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贫困和不公平状况
（一）相对贫困
按照FGT测量方法进行测算，中国9个省（区）相对贫困在1989～2009年的20年间，动态变化情况如表3-2所示。由于1989年的收入分配还十分公平，相对贫困发生率很低，城市和农村分别为1.8%和3.0%。城市相对贫困在2004年达到峰值，为13.6%；农村相对贫困在2006年达到峰值，为19.1%。究其原因，2004年之后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之后，对农村的各类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扩大覆盖面，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2006年之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政策的共同作用，缩小了相对贫困。
表3-2 中国相对贫困动态变化（1989～2009年）
贫困距指数是贫困缺口占贫困线的比率，反映了贫困深度。贫困距平方指数是贫困缺口的平方占贫困线的比率，反映了贫困强度，相当于给贫困人口更高的权重。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的测量结果都表明，农村居民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高于城市居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农村贫困距平方指数高达104.2，远远高于历史年份。其可能的原因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所致。
图3-1清晰地表明了20年间相对贫困的变化趋势。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倒U形趋势，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攀升，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在2004年之后开始下降，农村在2006年之后开始下降。
图3-1 中国城镇和乡村相对贫困发生率（1989～2009年）
（二）绝对贫困
表3-3和图3-2是按照绝对贫困线测量得到的贫困动态变化情况。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在减少绝对贫困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由1989年的67.9%下降到2009年的6.6%；相应的，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1989年的38.2%下降到2009年的13.6%。1993年是城乡绝对贫困发生率的转折点。在1993年之前，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农村。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国情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远远快于城市。但1993年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迅速得以繁荣。相应的，城市居民的绝对贫困迅速减少，其速度快于农村。
表3-3 中国绝对贫困动态变化（1989～2009年）
图3-2 中国城市和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1989～2009年）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城市贫困现象正变得越来越突出。但由于本书对城市和农村的划分采用的是户口划分方法。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在本书的测算中算作农民。以户籍划分的城市和农村绝对贫困，并不支持城市贫困现象突出的结论。城市贫困现象的突出，主要应该是进城的农民贫困现象。
绝对贫困平方指数同样表明，2004年之后，农村居民的贫困强度在加深。说明虽然绝对贫困人口数在迅速下降，但是剩下的贫困人口减贫难度越来越大。
Sen指数由阿马蒂亚·森于1976年提出，该指数合并了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和组内分布注1：。SST指数是对Sen指数的进一步修正。SST指数包括了贫困人头指数、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比率的基尼系数。因而，SST指数也可以按照这三部分进行分解。Watts指数的优点是对分配敏感，且满足贫困测量的三个基本公理。这三种指数直观解释的意义不明确，但分解其各部分的贡献，还是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贫困。表3-4报告了三种指数的测量结果。
注1：Sen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P0为贫困人头指数，μP是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均值，GP是贫困人口的基尼系数。
表3-4 其他贫困测量指数
表3-5表明，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减少贫困有积极作用。以2009年为例，小学文化程度的城乡居民贫困发生率为15.4%，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贫困发生率仅为0.8%。
表3-5 按照教育程度分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
图3-3表明，大致在青年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在增加。以2009年为例，15～19岁的贫困发生率为22.2%；到了45～49岁，贫困发生率降至最低，为7.1%; 60～64岁上升到16.3%。因此，需要关注儿童贫困问题和老年人贫困问题。
图3-3 不同年龄的贫困发生率
（三）不公平
根据本书计算，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在1989～2006年不断扩大，2009年略有降低。2006年城市和农村基尼系数均达到了最高点，分别为44.35和53.69。城市和农村混合计算，2006年基尼系数51.19，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见表3-6）。
表3-6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
由于泰尔指数可以更好地进行分解，以解释不公平的贡献。表3-7结果表明，1989～2009年，三种泰尔指数都明显升高。以2009年为例，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泰尔L指数，即GE（0），高达50.2。其中，农村居民的泰尔L指数为56.1，城市居民的泰尔L指数为34.1。2009年泰尔L指数的分解结果表明，组内的不公平是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表3-7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减贫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增长，二是收入分配，三是增长与分配的交互作用。1989～200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由38.15% 下降到13.59%，减少24.56个百分点。其中收入增长的正效应使贫困发生率下降36.95%，收入分配的负效应使贫困发生率增加44.68%，增长与分配的交互作用，使贫困发生率下降32.29%（见表3-8）。
表3-8 增长与分配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
上述分析表明，1989～2009年的收入分配不利于减贫。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公平对减贫的影响，表3-9给出了不公平对FGT减贫测量的弹性。即分别给出了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P0）的弹性、基尼系数对贫困距指数（P1）的弹性和基尼系数对贫困距平方指数（P2）的弹性。
表3-9 不公平对贫困的弹性
上述分解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1989～2009年，在收入增长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的话，贫困发生率可以降得更低。这也说明，今后一个阶段，改善收入分配应该是实现减贫的一项重要政策。表3-9表明，2009年，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贫困增加4.24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增加5.0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