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瓮牖剩墨之八
人类之所以有迷信的举动，无非为的是求福和除灾。求福是积极的，除灾是消极的；迷信毕竟是偏于消极方面。譬如你劝一个乡下人说：“如果你要发财，只须去祈求某神，”他不一定相信你；等到他的儿子病重的时候，你再劝他去祈求那神，他就非信从你的话不可了。假使人类没有死的恐怖，迷信的事情就会消灭了一大半，我相信。
世间的事情，要算迷信界最没有办法；同时，也要算迷信界最有办法。说最没有办法，因为：“阎王注定三更死，谁人敢留到五更？”说最有办法，却是因为迷信的人或主持迷信的人能随心所欲，创造许多事物。普通总说是神造人；其实在迷信界却是人造神。自从中国有了科举，道家就创造一个梓潼帝君（即文昌）来适应文人的需要；从中国佛教兴盛之后，释家因要迎合国人求嗣的心理，就创造一个“送子观音”。人怕鬼，因而想起鬼一定也怕“鬼中之鬼”。于是道士们妙想天开，又造出“人死为鬼，鬼死为”的学说来了，只要门上贴一张“”字符，表示“鬼中之鬼在此”，鬼看见了就不敢进去。此外，道士们可以自封大官，擅发护照，锡箔店可以发行元宝和钞票，这大都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吗？
说起鬼神，首先令人联想到香。焚香的风俗是中国上古所没有的，后来它才跟着佛教传入中国。道士们的焚香，又是跟和尚学来的。在民众的眼光看来，香的效力很大。我们那边的俗话说：“狗屎受了三天的香火就有神”。无论祭祖、拜神、求佛，必须先焚香然后可以磕头；据说正式的诅咒也须焚香，否则只是吓吓生人而已，鬼神决不理会那些不焚香的诅咒。我生平只见过一个不守规则的道士：他给人家“送鬼”的时候，一面问主人要香烛和洋火，一面先喃喃作咒起来，等到香烛点着，祭品摆好，他已经收了谢礼，向主人告辞了。这因为他生意太好的缘故，是不足为训的。
中国人的祈禳显然是一种贿赂。猪头三牲给神吃了还不算，再送上若干“元宝”。既是贿赂，穷人或悭吝人就要吃亏。譬如打官司的两造
都向某神许愿，一定是鸡肥猪头大的一方面得到胜利；又如某人病重，他的妻儿求神希望他好，他的仇人求神希望他死，如果所求的是同一个神，那人的死活就要看元宝的大小多少而定。但是，除了贿赂之外，人们还有对付鬼神的办法。关亡魂的时候，如果鬼不肯说实话，可以用绳子绑缚着他（其实是男巫或女巫），逼他吐实。每年腊月二十三日，灶君照例要上天报告人间的善恶，人们除了给他相当的贿赂之外，还拿“糖元宝”糊在他的嘴上，让他在玉皇跟前张不开口。
祭祀祖先，向来不归入迷信一类。生前既然应该赡养，死后的祭祀自不能谓之贿赂。“祭神如神在”，所以向来反对释道的人也很虔诚地奉祭祖先。但是，有些事情似乎是超出于“祭义”之外的，叫做迷信也未尝不可。譬如中元节，它是起源于道教和佛教。直到现在，还是很盛行的。北平的北海每年七月十五日的晚上，漪澜堂和五龙亭挤满了人。莲花灯未必真的好看，团
明月底下的红男绿女却是一年到头看不到的。超度阵亡将士是用这一日；北平大学医学院致祭被解剖的人似乎也是用这一日。据说中元节是鬼节，地狱里的鬼蒙恩放假一天。人们自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是地狱里的鬼，但是不妨趁此也祭一祭他们；万一他们当中真有陷在地狱里的，也因此得到好处。我童年的时代，每逢中元就很忙，要帮助大人凿纸钱，折元宝，印马匹……，祖母和母亲也忙着做纸衣服。这样大约要忙一个礼拜。有一篇祭文，不知是谁传下来的，因为声调铿锵，我就记在心里，现在还背得出来。大概说的是：“时维七月，序属中元。地官于焉纵狱，时王以此祭孤。念我已往先灵，生不失为全人，殁必膺夫异数。或待诏乎天上，或修职乎土司；或徜徉乎广寞之乡，或逍遥乎极乐之国……能不凄怆焄蒿，绥我思成也哉？……”直到如今，我仍旧认为这一篇祭文做得非常得体。
由上面的一篇“四六”看来，可见文人也免不了迷信。几年前，有人看见一位大学教授在妙峰山上磕头，传为笑柄。这种事在三十年前并不为奇。我在童年时代还看见家里有《太上感应篇》和《阴骘文》。最有趣的是一种“功过格”。做某一件善事记大功一次或小功一次；做某一件恶事记大过一次或小过一次。这些都在“功过格”里有明文规定的。执行记过者就是自己。年终时作一统计；如果过多于功，必须痛改前非，否则将遭天谴。实际上，文人之所以这样做，大半由于科举。科举是无凭的，所谓“不要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于是他们相信冥冥中有主宰者在。他们宁愿不奉财神，却不能不奉文昌，就是这个缘故。
