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不管朱棣即位后所授意撰写的《明实录》如何篡改，不可改变的是，他是由一个默默无名、不被朱元璋宠爱的妃子所生。出生时正值陈友谅率军大举进攻应天，朱元璋忙于战事，应接不暇，对这个儿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

在所有的皇子中，朱元璋真正付出感情、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标。朱元璋非常注重对朱标的教育，不单给他指派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学者”宋濂为帝师，更任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这三位洪武年间的大才子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教育团队，分别从学识、文韬（行政经验）、武略（军事经验）上给予朱标指导。

早在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已放手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要诀“仁、明、勤、断”。朱元璋自知驭下极严，一方面固然是他严苛多疑的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苦心，他想消除所有可能的隐患，所以不惮把恶人做了，留一个铁桶江山给朱标。届时，朱标再以仁治国，博一个万民拥戴，江山永固。

朱元璋没有看错，朱标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继承人，他有着朱元璋所没有的仁慈。他的儿子朱允炆也是个好人，如果条件允许，他们父子俩都有可能成为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奈何，朱标死在朱元璋之前；奈何，年少的朱允炆身后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叔叔——燕王朱棣。

相较于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嫡长子朱标，庶妃所生、排行第四的朱棣着实凄苦，是一个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他上面有三位哥哥，下面还有二十二个弟弟。

自幼奔赴沙场，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朱棣，跟随洪武年间的名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习惯了腥风血雨。战争和权谋将他磨砺得心如铁石，城府极深。他知道，如果想赢得父王的器重，就必须有过人的本事。为此他抛头颅，洒热血，深入大漠，远征元军，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在他那深信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父亲眼中，他再威猛也只是镇守边陲的利器，可以用来靖边绥远，安邦定国，绝不可能被许以九五之位。即使在朱标死后，皇位也只属于嫡长孙——那个少不更事的朱允炆。

虎踞龙盘的应天府，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金戈铁马的北平，虎视眈眈的燕王已是杀机暗涌。随着皇位的更迭，时局发生变化。有一件事令朱棣寝食难安，如剑在悬。朱允炆即位之前，身边的两位大臣齐泰和黄子澄便在他耳边吹风，倡议削藩。

削藩之策源远流长，祸患也有前史可鉴。汉景帝时曾引发七国之乱，唐宪宗时亦兵祸连连。此事不是不可行，但若在君权不稳时贸然动手，很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所削藩王又是同姓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

朱允炆虽然不笨，但跟老谋深算的朱棣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更何况，他手下的谋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姚广孝）相比，亦不止低了一个档次。在后来的靖难之变中，黄子澄屡出昏招，更是加剧了他的失败。

黄子澄和齐泰贸然行事，授人以柄，引发众藩王不满。燕王朱棣带头起兵正是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众藩王心照不宣，默契地袖手旁观，不肯发兵相救。

随着朱允炆削藩之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形势越来越紧迫。很快，摆在朱棣面前的只剩两个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拼死破局。

这是一条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路。

在这个绝对的世界，成王败寇，皇权争斗没有模糊的边界，没有中间道路可循。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容逃避。

昆曲《千钟禄·惨睹》里有一支《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人世间的翻天覆地，有时就在顷刻之间。这一支《倾杯玉芙蓉》写的就是燕王朱棣谋反之后，建文帝朱允炆逃出京城，与追随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隐姓埋名，辗转千里，一路目睹大臣被杀，内心惨痛至极。曲辞荡气回肠，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意味。

对朱允炆来说，人生可不就是无可奈何吗？天地间，其他的角色有很多，皇帝却只有一个。叹只叹，他经验太浅，错用了书生；叹只叹，朱元璋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翦灭功臣，定下了“藩王戍边”之策；他只相信自己的儿子，却不料藩王势大，朱允炆无力弹压，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

从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那一刻开始，朱允炆注定要面对这场无比惨烈的决斗，赌注就是江山社稷、皇位尊荣。从失败的那一刻开始，他是生是死，已经不再重要。

“靖难之变”这场宗室之战历时四年，朱棣成功夺权，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攻破南京城后，朱允炆下落不明。有说是葬身火海，有说是隐姓埋名逃遁而去。有传言称日后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寻访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的时代结束了，而大明的远航才刚刚开始。没有人可以断言朱允炆不如朱棣。可是，胜负已分，失败者注定要离场。站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前，仿佛是在看紫禁城的前身。瓦砾堆中，夜风如诉，有历史的余音绕梁。

