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服饰与中国文化

1．赤铁矿粉的启示

1930年，中国学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顶洞”，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洞穴遗址，这是继1927年中外学者在该地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1933-1934年进行正式发掘时，发现这里不仅有代表八个不同个体的人骨化石，还有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考证遗物所在年代最迟为一万八千年以前。

在山顶洞发现的穿孔饰品中，有鱼、兽的牙、骨，还有以石材做成的石珠和石坠等。文物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已经确认各种穿孔兽牙共125枚，其中有1枚虎的门齿，其余的是獾、狐、鹿、野狸和小食肉动物的犬齿，都在牙根部两面对钻成孔。此外还有钻孔的海蚶壳、鲩鱼眼上骨等。石珠中有7颗白色石灰岩石珠，虽然形状不是很规则，但大小基本相同，其中最大的一颗直径为65厘米。另外有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石制成的石坠。这种石饰件有的从一面钻成孔眼，有的是从两面对钻而成。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些饰件上有红色的痕迹，很明显是以赤铁矿粉染过的。因为红色集中在孔眼部位，所以今人推断史前人类是以赤铁矿粉染过的带子将那些饰件穿在一起。山顶洞人那排列成半圆形的饰件，也就成了项链最初的雏形。

欧洲考古学家也曾发现过类似的饰品，并将它们称为“护符”。很显然，山顶洞人将牙、骨、石钻出孔洞，是为了穿戴，悬挂在身上，这是有实际意义的。而是否要染涂穿系的带子，则完全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了。山顶洞人的以赤铁矿粉染红色的做法，显然是有意识的。在工艺条件十分低下、人类的生活还基本上茹毛饮血时，纯粹以红色装饰以求达到审美目的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看到在山顶洞人埋葬的尸骨上也撒放着赤铁矿粉粒，这可能是特意为之的，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这种意识代表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在不断进步。

人面纹黄玉饰

商代

这件人面纹玉饰为黄玉质。艺人运用写实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粗犷和悍勇，工艺上采用这一时期开创的减地法，强调了人面的立体感。头部带有浸蚀和土沁，给人很强的沧桑感。商代常见的“齿牙”状纹饰，在这件黄玉人面饰件上也有体现，成“几”字形，雕琢在人面两侧的耳廓之上，象征性地表示蓬松的重发。琢工虽粗，但“折铁线”似的硬折方角已不多见，足见技艺在不断地进步。人面带有耳饰，如环、镂雕，可见商人对首饰的制造和使用已相当讲究。商代玉雕人面饰件今日已不多见。

抛开普通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如果从服饰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现那些被现代人称为“活化石”的落后民族，恰恰为服饰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活资料。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山顶洞人项饰上的赤铁矿粉踪迹，或者是用赤铁矿粉染过的红带子，尽管出现在史前，却是中国文化萌生出来的，是与后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一脉相承的。赤铁矿粉用于项饰并非偶然，后人种种用于服饰乃至非服饰的红色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图腾与祖灵崇拜

全世界人类原始文化中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推测并坚信自己部族的产生根源于一种自然物，大多为动物，如熊、狼、鹰、飞鸟等；也可以是植物，如枫木、葫芦等；还可以是太阳或月亮。

翻开民族起源的神话，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看到图腾崇拜的影子。图腾崇拜以及与此有关联的祖灵崇拜，是典型的原始文化现象。自从它们反映在远古服饰上以后，就强固地伴随着服饰文化发展，有很多一直保留到现代，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以至成为现代文明中的一曲古老的民歌。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曾在1973年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盆。彩陶盆内壁绘着五人一组的三组人形，手拉着手舞于池边柳下。这些人的形象是以剪影的形式出现的，因而看不出五官，却能清楚地看到头上垂下的发辫和腰间垂下的尾饰。尾饰在原始服饰中很普遍，是图腾崇拜中动物崇拜的典型表现，当然也会出现在单纯的狩猎模拟舞中。中国的傈僳族服饰至今还保留着图腾崇拜中尾饰的痕迹，那是一种三角形的饰物，以色布和彩线拼缝并垂下一些流苏或小型布饰，穿好衣服后将它扎系在衣外腰间，这种相当于尾饰衍化物的饰件就垂在身后臀部的略下方。傈僳族现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傈僳族自治州以及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地，历史上就是由虎氏族、熊氏族、蛇氏族等组合而成的。很显然，这些动物形象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条尾巴。