一般人的迷信自然比文人又深一层，于是有“苦肉计”。“苦肉计”者，自己故意先找些苦头，希望因此得到神佛的怜悯也。妙峰山每年进香的时节，总有人从山脚下五步一跪，三步一拜的，直拜到山顶。江浙一带更有所谓“戳肉撑炉”。当在神佛“出会”或祈雨的日子，诚心的信士用几个铁钩钩在手臂上，铁钩下面挂着香炉。据说若是诚心的人，戳破了的肉会很快地收口的；否则有溃烂的可能。此外又有人舍身为罪犯，穿着红衣红裤跟着神佛走。非但迷信的人喜欢用苦肉计，连主持迷信的人也爱用它。道士们会用刀划破手臂，取些血给病人吃。苦肉计也有出于孝心的，如卧冰求鲤、割股疗亲之类。报载现代的大学生当中也还有人割股，此乃古道尚未完全沦亡之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求嗣心切，非任何民族所能及。广东戏跳了加官之后，跟着就来一个“仙姬送子”。求嗣的人，除了拜恳送子观音之外，还不惜访求良方。据说某一个地方的女人如果久不生育，就设法找到一个胞衣，烤熟了吃下去，有神效。医者意也，此医卜星相之所以并称欤？生了女儿还不怎么样；生了儿子就想尽方法不让他死亡。依某一种人的看法，儿童的夭折就是不肯跟随这一对父母而要另行投胎的表示，所以做父母的应该羁縻住他。给他戴上项圈还不够，最好再加上一副金锁。手链脚镣，应有尽有。最特别的是以铜穿鼻，把他当做牛一般地豢养，头上有福禄寿三星或八仙贺寿的帽子，身上有八卦和咒语的包被，把儿童保护得无微不至。名称上也有斟酌：最好的是避免承认儿子。我们家乡的人喜欢教小孩叫父亲做叔父或伯父，叫母亲做奶娘或婶娘，把儿子命名为阿妹，因为不承认他是男的；又有人命名为阿狗，简直不承认他是人。江浙人所谓阿毛，其实就是阿猫，和阿狗同一用意。如果先养女儿，喜欢把她叫做跟弟和招弟之类，希望她领一个兄弟来投胎。——这样宝贵小国民和重视男性，所以抗战四年有余，并不愁缺乏壮丁。
医卜星相之中，医是“升格”了，不在讨论之列。相面最有变化，因为世上没有面貌完全相同的人。麻衣相法决不是完备的书；相士中的名流都能“神而明之”，相术超出于此书之外。星命的变化就少了，其法以诞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相配，共成“八字”，以定吉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数学家可以即刻告诉咱们“八字”共有多少可能性。关于占卜之术，我只懂得两种：第一种是通俗化的“六壬”，即大安，流连，速喜，赤口，小吉，空亡。其法以月日的数目相加，再加上时辰的顺序，然后依上述“大安”至“空亡”的次序数去即得。这自然比“八字”更少变化。第二种是“金钱课”，以六十四卦为根据。其法用铜钱三枚作法，如得一字二背，即作一画（阳爻）；如得二字一背，即作二画（阴爻）；如得三背，即作一圈（阳变）；如得三字，即作一叉（阴变）。共摇钱六次，得六爻，然后依法占之。这种卜卦法虽比较地变化多些，然而其变化的可能性仍旧是算得出来的。至于测字，可能性更少了，因为常用字不过二三千个。但是，术士之中不乏聪明的人，他对于这种有限的变化也有很聪明的解释。试看下面的三个故事：（一）一个宰相和一个铁匠的“八字”完全相同：但是，这“八字”是“五行欠水”的。那宰相生在船上，有水相济，所以做了大官；那铁匠生在炉边，非但欠水，而且加火，所以没有出息。（二）一个秀才拈了一个“串”字，测字的人断定他连中两榜；同行的另一秀才仍拈“串”字，测字的人却断定他家有丧事，因为有“心”拈“串”就成“患”字了。（三）某皇帝微服出游，见一个人拈“帛”字，测字的人断定他有丧事，因为“白巾”就是戴孝，那皇帝跟着也拈“帛”字却被识破是皇帝，因为“帛”字是“皇头帝脚”。——咱们千万别和江湖术士辩论；他们的唇枪舌剑决不是咱们所能敌的。
日本军人的择日，大约也是从数目上着眼的。他们特别看中了“八”字。沈阳事变是九一八，淞沪之役是一二八。芦沟桥事变是七七的深夜发动的，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七八。他们轰炸南苑，占据北平，是在七月二十八。甚至第一次轰炸昆明，也择定了九月二十八。读者一定可以帮我们找出更多的证据；然而我还可以举出最近的一件大事：日本对英美宣战，却也选中了十二月八日——另一个“一二八”。我们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偶合。但是我们也不想作任何批评。只有一句话是可以说的：咱们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
一九四二年冬《中央周刊》
（选自《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