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发展学视角的能力方法和多维贫困理论

按照传统的定义，“贫困是福祉被剥夺的现象”，而福祉被剥夺通常用满足一定“基本需要”的货币量来定义。不可否认的是收入不足确实是造成贫困生活的一个很强的诱致性条件，而且收入可以用于购买“基本需要”，以达到福祉的改善或脱贫。事实上，收入只是实现一定福祉水平的工具，生活质量的改善才是真正的目的。可见，过多地关注收入贫困，往往使公共政策偏离了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这一真正目的。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贫困。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核心是深入讨论了“以能力看待贫困”，从而使人类认识贫困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一）能力方法

森的能力方法或能力贫困概念，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斯密把一个人能够不羞愧地出没于公共场合的能力视作基本需要，缺少这种基本需要即为贫困。斯密认为作为出席会议的需要，一个人应该拥有一件亚麻衬衫。阿玛蒂亚·森就斯密的观点进行讨论，认为不羞愧地出没于公共场合的能力是一种绝对能力；需要一件亚麻衬衫而实现这种能力是一种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相对需要（Sen, 1983）。森提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贫困是一种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基本能力被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的死亡率、明显的营养不良（特别对于儿童）、持续的发病率、普遍的文盲以及其他不足（Sen, 1999）。

森的贡献实质上是将贫困定义的逻辑进一步进行了延伸，即“贫困——福祉被剥夺——基本需要——能力”。森认为，从能力剥夺的视角认识贫困更具有政策意义。一是贫困可以用能力的被剥夺来容易地识别，它更加关注被剥夺的实质，而收入仅仅是一种识别贫困的手段或工具。二是收入不是产生能力的唯一工具，对于贫困还有其他影响能力被剥夺的因素。三是低收入与低能力之间的工具性联系，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可变的。例如，收入与能力的关系受人的年龄（老人和儿童有特定的需要），性别和社会角色（例如母亲的特定责任或约定俗成的家庭义务），所在的地域（如易受洪涝或干旱，一些城市的不安全或暴力），流行病滋生的环境，以及个人无法或只能有限地控制的其他种种因素（Sen, 1999）。这就表明，从收入转化为能力，受许多因素影响。儿童、老人、残疾人、病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实现与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王小林、徐丽萍、尚晓援等基于森的这一思路，认为老年人因功能残疾，要实现与别人相同的功能，就需要额外的生活成本，这些额外成本在测算老年人贫困和制定收入支持政策时需要考虑。按照这一理论，测算了老年人的额外生活成本（Wang, Xu and Shang, et al.,2010）。同样的道理，在定义儿童贫困，特别是残疾儿童、孤儿时也需要考虑将收入转化为能力的障碍。

从能力视角分析贫困的重要贡献是，把注意力从手段（收入）转向了真正的目的（生活质量），加强了我们对贫困和被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理解。对贫困的正确认识，就自然而然地拓展了对不平等的认识。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政策专家对于不平等的研究，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收入不公平这一非常狭窄的领域。这种狭隘性，使得我们不能从其他视角去看待不平等和不公平，这对制定经济政策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当前，很多应对不平等的公共政策，主要关注“基尼系数”这一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其实，就像森批评用收入来测量贫困的不足一样，“基尼系数”只是关注了“手段”，而把“目的”丢在了一边。因此，森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区别是很重要的”（Sen, 1999）。迪安（H. Dean, 2009）对森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我们对商品的需要是相对的，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但是，我们对能力的需要——对作为人类社会一员而发挥适当作用的自由的需要——则是绝对的”。

功利主义理论宣称健全的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福祉的最大化。罗尔斯1971年在其《正义论》一书中，明确批评了功利主义理论只看重总的福祉水平，而漠视福祉的分配形式这一错误思想。罗尔斯认为，“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这是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森在罗尔斯的“公平”和“正义”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升华。森认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状态（如他的营养水平）上，即强调一个人能够做成什么（being）

而不仅仅是他做（doing）什么。因此，对收入平等的关注，应该强调一个人能够做成什么这一层面的平等。森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的认识，是我们当前提倡社会政策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或者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论基础，即让人们更加平等地享有社会服务、更加平等地参与增长。

（二）多维贫困

根据基本需要方法，测算满足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需要，只抓住了“贫困”的一个方面，即“贫”，而没有真正捕获到“困”。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基本能力方法，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贫困不仅是收入短缺，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能力获得教育、卫生、饮水等基本服务。贫困是一种人们遭受的多维度被剥夺现象。从能力方法视角认识贫困，在哲学层面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不少学者批评森的理论过于抽象。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可操作性，需要对贫困进行测量，而森的贫困理论难以测量。

森的多维贫困理论提出之后，不少学者探索对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阿特金森（Atkinson A.）把多维贫困测量概括为两大类：社会福利方法（the social welfare approach）和计数方法（the counting approach）。社会福利方法把贫困的不同维度作为社会福利函数的参数，从而对个体或家庭的状况做出评估。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和福斯特（James Foster）于2007年提出的AF方法是多维贫困测量计数方法的一种。该方法设置了衡量贫困的双重阈值（dual-cutoff）：首先设置每一个维度的贫困阈值，然后再设置跨维度的阈值。按照双重阈值方法，完成多维贫困识别有两大步骤：识别（identification）贫困人口和对贫困人口的加总（aggregati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了用AF方法测算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全球多维贫困指数包括教育、卫生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10个指标。多维贫困指数AF概念和方法开发出来之后，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纷纷转向采用多维贫困指数测量贫困，并制定相应的国家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王小林和Alkire（2009）利用AF方法对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近几年利用AF方法测量中国多维贫困的文献越来越多。

2013年，由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发起成立了全球多维贫困同行网络（MPPN），该网络的目标是促进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在世界各国的分享，探索建立一个可以测度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提出的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的多维贫困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