《礼记·王制》中曾以中原人的口吻记述了中国边远民族的服饰特点：“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雕题，是以刀针在额头刻画，属文面。很多民族都有文面的习俗，有的延续时间很长。如今日的怒族，主要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兰坪与维西县，至16世纪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阶段，20世纪中叶还保留着结绳记事的方式，因而至20世纪下半叶，从老年人的面部可以明显地看到原始文面的存留现象。怒族注重图腾崇拜，各个氏族的后代以文面文身的方式对自身进行再塑造，以标识自己属于哪一个氏族。

原始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灵崇拜。在图腾崇拜和祖灵崇拜中，动物形象最多，如生活在云南和四川等地的纳西族，就有着悠久的文化。根据纳西族东巴经“盘球沙美女神”的故事和丰富的民间传说，可以得知纳西族崇尚青蛙，东巴经典里称它为“黄金大蛙”，民间称它为“智慧蛙”。最具纳西族服饰文化特色的皮披肩，其式样即是模拟蛙身形状剪裁而成的，缀在披肩上的圆形图案即表示青蛙的眼睛。这种披肩就是典型的以青蛙为图腾的民族服饰。居住在台湾地区的高山族，将蛇认作图腾，以蛇为神灵的化身，并认为祖宗的灵魂就附在蛇身上，因此无论男女，都在服饰上绣或刻上蛇纹，尤以“百步蛇”最具特色。贵州的苗族崇尚牛，认为牛是天外神物，为造福人类才降至人间助民耕田耙地，因此苗族对牛神崇敬笃诚，每年给牛过生日，举行祭祀牛神的仪式。苗族服饰中既有木质牛角形头饰，也有银质牛角形头饰。木质的长达50厘米，两端角尖竖起，中间有梳齿，便于缠绕假发、黑线并加以固定，形似黄牛角，流行在贵州贵阳、毕节等地；银质的高、宽可达一米，重1.5～2.5千克，用厚薄不一的白银片打制而成，两角高高耸立，形如水牛角，上有“二龙戏珠”

等花纹图案，银角间还插以压花银扇。无论木质还是银质，都是历史悠久的苗族传统服饰，它的形成与苗族社会的发展和原始图腾崇拜、祖灵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原始崇拜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植物形象。中国西南边疆居住着古老的德昂族，德昂族女子腰间都围着一圈圈藤箍，这是因为德昂族说他们的祖先是从葫芦里出来的，女人出了葫芦就满天飞，结果天神帮助男人捉住了女人，并用藤箍将她们套住，从此一起生活，永不分离，世代繁衍。后世对此已是越做越讲究，有的前半部用藤篾，后半部是螺旋形的银丝；腰箍宽窄粗细不一，多用油漆涂上红、黑、黄、绿等颜色，精致的腰箍上面还刻着各种花纹或包上银皮。但是，藤箍的基本形式没有变，图腾和祖灵崇拜的痕迹牢牢地记录在了服饰上。

3．天（自然）崇拜

原始崇拜中除了图腾崇拜与祖灵崇拜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可包括天、地、日、月、星、辰、水、火等，这也是与所有人类共存的，但中国人更崇尚天，将对天的崇敬上升到了很高的文化位置。

中国古人意识中的天，远不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天体或宇宙，也不完全是主观臆想的神灵居处。中国人思维中乃至通过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对“天”这一概念的释义，其博大深邃的程度，可以与真正的宇宙空间相比，甚至比宇宙还要广阔。这些正显示出中国人思维模式中所特有的浑然一体和包容深远。

对于研究人类早期文化来说，出土实物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在甘肃省辛店出土的彩陶上，有几个散落的人形，衣着为统一的贯口（贯头）衫，但是其中有一人戴着帽子，帽式为剪影呈正三角形的斗笠式。无独有偶，陕西省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也有人面鱼纹，人首戴着尖顶的帽子。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去考虑，尖顶帽可保证雨水自然顺流而下。这种造型来自以草叶类植物覆首，似乎顺理成章。当然还有人认为头是圆的，戴在头上的帽子上部内收，自然也就成了尖顶。这些说法没有错，因为某些建筑物攒尖的屋顶与帽顶往往异曲同工，它同样是考虑到减弱风力和不存雨水。

