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卷善德文化的现代价值论

佘丹清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萌芽于4000多年前尧舜时代的善卷文化，虽然更多的是以武陵地方文化的代表出现，但溯其形成的历史，则是与中华文明史同步发展的。文史专家们一致认为善卷本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带领自己的部落，退居于以武陵枉人山（今常德德山）为起点的西南山区，成为今天苗族人民的祖先之一。那么，在历史上，善卷又是怎样成为典型的“隐士”，并以其“善德”精神进而成为人们敬仰的道德楷模的？我们认为，这正是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而不断提炼、不断完善的结果。

一

原始社会的道德观念，应该是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能够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朴素的规范和原则。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学说认为，人类道德胚胎源于原始人的禁忌，如男女之间的“性”禁忌、火的使用禁忌、与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相关的禁忌等。人类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由原始群体的禁忌道德到氏族的禁令，再到共同制定道德规范的发展过程，是人类从他律到自律、从外在要求到内在需要、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人类早期面临重重生存危机，“类”的繁衍才是头等大事，于是便有了“生生不息之谓大德”之说。到了尧舜时代，已经是提倡“大同”的原始社会末期，是一个禅让的时代，于是能够主动“禅让”就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

史学界的观点认为，尧、舜、禹的时代是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时期。善卷，作为与他们同时的一位部落首领，也许是同他们达成了“和平共处”“互不侵扰”的协议，稳定了一方局势，从而获得了他们的敬重，或者是将其树立为处理同周边部落关系的榜样有关。但对其“道德”表现内容的具体解读，则肯定还不具有“个人品质”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思想发展史也进入到一个十分活跃并且相当成熟的时期，其标志就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这一时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其次有阴阳、杂、名、纵横、兵、小说家等，它们都是在这种“辩难”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和流派。只是当时的这种“九流十家”，虽有影响大小之不同，但无地位的高低之分，大家都是平等发表意见。作为道德人物的善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诸子百家”的话题中的。

二

有关善卷最早的记载，现在所知的就是《慎子》。其逸文称：“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1]光看这句话，是赞颂尧、舜的“让贤”之德的，许由和善卷都只是陪衬。然后是《庄子·让王》，它不仅记载了善卷“让王”的行为，还通过语言描写，记载了他“让王”的理由：“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这里，人物、事件、言论、行为结合，基本完成了善卷作为一个“隐士”形象的塑造。实际上，后世人们拿善卷论理说事，其形象模式，包括言论主旨，基本都来源于此。可以说，从先秦开始的中国文化史上的善卷“隐士”形象，就是由庄子定型的。《盗跖》中，庄子通过“知和”的言论，也说到了善卷：

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2]

这里的“无足”和“知和”是两个虚构人物。“无足”是富贵权势思想的拟人化，“知和”是恬淡闲适和任其自然思想的拟人化。庄子通过知和的阐述，表明了反对贪求、抨击权贵，“不以美害生”“不以事害己”的任其自然的主张。如果我们将《庄子》中《让王》和《盗跖》的善卷形象结合起来，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庄子笔下的“善卷”，知识丰富，不慕权贵，不趋名利，心胸开阔，独立进取，善于创新，是一位具有博取广知之德、勇于开拓之德、正直廉洁之德、睿智明达之德的高尚之士。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3]这就是说，善卷的高士形象及其善德精神，是植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中的。他是庄子为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塑造的时代楷模，也是为救赎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而开出的一剂良药。

在先秦以后的文献里，善卷的形象，除了对其“隐士”形象的进一步丰富、对其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之外，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至于被认为产生于魏晋之际的《列子》，其《杨朱篇》比较特别，认为尧舜假装把君位让给许由、善卷，因而不失天下，得以长久享受天子之位。伯夷、叔齐真的谦让孤竹君位，因而终于亡国，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得出了“实名贫，伪名富”、“名者，伪而已矣”的结论。这种说法与先秦之后各家不同，可能正是先秦时期杨朱的佚文。

三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今天，善卷善德文化究竟能够发挥哪些积极作用？不少人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很多建议。我们综合各位专家的观点，发现善德文化本身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积极作用有两个基本观点是共通的。

一是认同善德文化是一种体现地方特色的文化，是常德地方文化的源头。善德文化，因为善卷而产生，因此善卷和尧、舜一样，同样属于人类文明萌芽时期的精神创造者。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是不断充实和发展的。善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常德德山地方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融汇了当地楚文化的因素并成为其主要内容。一般认为，楚文化发展经历了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的滥觞期、春秋时代的勃兴期、战国时代的鼎盛期和秦汉之际的转变期。而在此之前善德文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质。在这个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善德文化在楚文化的起步阶段即在融合，而随着楚文化的壮大，善德文化逐步包容于其中。因此，考察善卷文化的发展情况，不考虑楚文化因素的影响，就看不出整体的源流。善德文化为当地楚文化所继承并发展，因此，善德文化是一种体现地方特色的文化，是今天常德地方文化的不二源头。

二是认同发展中的善德文化，既融汇了楚文化的精华，也融汇了儒学、道教、佛教等各家的精华，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史上，对“善”如何形成一种“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从中国文字的演变，便可窥见人们认识的升华过程。

善，是个会意字。《说文》: “，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善，篆文善从言。”古文“”字，上面是“羊”，下面从“競”，是競言，即争着说话、用言语竞争。后来通用的“善”字，上面是“羊”，下面是“言”。以“羊”作为“善”字的主体，是因为“羊”在早期文明中象征吉祥。“言”是言语、讲话。因此，《说文》称“，吉也”。“善”的本义就是吉祥。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是由结构上的独体到合体、由表意的具象到抽象的概括。根据这一规律可见，“羊”与“言”会意而成“善”，已经不属于最原始的象形字了，而是进步到了抽象的道德评价和提出共同的社会公德要求的高级阶段。