一个时代的断简残章，未尝不可看作另一个时代辉煌的序曲。在遥远的北方，新的宫城正在崛起，并将伴随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

我之所以说了这段前史，是为了说明朱棣夺位之后迁都北京、肇建紫禁城的因由。

作为一个篡位者，朱棣免不了要承受名不正、言不顺的指责。他不想生活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更不想随时随地提醒天下臣民不忘旧主。初步稳定了统治之后，迁都、肇建新的皇城就成了势在必行的大事。

其实，朱元璋当年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将其他地方作为都城，他最看中的是陕西西安，其次是元朝旧都燕京。阻碍他选择这两座城市的最大原因是新王朝的财政问题。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选择南京作为都城是最经济的。可惜南京地势不平坦，填湖之上所建的皇宫建成后不久就地基下陷，呈南高北低的态势，这令朱元璋大为苦恼但又不好发作（因为选址是他定的）。晚年朱元璋萌生了迁都西安的想法，曾令朱标去勘探，终因力不从心作罢。

公元1368年，元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元顺帝放弃了都城燕京，率众退往漠北。士气高昂的明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元大都。已在南京建都的朱元璋下令将燕京改名为北平府，几年后，将此地分封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毫无疑问，朱棣对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比南京更有感情。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甫登帝位的朱棣就将北平府升为北京。登帝位之初的数年，朱棣以南京作为首都，但经常北上巡视，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他在北京期间，以燕王府，也就是昔日元朝的旧宫为宫室。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中，多次北征蒙古余部，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北京虽不及烟雨江南的风流妩媚，但朱棣就是钟爱燕赵之地的慷慨豪壮。南京作为四大古都之一，与汉文化休戚相关，患难相共，但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国祚都不长。此说虽有迷信之嫌，却有一定道理。南京有长江天堑，南方也早已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但这些地理优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元残部的威胁相较，都变成了劣势。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与近臣密议迁都，着手营建新城。但直到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北京紫禁城的营建仍处于准备阶段。这一年朱棣召集群臣，再次郑重商讨营建北京紫禁城之事，群臣一致赞同。获得支持后朱棣心中大定，工程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次年十一月，奉天殿、乾清宫就落成了。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全部工程均已告成。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南京降为留都，明王朝迁都北京。虽迁都已成事实，但此时的北京仍被称为“行在”。迁都之事非同小可，本就容易招来反对。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更少了一层名正言顺的底气，加上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谨身殿、华盖殿建成仅八个月后即遭火灾。朱棣认为这是上天降罪谴责于他，内心犹疑不定，更不敢明诏宣告迁都。直到朱棣去世，也没有下达正式迁都的诏令。

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一度试图迁回南京，只是当时南京连续发生了几次地震，阻碍了朱高炽的计划。此后仁宗、宣宗两朝依旧称北京为“行在”，被烧毁的三大殿也一直没有修复。直到朱棣的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六年后，重建的三大殿才再次矗立在紫禁城的前朝。朱祁镇诏令，定北京为京师，免去“行在”之名。至此，北京才正式成为明朝的首都。

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迁都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以明朝立国之初的北方边患，以蒙古诸部的战斗力，如果政治军事重心放在南京，明朝的北境将永无宁日。

当年，朱元璋没有把皇位传给他，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得到这一切。他战胜了无数对手，包括他自己。哪怕中途迷茫、胆怯，哪怕过程曲折、凶险，哪怕付出的代价是终身的孤独和警惕，他一样不悔当初。毕竟对朱棣来讲，君临天下、江山在握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梦想。

朱棣既是阴谋的篡位者，也是继往开来的开拓者。他秉持的理念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作为戎马一生的君王，他坚信，自家的天下自己当仁不让要守好。以不义取天下，以义守天下。他将向父亲，向后代，向天下人证明，他才是那个时代最适合主宰天下、君临万邦的人。

朱棣自己因反抗“削藩”起家，一旦坐上皇位，却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削藩”政策。有意思的是，朱允炆未竟的事业竟然在朱棣手中完成了，这也算历史的反讽。可见，“削藩”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口号、立场，而在于实力。