中国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人，男子在额前留一撮方块形、边长为6～10厘米的头发，编成一两条小辫子，或称“椎髻”，谓之“天菩萨”，也称“指天刺”。除父母长辈外，任何人不许触摸。即使战争中，对俘虏也不许碰触污辱。发髻的外面以青、蓝色布帕包裹，在右前方扎成细长锥形，指向天空。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称谓上，都可以看出这意味着古代彝族人对天的崇拜。在这一点上，彝族与汉族的意识并无二致，都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天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最上端的头颅（首）。汉族人将全部头发梳拢到一起，在头顶稍后方扎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用簪子横穿固定，有的再用布包起来，或是戴冠。在汉族人的意识中，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虽说这种意识的完整表现是在儒家学说中才出现的，但是仍可认为儒家关于头发尊贵的说法是以早期汉族天崇拜意识为基础的。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首服的禁忌，如很多民族都不许将别人的帽子、头巾随便掷抛，不许坐在臀下，更不许用脚踩。这些都直接显示了人们对于人体最上部服饰的尊重，并间接体现出源于先民的天崇拜意识。人们重视头饰的意识在中国文字中也有体现，如“美”字，当代人箫兵有所谓“美的原来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之说，他强调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美”极像一个“大人” 头上戴着羊头或羊角，以显示神秘和权威。

嵌宝石莲瓣纹梵字金簪

明成化

通长12.5厘米，托宽9.6厘米

金簪采用捶打、錾刻、镶嵌、焊接等工艺技法制成。簪柄扁而尖，簪头为镂空莲花托梵字，莲瓣分为两层，下有卷莲枝相托盛开的莲花，正中为一个梵文，寓意信心坚定，如金刚不可摧破。莲瓣及梵文上镶嵌红蓝宝石和珍珠。

4．骨针与纺轮的出现

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了一枚82毫米长的骨针，它直径为3.1～3.3毫米，针身微弯，一头有锋利的尖，一头有针孔。如果我们用今日的工艺标准去要求，它实在显得粗糙，但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十分低下的工艺水平相比，可称得上是一件精致的缝制工具了。它体量虽小，但意义非凡，也就是说，它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出现，表明了人类从直接采集外衣（衣者依也）的“自在”状态进入到缝制衣服的“自为”状态，迈出了伟大的一步。这在服饰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国梭鲁特文化遗存和中国山顶洞以及其他同时代遗址周围，曾发现了赤鹿、斑鹿、野牛、羚羊、兔、野猪、狐狸、獾、熊、虎、豹和鸵鸟的残骨，甚至有大象与犀牛的遗骸。根据现存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的制皮工艺来推断，可以看出人们是将野兽杀死以后，先是用石刀将兽皮剥取下来，然后再切割里面的肉，或生吞，或火烤。果腹之后，用河水将兽皮上的血渍冲刷掉，再用木槌去捶打，使之柔软，然后按需要的形状用石刀裁开，最后用骨针穿着兽筋或兽皮条缝缀起来。如今的因纽特人就是以动物的筋腱为线来缝制皮衣的；中国东北部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不仅缝制，还要在皮子上绣花或纁花，这些工作大多由妇女从事。1958年，在渭河下游的陕西省华县一个成年女性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片、骨针和骨锥。骨针已经能做到针身笔直，钻孔规整光滑，骨锥更说明了缝制工具已进一步完善。

从人类创造活动的普遍进程来看，在直接采用植物为服饰并将兽皮连接成简单的皮披之后，物质文明的发展使远古人类逐渐掌握了以植物纤维来织布、制衣的工艺。《诗经》中即有“丘中有麻”“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之句，而且有专门的《葛覃》篇，内有“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斁”。另外还有《绿衣》和《葛屦》篇，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人们加工和穿着植物纤维服装的情景。人们懂得剥取植物纤维已经是纺织的关键一步，而开始应用纺织工具去加工衣服面料更是人类的又一次伟大的进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石质纺轮和纺锤等，说明了物质文明在原始文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纺锤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一部分似砣样的叫做片杆，下一部分通称为纺轮。单独的纺轮出土很多，如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河北磁山遗址、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以及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等，都有刻纹的纺轮出现，而且从正侧面看，有扁圆形、鼓形等。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纺轮的造型更丰富，而且有些还加以彩绘。通览原始社会遗址中的彩陶纺轮，就会发现它与那些同时期的陶质器皿一样，也是在红黄色的陶上用红褐色、黑褐色等矿物质颜料绘画，图案中呈现直线、弧线、圆点，有的呈放射状，有的呈同心圆，还有的形成二等份、三等份或四等份，有些甚至形成不规则却又面积基本相同的两部分，极似后世道家的阴阳鱼图案，其构图方式被美术界称为“一整二破”。

