有异质的生产率、国家间的相对要素丰裕度不同、产业间的要素密集度也不相同时，降低贸易成本会引起资源在国内外产业间的重新分配，影响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一国的贸易区域结构。罗知、郭熙保以距离作为贸易成本代理变量，研究了贸易成本通过影响贸易品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区域结构。冯宗宪、向洪金以反倾销为政策性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研究了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的贸易区域结构效应。谷克鉴和刘厉兵以我国2000～2006年对30个贸易伙伴国的19个产业的贸易流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制度、原材料和实物资本的有效要素禀赋以及地理距离可以成为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

其次是贸易成本对贸易模式结构影响的研究。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长期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80年以前就有许多文献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估计，但这些经验研究缺乏正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础。Helpman被认为首次基于显性一般均衡模型检验了产业内贸易理论。Hummels和Levinsohn、Debaere在正统产业内贸易理论框架下再一次研究了Helpman的经验命题。但是这些经验研究未考虑贸易成本。Bergstrand和Peter Egger首次将显性贸易成本纳入Helpman-Krugman产业内贸易模型，从理论上对Helpman-Krugman产业内贸易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了一个可求数量解的一般均衡模型，以此为理论基础，利用截面数据经验分析了贸易成本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认为贸易成本越大产业内贸易份额就越低。国内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围绕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展开，这类文献非常丰富，如马剑飞等、陈卫平等、张彬和孙孟、周茂荣和吕婕，然而这些经验研究基本没有理论基础。

再次是贸易成本对贸易商品结构影响的研究。关于贸易商品结构分类，传统是按要素密集度来分，近年来很多学者按技术含量（陈晓华、黄先海、刘慧，许斌，姚洋、张晔, Rodrik, Lall）和产品差异化程度（Rauch〇10）来分。Tang〇1研究了通信成本下降对异质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质商品的进口，此外，他还发现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帮助小国从出口同质产品转向出口越来越多的异质产品。Fink等12将信息成本作为贸易成本的一部分纳入引力模型，构建新的双边贸易模型，验证得出信息成本对双边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而且信息成本对异质产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同质产品贸易的影响。殷德生以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距离为贸易成本代理变量，认为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促进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

最后是贸易成本对贸易方式结构影响的研究。Zhang利用2002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促进了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Venables认为，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距离的存在将增加时间成本，而时间成本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Redding和Venables认为，一国出口不仅取决于出口市场，而且依赖投入品的进口环节。Hanson等提出贸易成本会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进口来源于母公司的中间投入品。黄顺武、陈杰分别用进口距离和出口距离代表中间投入品进口成本和加工后最终产品的出口成本，对中国1988～2009年的加工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出口距离和进口距离的增加均会减少中国加工出口贸易额。余淼杰采用2000～2006年中国外贸产品海关数据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以关税为贸易成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比对非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明显。Yi的研究表明运输成本下降对加工贸易活动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而关税减让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一般贸易的影响。郑琴琴以文化差异、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贸易成本的替代变量，分析贸易成本对服务加工贸易的影响。

四 文献简评

通过对现有围绕贸易成本对贸易发展影响进行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可知，现有研究仍旧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①国内有关贸易成本测度的研究主要使用Anderson和Van Wincoop或Novy模型，这些模型具有“外生性”或“对称性”的缺陷，理论基础较差，据此度量中国贸易成本及其决定因素难免出现偏差。而能克服这些缺点的反映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最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的新Novy模型在国内鲜被使用。②针对贸易成本对总体性贸易增长的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相似程度的影响，而涉及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研究基本上围绕Melitz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即贸易成本的变化主要影响贸易扩展边际。而在现实贸易活动中，关于贸易促进机构开展贸易促进活动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获取市场准入机会，进而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文献尚未发现，这说明当前中国贸易发展的研究是不全面的。③在关于贸易成本对贸易结构影响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考虑的贸易成本只以简单的贸易成本代理变量，如距离、文化差异、关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程度对贸易成本做简单的替代，这些经验分析的贸易成本不够全面。尤其是对贸易模式结构研究的经验分析没有以正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没有发现专门研究中国贸易成本与产业内贸易关系的文献。

因此，本书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贸易成本作为一种要素，纳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从而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做出进一步拓展，并以这些拓展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无疑对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