“善”作为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同“義（义）”字、“美”字等一样，在先秦早期的典籍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例如，在《周易》思想中，就形成了观物取象、格物穷理以求真；凝道、行道，以心循理来守真；观感化物而求善，至诚得天而至善；合天人以求美，天人合而尽美的思想体系。道家学派的《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一样。它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争功；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因而最接近自然之道；留居在便于选择的地方，心胸保持沉静。待人一片真诚，说话恪守信用，从政顺情顺理，办事发挥所长，行动把握时机。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善”之德，就是一种谦逊不争的美德。《论语》中，则向我们展示了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的“善”之德的形象，他一生正直不阿、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自觉以孔子为榜样，他品格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轻财好义，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道而行，宁折不弯；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因素，无不体现着“善德”的精神实质。

由于善德文化萌芽于德山，生长在德山，随着唐代佛教文化、明代以后伊斯兰教文化逐步进入德山，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发生交融并相互激荡。唐代高僧德山宣鉴在宗教方面的改革，就是受到善卷开拓精神的启发。佛教认为“善”作为个人的思想行为，对自己是有益的，对他人也是有益的；在今世是好的，在来世也是好的。其具体表现为“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4]。德山佛教文化奉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培养“善根”，广结“善缘”，积德行善，以求“善果”。伊斯兰教认为“与人为善”才是“大善”，并将善分为七大板块：孝敬乃万善之首，慈爱子辈乃长者本分，亲族相顾乃人性之长，善待仆人和下级，照顾鳏寡孤独，对邻居和同胞的责任，泛爱人与众生[5]。这些朴素的“善德”思想，无论对社会还是人生，其启示都不可否认是有益的。

由此可见，善卷“善德”文化，作为中国思想史早期的一种“源”文化因素，同炎、黄、尧、舜的“创新”文化、“和谐”文化一样，已经融汇到后来的诸子百家和地方楚文化以及常德区域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最耀眼的文化因子。常德人离开了德山“善德”文化，将失去今天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灵魂，也将失去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四

善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体表现多种多样，这是因为“善德”概念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对自身提出的最高道德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最高标准。因此，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善德文化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几方面的精神滋养，并发挥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筚路蓝缕，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是坐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去开辟荒山，开创事业。这正是当年善卷“让王”，带领自己的部落遁入深山，不辞劳苦，去开辟自食其力的生活环境的情景。后人常用来形容创业的艰辛。要想事业有成，就要有不怕吃苦，舍得吃苦的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常德市在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与先发达起来的地区，与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德山经济开发区本身也是如此，来常德、来德山开发区创业的企业家，则更是如此，都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

二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深固难徙，出自屈原《九章·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颂》是我国最早的咏物诗。它是屈原早期表达爱国情怀的作品，开创了诗歌体物寄情、托物言志的优良传统。当年善卷带领自己的部落，为争得一席生存空间，也是经过艰苦斗争的。20世纪40年代，记者黄潮如在报道常德会战歌颂抗日将士的长篇报道中，就是以善德文化和屈原精神作为开篇。爱国必爱乡，今天我们并不提倡一辈子守着家门，鼓励远走高飞，追求理想，开创事业。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心系家乡，关注家乡建设，倾情回报家乡父老。这就是一颗故园心，一腔故乡情。这种爱土爱乡的爱国精神，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善卷“让王”，自主创业，首先就要有创新的勇气。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于公元前613年继位。开头三年，他终日郊游围猎，并扬言：“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伍参冒死进谏，正逢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参请他猜谜：“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数月之后，一切照旧。大夫苏从又进谏，庄王抽出宝剑要杀他。苏从无所畏惧，坚持劝谏。于是，庄王罢淫乐，亲朝政，举伍参、苏从担任要职。之后，又提拔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发展生产，从而奠定了楚国的争霸基础，楚庄王最终成为中原五霸之一。其实，楚庄王的成功，源头在善德文化。今天我们要工业强市，文化兴市，楚文化从善德文化中衍生的这种“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不可缺少。

四是“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学术界一致认为，善卷是苗族人民的先祖之一。洞庭湖西岸德山一带，曾经是远古九苗、三苗腹地。当年善卷带领自己的部落，退居以德山为起点的西南山区，正是以“兼容并蓄”的阔大胸怀，同当地土著部落相互吸纳，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今天既具有独特凝聚力又能不断接纳新生事物的胸襟开阔的苗族。而今天的善德文化本身，也已经形成为以善卷善德精神为核心的，同时包容了与德山密切相关的儒学、道教、佛教、伊斯兰等各学派、宗教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形成了具有海纳百川气派的综合性格局。

五是“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诚信”理念，是善德精神的最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诚信”理念更具有实际意义和现代价值。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主席就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应该是人际关系最起码的基础。善卷所处的尧舜时代，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十分向往的和谐社会，虽然那种“和谐”，只是一种原生性的和自发性的原始和谐，但作为“和谐社会”的一种理念，无疑融入了历代人们“桃花源”式的理想。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得到充分发扬，公平正义得到充分体现，诚信友爱蔚然成风，创新活力充分展示，安定有序局面得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的内涵更充实，更具体可感，具有可操作性，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心中桃花源”了。可见，“诚信互助”的和合精神，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慎子逸文．太平御览：第101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2.

[2] 刘蔚华，苗润田．百子全书：第五册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123.

[3] 荣震华，等，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7.

[4] 王景庆．十善和善心所法 [M]．兰州：兰州书局，2001: 37.

[5] 唐小蓉，陈昌文．《古兰经》：伊斯兰教的精神世界与行为导向 [J]．新疆社会科学，2006（5）: 64-71.

（原载《武陵学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