这种简易的纺织工具是用来纺线的，中间插上竖杆，绕上纤维后旋转起来，就等于是巧妙地利用物体自身的重量和它旋转时的牵伸力，以达到加捻纤维使之成为纱线的目的。比起用手来搓捻葛、麻纤维，无疑提高了纱线的产量和质量。从同时出土的红陶钵底所印出的布纹可以测出，当时纺制的纱线为直径在1毫米以上的粗纱。在公元前5000年的半坡人遗址中，已发现纺轮大小差异明显，最小的只有约10克重，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纺制很精细的纱线了。随后，带有机械性质的纺织工具出现了。1975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即新石器时代遗物）时，不但出土了木制和陶制的纺绪，而且有了引纬用的管状骨针、打纬用的木机刀和骨刀以及绕线棒等。其他形状各异的木棍，很可能是原始织机的组件，如木机刀和卷布木轴等。不可小看这些粗笨的木棍，这些组件的出现，证明人们已经在“手经指挂”的基础上又跃进了一步。

《淮南子·汜论训》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考察如今仍处于原始社会方式下的部落人，人类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纺织工艺的阶段，即是将经线的一头依次一根根结在同一根木棍上，把木棍横放在人前伸的双脚底处。经线的另一头依次结在另一根木棍上，这根棍固定在腰间。坐在地上的人将双腿伸直以使经线绷紧，然后就可以类似编席子一样，将纬线编在经线上并推紧。“手经指挂”虽然很慢又十分辛苦，但它毕竟是人类在服饰文化中探索面料纺织的重要过程。不能忽视的还有从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梭。梭是穿线织布的工具，有了梭，就会比用手牵纬线去穿经线容易且便捷得多，因此工作效率可以比“手经指挂”提高好多倍。这一阶段的骨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扁平式的，一头有孔或两头均有孔；一种是空筒式的，一头有尖，中部有孔。骨锥也开始出现粗针式和扁平带孔等形式。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染织史》（吴淑生、田自秉著，1986年9月）所引考古资料，1972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三块葛布残片上，已明显看出是纬线起花的织物。花纹为山形和菱形斜边，另还有罗边组织。分析结果认为这是双股经线的罗纹织物。双股线的直径为0.45～0.90毫米，经线密度为1厘米约10根，纬线底部密度为1厘米13～14根，罗纹部密度为1厘米26～28根。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现了由苎麻纤维织成的布，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化验，所用的麻线有双股，也有三股拧在一起的，每平方厘米各有经纬线24根和16根，再细的已达到每平方厘米经线30根、纬线20根。同时出土了一批约公元前2700年的家蚕纺织品。作为丝的表征，与经纬丝粗细相仿，纤维表面有茸毛状和微粒状结晶体，呈灰白色或白色透明状。这里发现的丝是由十多根粗细均匀的单丝紧紧绞捻在一起的。有的绢片没有炭化，呈黄褐色，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8根，是典型的平纹织。另有虽已炭化但仍保持一定韧性的丝带和丝线，一条丝带宽0.5厘米，是用16根粗细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技术的高水平发展，正说明了纺织工具在不断提高。就在中原人利用蚕丝和植物纤维进行纺纱织布时，中国牧区的游牧民族也在加工羊毛和其他兽毛，用来做衣服和铺垫等御寒物。1960年在青海都兰诺木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两块毛织物残片，经线密度约为1厘米14根，纬线密度约为1厘米7根；经线粗约0.8毫米，纬线粗约12毫米。这说明了在公元前2000年时，西北游牧民族的毛纺织工艺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染色属于物质文明范畴，并关乎中国服饰文化风格的形成。1963年，在江苏省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五块赭石，赭石表面上有研磨过的痕迹。同时期的诸多遗址中出土了类似于现代面板和擀面棍形的石质研磨工具，而且上面残留着矿物质颜料。满山遍野的植物更是天然染料，原始人先是把各种颜色的花、草和厚叶搓揉成浆状物，然后以它来浸染织物或在织物上描绘花纹。再以后，逐步掌握了用温水浸渍的办法来提取植物染料，这时已包括选用树枝、树皮和块茎等，如选用茜草的根染红。在陕西省华县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曾发现朱红色的麻布残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染色工艺的产品效果，这比起周时成书的《诗经》中关于衣服颜色的记载显然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